过秦论的作者是谁

过秦论的作者是谁过秦论作者：贾谊贾谊（前200—前168），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新庄）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

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

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

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

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33岁抑郁而亡。

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汉书·贾谊传》：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

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

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

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

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

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诸生于是以为能。

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

文帝廉让未皇也。

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谊既以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后岁余，文帝思谊，征之。

至，入见，上方受厘，坐宣室。

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

谊具道所以然之故。

至夜半，文帝前席。

即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乃拜谊为梁怀王太傅。

梁王胜坠马死，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

贾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

少年有为，破格提拔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

少年时，就跟着荀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

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

他又喜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

汉高后五年（前183年），贾谊才18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后为汉朝廷尉），是原来秦朝名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

吴公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

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很大的教益。

这时，贾谊为了勉励大家学习，传授《春秋左氏传》。

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

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

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

”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

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

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

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

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

这使汉文帝非常高兴，在一年之中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论政事的官员）。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进行改革。

他的改革建议，是针对汉承秦制而发的。

他认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败俗，废弃礼义，应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他建议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等等。

改正朔，就是改变秦以“水”为德，以十月为一年之始这样的历法；易服色，就是改变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张汉的服色应该尚黄。

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但是对贾谊的'其他建议，文帝是采纳的。

如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以及“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

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在当时符合社会的发展。

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在当时，贾谊还帮助汉文帝修改和订立了许多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汉文帝都采纳了。

但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实行，还是有阻力的。

例如，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实行起来就很困难，很多功臣不愿离开京师。

当时丞相陈平已死，功劳最大、权最重的是绛侯周勃，汉文帝让周勃带个头，就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到自己的封地去。

这样一来，列侯们才陆续离开京师。

由于这个建议是贾谊提出的，这就难免得罪了这些功臣元老。

权贵毁谤，被贬长沙贾谊初到中央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

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

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

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

周勃原是以织苇薄贾谊半身像[1]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

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他们又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

到了文帝朝，他们已经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

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

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

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当时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婴这些人是先帝的旧臣，权重势大，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

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

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

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

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

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

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

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

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

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

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

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

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

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

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

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

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

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他写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

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

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

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

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

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

远离浊世而深藏。

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非刘氏）王国，从来是安分守法的王国。

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

贾谊当长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学问。

长沙虽远离长安，但贾谊以天下事为己任，对朝廷的政治和经济大事，给了极大的关注，遇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

绛县地属河东郡。

绛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

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诬告周勃想谋反。

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

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凌辱。

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

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

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自杀，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

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

这样，币制就混乱了。

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

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