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作文

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作文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公众舆论和民间人士呼吁已久的纪念日，它的设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第一，确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对南京大屠杀中大量死难同胞的告慰和尊重。让他们知道，那些杀戮、逞凶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已经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那些发动战争元凶的甲级战犯已经遭到了应有惩治，后来的人们知道并同情他们的无辜和苦难。这种告慰和尊重是人类良知的重要体现。南京大屠杀是全世界公认的历史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强加给中国人民、南京地区人民野蛮的杀戮，深重苦难。在四十多天的时间内，三十多万同胞死于非命，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惨剧，也是人类历史上的悲惨一幕。不忘记这段苦难的历史，我们才知道今天和平的宝贵。只有使我们的国家强大、民族强大，才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够制止不义的侵略战争，更好地承担起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

第二，这是对否定南京大屠杀右翼复辟势力的庄严警告和法律压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国际上，总有那么一股为纳粹主义、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翻案的极右翼势力。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与世界和平、人类良知、历史进步悖逆而行。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再一次以法律的

形式向世界郑重宣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罪行不可否认，表明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没有忘记人类历史上那最丑恶的血腥屠杀一幕。同时，这也是对日本右翼复辟势力的庄严警告和法律压制。任何企图复辟军国主义的势力，任何企图推翻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政策，都不可能得逞。中华民族已不再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现在我们不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已经更加强大。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邪恶势力只能作为历史前进中的小丑而存在，他们悖逆于历史的事实，悖逆于历史的规律，永远不可能得到上苍的褒奖而真正做大做强。

今年12月13日，是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年初以专门决定形式设立的，从而为国家公祭日提供了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此次设立国家公祭日，来自民间的长期呼吁、政协的连续提案、中日关系的曲折反复以及国家重建历史与政治认同的明确意向。

今年的12月13日作为国家首个公祭日，其系列祭奠活动更是凸显出国家重建历史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意志。此次关于公祭的国家实践，将南京大屠杀祭奠活动从民间与地方政府层次提升至国家层次，对于塑造国家意识与国家认同具有积极意义。

国家公祭日是二战后各国反思和转化战争遗产的普遍国家实践，已构成国际惯例。公祭形式上，各国政要及民众开展大规模的集体敬献花圈、公开演讲等活动，在共同仪式中强化“想象共同体”(民族)的命运意象和实在性。我国关于二战的历史纪念活动，以南京大屠杀

为例，长期处于民间和地方层次，比如XX市的纪念活动从1994年开始坚持了二十年，但由于缺乏国家公祭的法律安排，在规模与影响力上颇有不足。与之对照的是，作为侵略国与战败国的日本，每年在国内以原子弹事件展开战争祭奠。

现代的国家认同已发展出两个基本层次：一是民族文化层面，以历史命运共同体和民族主义精神为内核;二是政治法律层面，以宪法与公民权利为内核。各国基于民族国家利益与历史理性，均交叠运用这两种层次不断强化国家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团结。如此，则今年12月的首个宪法日和国家公祭日，当可共同作为国家认同建构现代化的新思维与新进路。

关于国家公祭日的具体活动形式，各国具有大致相近的实践与安排，比如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并发表演讲，群众自发集会开展纪念活动。XX市将继续以往的“集体默哀一分钟”的安排，但国家层面的祭奠活动显然会因为公祭日的国家化而升格，形成公祭日新的祭奠传统。同时，基于互联网时代的沟通交往特征，网络公祭亦成为国家公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同主题的国家公祭只是国家的一种特别倡议行为，对历史的纪念与承受仍应寄托于民间层次和日常实践。近年来围绕抗战史的民间纪念活动有所进展，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国家战争公祭的素材、土壤和民意基础，较为突出的是四川“建川博物馆”中的抗战史主题馆。

实际上，以抗战为主题的国家纪念活动历来受到中日关系变迁的影响。在此次公祭日之前，国家与民间对抗战史与抗战影视生产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一直颇为强劲。中日关系在友好主题与历史反思主题之间存在较大张力，近年来更是因为钓鱼岛事件和日本政治右翼化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从而在背景与动力上助推了国内抗战叙事的强化以及公祭活动的国家化。日本的战争公祭，除了原子弹主题外，靖国神社参拜亦是年度化重镇。此次国家公祭，当可视为对日本历史态度及战争公祭行为的回击。

不过，此次公祭的意义除了既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历史认同之外，还应该有超出事件本身的宏阔意义。战争公祭在国际关系意义上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对抗，这作为外交斗争和政治博弈的对等手段是必要的，而在内政意义上亦可起到强化爱国主义的政治认同效果。这些正面精神有其效度，亦有其限度，不可漠视，亦不可失当。

在中国和平崛起与依宪治国的当代，国际层面仍奉行和平与发展主题，内政层面则应坚持依法治国和有序民主的基调，赋予整体国家精神以一种必要的结构均衡感、宽和威严气质和现代价值取向。同时，着眼东亚和平建构大局，中日和解仍然是两国乃至于东亚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规范愿景，是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角色和真正崛起的地缘政治基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负责的最好方式就是对当下国家与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负责。国家公祭被编织进历史与现实、外交与内

政、民族与个体、国家与社会、区域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和张力之中，其意义纷繁，价值流变，激情与悲情互生。然个中不变者，乃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苦难奋斗精神，亦有矢志和平与追求历史正义的正当意志，更有内修文德法度、外协近邻万邦的复兴之志。如此，则亡灵可慰，外敌可遏，和平可期，大国气象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