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唐朝审美观形成的原因

郭沫若在《武则天》中指出，唐朝人喜欢的女性比较丰满，“方额广颐”正是唐朝所尚好的美人型。然而，唐朝以前的魏晋人却以纤瘦为美。这从他们的壁画和雕塑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是政治十分混乱、人民极其苦痛的时代。惨酷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动乱造成一片荒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占据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是依据军阀势力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有种种世代沿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士族与地主阶级中的庶族之间，固然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与士族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内部经常火拚，显赫一时的家族往往倾刻沦为阶下囚。“人无百岁寿，常怀千古忧。”对生命短促、人生坎坷的叹喟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面对悲伤苦难、不可捉摸的人生，玄谈成了一些人逃避现实的防空洞和附庸风雅的装饰品。所谓玄谈，就是高谈老庄玄奥的哲理。由于佛教的传播，玄谈之风在思想界更加盛行。受到尊敬和膜拜的不再是“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是“内在的思辨风格和精神状态”。记载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世说新语》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魏晋的壁画和雕塑所表现的长脸细颈、削瘦病弱的身躯，看破红尘、飘然欲仙的风度，智慧思辩、高深莫测的笑容，完全体现了清谈名士的审美观，而他们的审美观又恰恰是魏晋社会生活的产物。

同魏晋相比，唐朝的壁画和雕塑风格大变。人物形象由骨瘦支离变得雍容大方，“丰满圆润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脱的士夫”，甚至连马的形象也由精瘦变得肥腴。这种变化同唐朝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唐朝是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初唐时期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门阀士族开始走下坡路，中下层地主阶级日益得势。经济上出现繁荣景象，“公私仓廪皆丰实”。在这种社会氛围和心理情绪影响下，壁画和雕塑以生活安定殷实的统治阶级人物为标本，自然是体肥脸胖。所以，“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