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窥探魏晋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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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从魏晋士人的品行风貌、生存之道、对自然的态度这三个方面具体窥探魏晋的审美观念,在了解当时的时代气息的同时,深入体会专属于魏晋风流士人及那个动荡的年代的美。

关键词:魏晋风度;人物品评;生存之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1

一、晋人之美

现在细细品读《世说新语》,在了解魏晋的时代背景的同时,关于当时士人的审美观念也有了初步的探究。冯友兰先生论“魏晋风流”提出了四点:“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物品评恰是那时美学新风产生的基础和摇篮。《世说新语》一书中所展现的晋人之美,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人物自然容貌之美不在受道德的标准所限制和约束,而是注重个人价值和独立意识。魏晋士人的品行容止,他们的洒脱不羁,他们的感性与纵情,对于我们如何评价人物的标准也提供了“多元”的考量。

“著墨不多,而一代人物,百年风尚,历历如睹”是《世说新语》记载与叙述人物容貌性格的特色,而从审美的角度观察,刘义庆在勾画这些名士时,运用了许多当代特有的眼光及概念,尤其喜用自然景物来带出一人气质的非凡,让我们能清楚地看见魏晋时代在品评风尚和美学上的展演。《容止》篇中所描写的人物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美感,无论是外在展现的形象之美,抑或是由内在散发出的精神美,可以概括成以下四项审美观来加以分析魏晋时代人物品评的标准。

第一,病态美。魏晋人士认为柔弱到不禁风吹也是一种美,而《容止》篇中最可代表病态美的,非卫?d莫属。

第二,异相美。《容止》篇中多记载皮肤细白,体态优美的美男子,但其中却记录了两位不落此俗套的名流于《容止》篇中,他们没有美丽的容貌,反显出一种异相之美。

第三,气度美。气度之美是指一人的美感,是由内而外所产生的,即使是小小的动作,举手投足之间却仍散发出非凡的气度,而让人感觉优雅异常。

第四,脱俗美。脱俗美代表的是一种气质已超凡似神仙姿态的美,脱离俗世所认知的美,而另辟一种美的指标。

《容止》篇当中描绘的名士,表面上看似只写出了他们的外貌,但其中却是充满了神韵,风姿,精神,这种“神”的表现即是内在的情性。总括来说,魏晋人士对外形的重视,再加上内在神韵风度的渗透,在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发下,这个时代对美的感受也就有了空前的发展,在形与神的交融下,人物的个性也更加强烈地呈现出来。

二、生存之美

魏晋名士将生活作为审美的对象,从生活中不断探索人生哲学和意义,这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美学价值观体现。竹林文人之“越名教而任自然”推崇的是抵制儒家礼制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遮蔽,重视日常生活和自然的生存观念,崇尚自在、随心的生活常态。“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魏晋士人亦重情,情感体验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世说新语》的主要呈现的内容可以看出,魏晋士人极其重视感情,亲情、友情、夫妻之情、男女爱情,无不让他们情难自禁、珍之重之,甚至情到浓时难以自拔。其次,晋人对生命的悲情体验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状态。魏晋人士的悲情来源是因为朝局的动荡和黑暗,太多的死亡刺激着他们对命途的伤逝之情。“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其时,玄风大畅,道体自然。人们通过哲学、文学、绘画、音乐乃至书法抒发自己对宇宙,对人生的感悟与领会。他们从来没有把人的生活仅仅作为人的自然的或世俗的日常活动,而是

使生活本身成为诗意的存在”。这种生存形态摆脱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及礼制桎梏,逐渐向道家的非功利性的自然的生存形态转变。

三、自然之美

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价值观已不再是魏晋人士所推崇,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对自然山水的欣赏完全不需要受伦理的束缚,纵情享受自然带来的美的体验。魏晋士人不但发现了自然本身之美,将个人寄情、沉醉于山水之间,而且把自然美当作人物美的范本,常常用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来比拟人物的形貌风采。如:“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在《世说新语》多以“清风”、“柳”、“朝霞”、“凤”等自然界的事物来品评人物,这说明魏晋士人对自然美的发现与对人物美的品评欣赏是相辅相成的,这些词语的运用也为我们之后关于人物的品评拓宽了范畴。魏晋时期这种从人物到自然的审美转向对后世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评判标准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像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写的:“如果说,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世说新语》生动传神地记载了魏晋人士超凡脱俗的精神品格和行为举止。“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世说新语?品鉴》),这种独立审美意识的觉醒,显然也使得魏晋时代人们对美的细腻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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