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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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摘要]《世说新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载了魏晋时期众多女子的言行、性格和往事,与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女性不同,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她们追求自由、肯定自我、明理善辩、甚至有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的体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醒。
关键词:世说新语女性觉醒自由个体意识
一、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魏晋时期,政治的动荡冲垮了自秦汉以来中央统治的大堤,皇权逐渐衰落;社会的离乱,少数民族入逐中原加居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外来文化的深入、碰撞带来了新的文明思想。此时玄学流行,此时男子普遍清心寡欲、行为乖张,或涂脂抹粉,或顾影自怜。不为利禄所想,也不为稻梁所谋。整日不谈世事,空知杞人忧天。而在这男子犹如扶不起的阿斗的时代,女子又是处于另壹种与前代和后朝均不同的生活状态中的。
由于政治的动荡的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魏晋的战火划破了女人们耕田织布、相夫教子的小家小国梦。金钗粉黛经过迷漫的硝烟更加坚强自立,她们不再像盛世华音下的女人舞态翩翩,悠闲自得。面对乱世,她们必须作出这者生存的勇气,时代要求她们改变,要求她们有坚毅的个性,不摧的志气和随机应变的本能。单单依靠男人做温柔红粉梦是不行的,特别是当男人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女人不论是自愿或是被迫,只能成为强者!因此,她们要精明能干,要懂人情事故,要承受生命之重。其次,魏晋经济逐渐走向私有化,大家族制度渐渐松驰,个体家庭的意识浮出水面,这洋,以个体家庭注重个体为特点的意识替代了大家族中注重群体的意识,女子逐渐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观念。再次,随着儒家思想的泯灭和玄学的产生,人们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有所改变,特别是女性,对人生的意义的追求,成就了魏晋时期作为“女性的觉醒”的时代。[1]
引用纵观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名著《世说新语》来证明观点。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
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①
从此篇短文中可以看出,虽然社会上仍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娶方式,但男女双方已处于壹个平等的地位,当许允由于知道其妻子奇丑的时候,想逃避婚姻,其妻没有仍固守着中国古代女子固有的矜持,反而去质问许允伦理道德上的对女性只是看美貌不看道德的缺陷,这是十分难得的。她没有固守着服从丈夫的陈规,反而她是以自己的才情、机智、风雅赢得了丈夫的敬重与赏识,也赢得了受礼教影响颇深的世人们的感佩和钦慕。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②而从该篇“卿卿我我”的成语出处的短文中又可看出当时女子对于丈夫还没有宋朝朱熹以来规定的三从四德,凡事以夫为刚。而是拥有自己的思想,达到了壹种男女平等,解放女子的地步。阮公临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③从该篇又可以看出对女子容貌美的赞美,如果说阮籍有情,那只是对女性身上流露出的自然美的欣赏,而非执着于对方情感上的回报。因为没有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玩物,所以他想不到去占有去征服,更想不到坐怀不乱的矜持。因此,可以说他是以美的眼光去衡量女性,以艺术的眼光去欣赏女性的美。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魏晋时期的女性观,总的来说,没有用封建伦理中的三纲五常观念给女性另立标准,而是以自然人的标准,站在与男性平等的人的角度来衡量女性。这时的女性形象是崭新的,她们睿智、洒脱、风雅,并执着地追求自由,虽然不可能真正成功,但她们的努力赢得了世人们的尊重,也因此成为中国女性形象中的壹道灿烂风景。
二、魏晋女性与当时传统观念
李泽厚先生认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所谓‘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2]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魏晋女性积极追求个性的解放,表现出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反叛,蔑视东汉束缚妇女个性发展的所谓“妇德”,突破礼教的樊篱,尽情展现自身和真我,可谓女权运动最鼎力的施行者。这方面的风流主要表现在:
挑战夫权,争取言语行动的自由,积极追求男女平等,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在旧社会妻以夫为纲,让多少女性在丈夫面前失去了自我,唯唯诺诺,而魏晋时期的女子既有对丈夫的深情,更有在丈夫面前的自尊与自信。如《贤媛》记载: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英杰!”面对丈夫挑衅的话语,新为人妇的诸葛诞女没有胆怯和自卑,反应敏捷地回应丈夫的刁难“你作为大丈夫不能像你父亲一样,却要我一个妇道人家追赶不同凡响的父亲”,奇丑的女子能凭着贤德和勇气征服丈夫,敢于和丈夫辩理,可见当时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地位的相对提高。同样故事也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许允的妻子身上,她是一个长相很丑的女子,却有着不同常人的智慧、自信与沉着。《贤媛》中,在结婚的那一天,许允因嫌弃其妻相貌丑陋而不愿进入洞房,之后又故意刁难问新妇:“妇有四德,卿有其几?”而妇人在许允说自己具有男子应有的所有德行后反戈一击“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而不好德,何谓皆备”,当仁不让,赢得了丈夫的尊重。才女谢道韫嫁给王凝之后,就很看不起他,从而发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之语,大胆地挑战才能平庸的丈夫,也是对夫权的蔑视(《贤媛》
(二)女性也开始张扬个性,冲破了对男女关系的严格限制 ,积极参与社交活动。
在《贤媛》中,山涛妻子对蕊、嵇“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返”就突破了封建伦理中男女关系之大防,彰显出当时社会风气的宽松。《世说新语·容止》中载,当美男子潘安行于洛阳时,被其容貌倾倒的美女“莫不连手并萦之”,而一看到长相丑陋的左思,她们则“共乱唾之”。
(三)对真爱的执着、大胆和热烈追求。
封建社会的婚姻是遵从“父母之约,媒妁之言”的,而魏晋女子敢于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如《惑溺》中的贾充之女就是一位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女性,她见到英俊潇洒的韩寿后,就“恒怀存想,发于吟咏”。韩寿得知后,被她的一片痴情打动,“愈墙而入”与之相会。贾充知道后成全了这对有情人。一个少女,私自成婚,无疑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虽然也经过了父母,但实际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封建伦理道德强调妇女要“从一而终”,甚至鼓励她们丧偶后守节,将丈夫死后再嫁的女性视为“不贞”或“失德”。而魏晋妇女大大冲破了这种观念的束缚,在爱情方面有很强的主动性,在离异和再嫁等问题上,也掌握着较大的主动权。《伤逝》中,还讲述了他给亲家庾写信商量女儿改嫁的事情,庾亮很开通地答应了;再看一下诸葛恢女儿要改嫁的对象江思玄,他棋艺高超,得到了丞相王岛的称赞。他的地位和才能应该非比平常。然而为了娶到诸葛恢新寡的女儿,他还是煞费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