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抗日故事1：为抗日当了3年情报交通员

经典的抗日故事1：为抗日当了3年情报交

通员

经典的抗日故事1：为抗日当了3年情报交通员谢传兴，1927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胡集区白云乡石岩村。在当地村里有座“石岩寺”，而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石岩寺里是一所保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行政机构是县、乡、保、甲制)学校，学堂的教书先生叫刘光植，别名“杜光梓”，还有一位先生姓邱。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地下党成员，刘光植是党支部书记。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谢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久而久之，谢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谢，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谢传兴，好吗?’我当时高兴极了，又蹦又跳的。”谢传兴回忆说。

1942年，谢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由于好奇，谢传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谢字为言身寸)对接。

谢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

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缝里。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3道关卡。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谢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太军，我的卖柴的干活。”谢传兴机智地答道。“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据谢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谢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谢传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言身寸”。在收柴时，谢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谢传兴两个“粑粑”充饥。并说：“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谢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交给刘先生。后来，谢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为了以防敌人的检查，谢传兴也是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里。敌人见谢传兴经常挑柴去赶集，也就放松了提防，检查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严了。

1943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学堂的邱先生交给了谢传兴一项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位先生到王家集找一个人。先生是生意人模样的打扮，骑在驴子上，而谢传兴就牵着驴子前行。当走到夏家河日伪关卡时，敌人要检查，那先生就说：“太军、老总，我们是到宜城做生意进盐货去的。”并从身上拿出一张经商的手续，鬼子看后又搜查了两人的全身，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放行了。“我们刚跨进一农家大门，就听先生喊了对方一声‘王书记’。原来，我护送的先生叫许超，是北山区委书记，是专程去跟王全国(襄西特委书记)汇报工作的。”谢传兴激动地说，“第二天，我们没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浴口，顺利回到了北山抗日根据地。”

从1942年一直到日寇投降，3年时间里，谢传兴护送新四军抗日情报人员和情报达35次之多，并且做到了“保密无误”，为抗日战争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经典的抗日故事2:民族英雄吉鸿昌的故事“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18年前，当懵懂年少的我读到小学课本《我是中国人》一文时，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后来，老师告诉我，这位英雄就是民族英雄吉鸿昌。

据《扶沟历史人物》(高银芳着)记载，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在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呱呱坠地。1913年，

18岁的他逃离当学徒的杂货行后，到漯河郾城(今漯河市郾城区)冯玉祥部投军。入伍后，他吃苦耐劳，作战勇猛，为人正直，不畏权势，被冯玉祥看中，并于1917年调入手枪队当连长。1921年7月，冯玉祥部队被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时，吉鸿昌升任营长。历任旅长、师长、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吉鸿昌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组建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曾率部收复康保城、宝昌城、沽源县、多伦城。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被捕，11月24日遇难。1945年，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吉鸿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921年，第十一师移防河南信阳，吉鸿昌顺路回到阔别近10年的扶沟县吕潭镇。回到家后，因时间紧迫，吉鸿昌首先向父母袒露胸臆：在军队中我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也大开了眼界……而我深深感到没有文化的苦楚……在常德，从军官教导团毕业后，我就联想到家乡的穷哥们，因为生活所迫，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时我萌生了攒钱办学的念头……”父亲吉筠亭听完儿子的诉说后，极力赞同吉鸿昌在吕潭镇办学的决定。

吉鸿昌把自己积攒的100多块银元全部拿出，在父亲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借用吕潭镇陕西会馆西院(即吕潭镇大王庙庙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