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春源：苏州六十年来吴文化研究的成就——以古吴国为例

戈春源：苏州六十年来吴文化研究的成就——以古吴国为例建国六十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苏州的吴文化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重视地方历史及其文献的研究，应该说是吴地的优良传统。

早在东汉，已出现反映吴越历史风物的《吴越春秋》、《越绝书》两书，被称作中国地方史志的滥觞。

今存明清以前的方志有《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吴郡志》、《玉峰志》等。

《吴郡志》是现存十几种宋代方志之一，它引证浩博，内容丰富，是研究宋代苏州的重要史料。

明清之后更掀起了编志的热潮，不仅连续不断地纂修各种府、县、乡志，而且山有山志，水有水志。

但是，方志地经，仅是资料的一种罗列，还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

1936年8月，“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吴文化研究的起步。

该研究会成员根据考古发掘，在吴地陆续发现了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揭示了东南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充分肯定了江南地区有中国古代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

一些吴越史料在这时被发掘整理出来。

但他们的研究编重了考古与书面文献的整理，还缺乏综合性、多学科的审视。

同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吴文化研究归于沉寂。

真正的吴文化研究，应该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

一、吴文化研究的进程建国以来苏州的吴文化研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从解放至“文革”是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吴地考古成就引人注目，对越城遗址的认定，为吴越战争提供了一个实例。

江苏师院历史系对玄妙观机房殿中清雍正《永禁机匠叫歇碑》的发现与阐释，证实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反映了吴文化的先进性。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镇江烟墩山出土西周康王时代青铜器宜侯矢簋，其120字铭文，再现了西周初年吴地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状况，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些著名学者根据铭文探讨了吴国的社会制度与历史进程，并引发了吴国中心是否在宁镇地区的争议。

同一时期，另一个考古的重大成就就是湖熟文化的发现，它是深受中原周文化影响的分布于江淮地区的特殊青铜文化。

南京博物院根据湖熟文化特点，认为吴国是太伯、仲雍南奔后与宁镇地区荆蛮族相结合的产物，吴国文化与太湖流域越族良渚文化有显著区别。

这篇论文加重了“吴国起源于宁镇说”的分量。

苏州学者积极参预了上述两个考古成果的讨论，大部分学者仍坚持吴国与吴文化起源于太湖流域的观点。

十年动乱，除了南京博物院与苏州博物馆考古组在草鞋山等地作了些考古发掘之外，谈不上任何文化研究。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苏州吴文化研究走上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以多视角、全方位研究为其特色。

1980年9月以江苏省考古工作者为主，倡议成立省级吴文化研究会。

1983年，经考古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江苏省吴文化研究会成立。

以后，吴文化研究会的队伍逐步扩大，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探讨吴文化的特征与作用。

苏州学者积极参加省级学会的活动，并相应成立了吴文化研究机构，苏州大学吴文化研究室、苏州职业大学吴文化研究所相继成立。

一些专门性学术研究组织，如儒学、园林、昆曲、评弹、中医、古都科技史等研究会纷纷组成。

苏州大学、苏州铁道师院、苏州师专的学报、《传统文化研究》都辟有吴文化或吴越文化研究的专栏。

苏大出版了《吴文化资料选辑》、《吴文化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索引》。

苏州市文化局主持编写、出版了苏州丛书计有《苏州史记》等16种，对2500年来苏州历史风貌与传统特色文化作了概括的疏理与论述。

苏州学者还积极参加了无锡吴文化公园主持编写的《吴文化知识丛书》，计有十几种。

这一时期出版的综合性论文集与专著有石琪主编的《吴文化与苏州》，叙述了苏州悠久的历史与城市的发展，探讨了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及其特点。

潘力行、邹志一主编的《吴地文化一万年》，重点在珩原吴县地区的考古发扬研究，兼及吴地文艺、园林、绘画、经学、科技、农商文化的探析，从不同角度，尤其从考古角度反映了历史面貌。

戈春源、叶文宪《吴国史》是第一部关于古吴国的专著，它在吴的来历、吴的兴灭原因等，都有自己的见解。

管正《孙子兵法与行政管理》一书，从孙子军事哲学的视角对现代行政管理作了审视。

新世纪以来，苏州市的吴文化研究进入第三阶段。

2002年，以苏州市政协老委员为主体，吸收苏州高校与其他文教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成立了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这一民间性的吴文化研究团体。

下设办公室、学术委员会、古城古镇古村专业委员会及各研究活动小组，开展研究活动。

研究会还出版内刊《吴文化研究》，已发行29期，设有“学术论坛”、“调查报告”、“历史长河”、“文化遗产”、“民俗风情”、“工艺制作”、“艺坛人物”等专栏，全面反映了当前吴文化研究的成果，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宣传吴文化的重要窗口。

研究会的专业委员会和专题调研组对苏州急需解决的一些文化热点，作了细致的调查。

关于桃花坞地区文化资源、古城古镇古村保护、城区及乡村旅游等调查报告，反映了现实状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苏州市文化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吴文化研究会成立不久，积极支持苏州市文化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的召开。

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这次论坛探讨了吴文化的特征、苏州古城保护、吴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及今后吴文化的开发利用。

既是一次吴文化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一次吴文化研究队伍的检阅。

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如吴恩培的《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联系社会文明发展动态，提示太伯奔吴至夫差兵败自杀的过程，显示了吴国文化概貌与变化特点。

许树东主编《古都苏州新天堂》，收集众多苏州古城的历史与典型文化特征的文章。

戈春源等作《吴文化简史》扼要地介绍了吴地物质与精神文化演变的脉络。

王卫平《吴文化江南社会研究》，总结了吴国崛起与盛衰经验，阐述吴文化的流变与特征。

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是一部探讨吴史源流与吴国古城、墓葬、器物特点的普及性学术著作。

原市经委教育培训处长徐国保《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介绍了古吴国地理概况与吴地农业、手工业及其文化心理特色。

陆咸《吴史杂论》，对苏州的一些历史真相进行了考辨。

张志新作的《吴史漫考》也对吴国与吴地历史作了深入探讨。

汪长根、蒋忠友在《苏州文化与文化苏州》中对苏州文化的历史、精神实质作了探索，为苏州建设文化强市，提出了建议。

现已出版的有苏简亚主编的《苏州文化概论》与王国平主编的《苏州史纲》。

王稼句、陈其弟的《苏州文化丛抄编》、《吴中小志丛刊》、徐刚毅关于苏州旧时图录与照片的汇集。

为吴文化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此外各区也都组织编写了诸如《文化沧浪丛书》、《历史人物与金阊》、《吴县风物》一类的普及型学术著作。

吴文化研究可谓盛况空前，一派繁荣。

二、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六十年来苏州吴文化研究成果丰硕。

对于吴文化的性质特点、吴文化的历史及其区域界定、苏州城址所在、城市空间结构变迁、吴地政治军事、经济发展、文化脉络以及各文化门类，几乎都有专门著作与论文问世。

由于篇幅所限，现就古吴国文化研究成果作一概述。

关于古吴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在平地上推土起封的土墩墓为考古学上吴文化特征；而有人与之不同，主张石室建筑为吴文化的特点所在。

有人从民俗学的角度，认为断发文身是吴文化的特色。

王卫平根据考古成果，认定断发文身这一习俗与图腾崇拜有关。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镇江断山顶发掘了春秋吴国墓，发现了一件青铜鸠杖与一件悬鼓，上面铸有龙纹和五个断发文身的人像。

一些学者根据这一发现，对断发文身作了解析，认为这表示吴人是龙的子孙，来避免其他水族的侵害。

因此，吴族崇拜的图腾应是蛟龙。

至于是什么龙？苏州学者也能直抒己见，进行深入的探讨，有鳄鱼、葫芦、闪电诸说。

苏州学者积极参与了何处为吴文化中心的讨论。

多数学者认为，吴文化的中心始终在太湖流域。

顾颉刚认为太伯、仲雍建国后沿汉水而行，过了若干年后才迁移苏州地区。

叶文宪也认为吴人先到皖南、宁镇，其后向东迁移扩张，最后才定都于太湖流域苏州一带。

太伯奔吴，是否是“三让”的结果？陆振岳认为奔吴是太伯在兄弟争位中失败的记录，而不是主动的谦逊退让。

殷伟仁认为，吴国建立的本身是一种军事征服，是中原国家模式的移植，而不是“入而从俗，化而长之”。

对吴国后期的都城所在，苏州学者经研究后几乎一致否定了宁镇说与无锡闾江说，肯定在苏州。

廖志豪、钱公麟、张照根、陈兆弘、钱正论述了吴都的基址与变迁，对苏州古城规模、形态作了考析与深入研究。

戈春源肯定吴都在今苏州老城区的基础上，探讨了苏城空间结构的稳定及基址一直未迁的原因。

徐刚毅对苏州古城价值及其保护提出了恳切的意见。

关于古代吴国的疆域变迁，王卫平在《寿梦以前吴国史探讨》中作了深入的探析，并对当时吴国国力作了评估。

戈春源《吴国疆域补考》一文，认为吴国后期疆域南至今嘉湖、广德，西南至皖南、江西，西从六（今六安）至州来（今凤台），北至山东南部，考证较为详密。

王卫平等就春秋吴国人物写出了系列文章，充分肯定了阖闾、夫差在吴国称霸中的作用。

对伍子胥与伯嚭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作有《伍子胥》书。

戈春源《端午节起源于伍子胥考》一文，提出“赋予端午节纪念意义的人物首推伍子胥而不是屈原”的论点，成为苏州端午节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据。

吴恩培编成《伍子胥资料》，收集较完整。

孙子及其兵法研究，一直是吴国史与军事科学上的热门话题。

管正《孙子兵法与吴文化研究》及《孙武与吴地》两书，论证了《孙子兵法》受吴国军事思想浸渍并形成于吴地的事实。

沙镇寰与谈世茂作《孙武》介绍了孙子的生平与兵学成就。

陆允昌《孙武研究新探》对孙武出身经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苏州六十年来吴国文化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既有史料的考证，也有理论的阐释，做到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是我市吴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特点。

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建国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

在古吴文化的研究中，苏州学者争论最激烈的有下列几个问题：关于吴族的来源。

一些学者倾向于周族与东夷的结合，而周国荣认为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发达，无须外人来开发，从而否定了太伯奔吴说，吴文化是土著居民独立创造的产物。

王卫平认为“勾吴”之“勾”，不是发语词，而是太伯、仲雍征服干国这一段历史的辐射，吴族是周与干族的结合。

殷伟仁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勾”即“勾勒刻画”；吴与“鱼”相通，“勾吴”即“勾勒刻画鱼纹”之族。

吴是周人的一支与夷蛮越族余部同化的新部族。

叶林生根据先民的图腾崇拜、原始宗教意识及葬式，认为吴文化创造者是东夷部落。

关于吴国政治中心的争论。

吴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一些学者仍坚持太湖流域无锡梅里说。

而王卫平、叶文宪等根据考古资料认为是在镇江丹徒地区。

对古吴国后期都城的具体位置争论更加热烈。

苏州博物馆钱公麟在《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等文中，提出今苏州城建于汉代而吴大城在灵岩山麓的观点。

张照根《吴都西江考》、叶文宪《木渎春秋吴城的发现及其重大意义》等，为古吴都在今苏州西郊灵岩山作了进一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