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_柏拉图_普罗塔戈拉_中的神话解析_刘小枫

自然、自然状态与自然法
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中的神话解析
刘小枫
摘 要 民主政制的正当性论证，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论题，其中的一些理论难题迄今没有世所
公认的答案。

自然状态论是现代民主政制理论的基石，然而，政治哲学中的自然状态论并非17世纪
的西方理论家的发明，古希腊的政治理论中最为成形的自然状态论见于柏拉图的著名对话《普罗塔
戈拉》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话。

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史称西方第一位政治学家，他通过编造普罗米修斯
神话提出了一种政治的自然起源说。

但与17世纪的哲人通过自然状态论来论证民主政制不同，普罗
塔戈拉的自然状态论却是要论证君主制的正当性。

可见，自然状态论也可以证明民主政制的正当性
难以成立。

关键词 柏拉图 苏格拉底 普罗塔戈拉 普罗米修斯 民主政制
作者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5-0005-08
现代民主政制的理论基础是霍布斯设计的政治社会的自然起源论证，也就是随后经洛克和卢梭发展的著名自然状态说。

从自然状态出发探究政治社会的起源并非霍布斯的发明，毋宁说，以这种方式论证某种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是一种古希腊传统。

a无论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曾从自然状态出发探究政治社会的起源，但他们并没有得出民主政制是最佳政制的结论。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圣人政制论同样基于某种政治社会的自然起源论。

因此，如今的我们很难说自然状态论堪称民主政制法理的坚实基础——毕竟，依据某种自然状态说，人们也可以得出君主制-贵族制的混合才是最佳政制的结论。

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为此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例证——在这篇对话中，著名智术师普罗塔戈拉讲了一个神话故事，以此演示他对人类政治生活的自然起源的理解。

就现存古希腊文献来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与普罗塔戈拉的这个神话故事中的自然状态论最为相似。

也许正因为如此，普罗塔戈拉被一些现代学者视为现代政治科学的古代先驱。

b然而，尽管普罗塔戈拉的“政治学”甚至带有现代意味，他的自然
a 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90—105页。

b 米勒：《作为修辞共同体的城邦》，刘小枫编：《古希腊修辞学与民主政制》，冯庆、朱琦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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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神话并没有引出与霍布斯一样的结论。

通过析读普罗塔戈拉的这个著名神话，本文将表明民主政制的根本困难在于道德秩序的建立。

a
一、普罗米修斯神话故事的叙述背景
《普罗塔戈拉》记叙的是苏格拉底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普罗塔戈拉第二次来到雅典时，有个名叫希珀克拉底的年轻人请求苏格拉底引荐他做普罗塔戈拉的学生。

苏格拉底把希珀克拉底领到普罗塔戈拉面前，问普罗塔戈拉能在哪方面让这个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进步，普罗塔戈拉回答说：他将传授“持家方面的善谋，亦即自己如何最好地齐家，［319a］以及治邦者方面的善谋，亦即如何在治邦者方面最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

b苏格拉底听了后进一步问：“你对我说的似乎是治邦术，而且许诺造就［319a5］好城邦民？”这里的“治邦术”（political technique）一词就是如今西方的“政治学”的词源，由于在现存古希腊文献中这个语词是第一次出现，柏拉图的这篇对话通常也被视为西方政治学的原典之一。

我们看到，首先用这个术语的是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用的是疑问句。

苏格拉底问的是：治邦术的具体含义是否就是“造就好城邦民”——今天所谓的培育好公民。

如果是这个意思，就意味着普罗塔戈拉的政治学是为民主政制服务的，因为，民主政制需要所有公民参政，如果没有培育出“好”公民，就不会有“好”的民主政治，或者说民主政制就不可能好。

其实，普罗塔戈拉的原话是“如何最好地齐家，以及治邦者方面的善谋”——“治邦者”与“城邦民”是两个有差异的语词。

用今天的话说，“治邦者”就是“政治家”，凭常识我们也知道，即便在崇尚自由民主的今天，也没可能让个个公民都成为政治家。

政治家需要特别的政治德性，这往往来自天赋，不是大学的政治学专业能够教出来的。

换言之，苏格拉底的疑问句偷换了普罗塔戈拉的概念。

事实上，普罗塔戈拉明明说的是“如何最好地齐家”，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术是“齐家”式的（即“家长制”或君主制式的），因此才需要培育“治邦者方面的善谋”。

翻开我国古代的治邦之书《新序》就会看到，刘向开章明义以孝为先，继而推论仁道，最后以“善谋”两卷收尾。

显然，普罗塔戈拉说的“治邦者”指少数人而非全体公民。

换言之，普罗塔戈拉的政治观念至多是贵族制式的。

他懂得这样的常识：好政治绝不是人人可以参政的民主制。

毕竟，即便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国家，也不可能每个公民都是“好”公民——即便后来的民主理论家卢梭也清楚这一点，除非像孟德斯鸠那样，用“爱民主共和”和“爱平等”取代用智慧、正义、节制等德性来界定“好”。

如果普罗塔戈拉的表述并没有含糊其辞，苏格拉底偷换概念就显得不地道。

然而，苏格拉底为人太地道了：普罗塔戈拉是外国人，他来到民主政制的雅典竟然说自己要传授君主制或贵族制式的政治术，岂不是自找麻烦。

换言之，苏格拉底偷换概念是在替他打掩护。

聪明的普罗塔戈拉听出了这一点，他赶紧回答说：“我承诺的正是这个承诺。

”如果要看懂普罗塔戈拉接下来讲的神话故事，我们就得记住普罗塔戈拉的这个承诺：他承诺的是要传授符合民主政制的政治术——但他心底里认可的却是君主制式的政治术。

换言之，由于害怕在民主政制的雅典受到迫害，普罗塔戈拉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政治观点。

苏格拉底接下来的说法就真有点儿不地道了——他揪住这个并不真实的“承诺”当众给普罗塔戈拉出了个难题。

苏格拉底说，自己作为雅典人知道，雅典民主政制预设个个雅典公民都有政治“智慧”，根本无需普罗塔戈拉来教他们。

不过，苏格拉底又说，“即便我们最智慧、最优秀的城邦民，也没法把自己具有的德性传授给其他人”（319e）。

苏格拉底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既然如此，雅典人何以可能个个是好公民呢？这个自相矛盾不是苏格拉底的脑子不清楚，而是故意为难普罗塔戈拉。

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因为普罗塔戈拉在起初曾自鸣得意地宣称自己勇敢，不害怕民主的政治迫害。

苏格拉底装样子地向普罗塔戈拉表达
a 关于这个神话故事的研究文献，参见莫尔甘：《〈普罗塔戈拉〉：智术师与神话》，张文涛编：《神话诗人柏拉图》，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年，第190—220页；参见米勒：《〈普罗塔戈拉〉中的普罗米修斯故事》，刘小枫编：《谁来教育老师：〈普罗塔戈拉〉发微》，蒋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

笔者的解析依循的是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普罗塔戈拉》讲疏（未刊讲课稿）。

b 译文见刘小枫编：《柏拉图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方括号中的编码代替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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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困惑：民主的雅典人自以为人人有政治智慧，或者优秀的政治家也没法把自己的儿子教成同样优秀的政治家，因此，普罗塔戈拉宣称可以传授的政治德性要么不需要教，要么不可教。

苏格拉底说，他希望普罗塔戈拉开导自己。

由于当时有很多人在场，好面子的普罗塔戈拉自信地说：“我不会吝啬。

不过，我是该像老人给年轻人讲故事那样来给你们揭示呢，还是一步步论述？”大家让普罗塔戈拉随意，于是，普罗塔戈拉选择了讲故事。

普罗塔戈拉需要解答苏格拉底的两个困惑：第一，雅典人何以个个是好公民即有政治德性；第二，何以伯利克勒斯这样的民主政治家也没法把自己有的政治德性教给儿子——我们说过，这两个困惑相互矛盾。

对于普罗塔戈拉来说，苏格拉底的第二个困惑其实不是问题，因为，他主张的是家长制式的君主制或贵族制。

这种政制需要对少数天素优异的人施行教育，因此需要普罗塔戈拉这样的教育家。

但是，普罗塔戈拉不敢这样直接回答，否则有违民主意识形态。

他只能被迫回答前一个问题：雅典人何以个个有政治德性——这样一来就成了为民主政制作论证。

普罗塔戈拉面临一个两难：讲真话可以很容易回答苏格拉底，但会得罪民主意识形态，不讲真话可以逃过这一劫，但在苏格拉底面前就会丢脸。

他毕竟懂得，在几个聪明人面前丢脸，远比在一大群没脑筋的人面前丢脸更伤自尊心，因为他认为自己属于聪明人。

二、普罗塔戈拉如何讲神话故事
搞清了上述背景，我们来看普罗塔戈拉如何通过讲故事解答这两个问题——普罗塔戈拉这样开始：从前那个时候，诸神已经有了，会死的族类［320d］还没有。

后来，会死的族类诞生的命定时刻到了，神们就搀和土和火以及由火和土混合起来的一切，在大地的母怀里打造出他们。

“从前……”是神话故事的起头方式——普罗塔戈拉要解答的问题是何以雅典公民人人有政治德性，故事却从人类的诞生开始讲起，这表明普罗塔戈拉认为，政治秩序的起源应该追溯到人类生成的自然开端。

这是哲人一类人探究政治制度的起源的惯常做法，这类人不会相信什么凭靠神的启示人类就有了某种政治秩序的说法。

不过，在不同的哲人那里，对自然起点的设定相当不同。

比如，苏格拉底从人吃饭穿衣的自然需要出发（参见《王制》369b以下），亚里士多德则从男女两性的自然结合出发（参见《政治学》1252a25—30）。

普罗塔戈拉从“神们”造人开始探究政治制度的起源，看起来似乎很传统，其实不然。

由于“搀和土和火以及由火和土混合起来的一切”需要计算比例，普罗塔戈拉强调的其实是某种算术式的技术。

在17世纪，算术或数学的确成了政治学的基础——且不说霍布斯本人就是数学迷，一个名叫佩蒂（Sir William Petty）的学人甚至写了《论政治算术学》，更不用说18世纪的启蒙政治家好些是数学家出身（如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

普罗塔戈拉还提到“土和火”一类自然元素，这表明他的自然状态观与自然哲学有渊源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普罗塔戈拉的政治起源说与现代的自然状态说更为相似，两者都以某种自然科学式的知识为前提。

无论苏格拉底说的自然需要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两性结合，都不属于自然科学式的形而上学知识。

普罗塔戈拉用一句话铺设了故事的时间、地点甚至角色——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人与其他会死的族类还没有分化，人与动物具有共同的浑然未分的自然性。

随后我们会看到，普罗塔戈拉的自然状态说具有一个发展进程，这一点对他来说相当重要。

到了神们想到该把会死的族类引向光亮的时候，神们便吩咐普罗米修斯和［d5］厄琵米修斯替每个［会死的族类］配备和分配相适的能力。

厄琵米修斯恳求普罗米修斯让他来分配：“我来分配，”他说，“你只管
监督吧”。

这样说服普罗米修斯后，他就分配。

普罗塔戈拉的自然状态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打造动物本性有“命定的时刻”，不能无限期拖延。

我们看到，无名的“神们”把活儿扔给名叫普罗米修斯和厄琵米修斯的两兄弟，他们属于奥林珀斯神族成员——打造者的角色变了。

这两兄弟的名字都包含“聪明、机灵”（mētheus）这个语词：“普罗米修斯”的含义是“事先聪明”，“厄琵米诺斯”的含义是“事后聪明”。

普罗塔戈拉似乎暗示，无名的神们打造动物本性时拖拖拉拉，是由于自己的智慧不够用。

可是，厄琵米修斯的天性是“事后聪明”，同样等于智慧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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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经不住恳求，同意弟弟单独完成神们撇下的事情，等于他的“事先聪明”的天性也不管用。

普罗塔戈拉的如此讲法似乎暗示：无名的神们也好、奥林珀斯神族成员也罢，智慧都不够用，编这个神话故事的人才真聪明。

神们吩咐普罗米修斯兄弟俩接着做的事情是替“会死的族类”即动物（包括人）“配备和分配相适的”——按现代的自然状态说，这些能力就是所谓的动物性，对人而言就是所谓的自然人性。

但普罗塔戈拉用到的“配备”和“分配”这两个语词都与政治制度相关，属于今天的政治学和法学中的所谓关键词。

“配备”的希腊文原义就是“建立秩序”，“分配”（nemō）这个词与“立法”（nomizō）有亲缘关系。

普罗米修斯两兄弟的工作与诸神的工作有了质的差异：神们仅仅用自然元素打造了动物（包括人）的身体，但这身体还缺乏“能力”或“本性”。

无名的诸神知道，族类的生存能力或自然天性与族类生活具有某种秩序相关。

正因为如此，如何打造动物的自然本能才是一件费脑筋的事情——普罗塔戈拉暗示，设计政治制度需要费脑筋。

分配时，厄琵米修斯给有些［族类］配上强健但没敏捷，［320e］给柔弱的则配上敏捷；他武装一些［族类］，却赋予另一些［族类］没有武装的天性，不过也替它们设计出一些别的能力来保存自己。

比如，对用
弱小来穿戴的那些，他就［给它们］配上翅膀可逃，或寓居地下；对增大［躯体］块头的那些，就［让它
们］用这块头［321a］来保护［自己］；其余的也都如此均衡地分配。

厄琵米修斯设计这些［能力］时善谋，
以免某一类灭掉。

普罗塔戈拉对厄琵米修斯的工作的描述带有政治学色彩：给动物分配“能力”无异于赋予动物类似政治的本性。

所谓“强健”或“敏捷”等“能力”，可以说是某种动物身上的政治德性——普罗塔戈拉甚至用了军事术语“武装”。

厄琵米修斯建立政治秩序的目的为的是让每个动物各自具有保存自己性命的能力，因此他采用了“均衡地分配”的原则。

“均衡”这个语词听起来颇为现代，原文意思的确就是如此。

普罗米修斯随后给人分配“能力”时，遵循了相同的原则。

普罗塔戈拉暗示，普罗米修斯两兄弟都懂得：神们打造的动物身体有相互毁灭的自然趋向，必须通过给动物“均衡地分配”能力来抑制这种自然趋向，以便让每一种动物都能保全性命。

普罗塔戈拉的如此讲法颇为现代，因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人与人像狼，有相互毁灭的自然趋向。

霍布斯的这一著名说法没有区分人与其他动物，普罗塔戈拉的故事在这个阶段同样如此。

为会死的族类提供了避免互相毁灭的法子后，厄琵米修斯又设计出抵御来自宙斯的季节变化的法子——［给它们］裹上密密的［a5］毛和厚厚的皮，既足以御冬，又能耐夏热，要睡觉时还可当作自己家
里的床被，而且毛和皮都是自动长长。

［321b］厄琵米修斯给有的［族类］套上蹄子，给另一些则裹上坚韧
的不会出血的皮。

然后，厄琵米修斯给不同的［族类］提供不同的食物——有些给地上的青草，另一些给
树上的果实，还有一些则给根茎，有些甚至让它们以吃别的动物为食物。

［b5］他让有些生育得少，让死得
快的生育多，以便它们保种。

厄琵米修斯给动物分配生活必需品时仍然依据均衡原则：给不晓得避寒的动物配上特保暖的皮毛，或者给它们有下界的巢穴；如果动物躯体太小，便让它们繁殖力旺盛，一生仔就一大堆……厄琵米修斯的“均衡”原则也颇为现代，因为，“均衡”论乃是现代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显学。

a当然，普罗塔戈拉想到的不是国际政治，“均衡地分配”显然需要数理性质的智性思考。

普罗塔戈拉的讲法暗示的是，设计政治秩序需要智力——我们已经看到，按普罗塔戈拉的讲法，诸神的智力不够，普罗米修斯两兄弟的智力也不够。

建立起均衡的政治秩序之后，厄琵米修斯才给动物分配赖以存活的必需品，这意味着政治秩序比生活必需品更需要优先考虑。

厄琵米修斯在分配生活必需品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让动物“抵御来自宙斯的季节变化”，这不仅意味着无名的神们打造的动物身体还不能承受地上的严冬和酷暑，而且意味着，为动物的生
a 现代国际政治学的“均衡”论出自俾斯麦的政治实践，国际政治学“权力政治学派”的缔造者摩根索在其代表作《国家间的政治》中完善地
表述了这种理论：各个国家有如生命个体，都有自己的生存权利，唯有凭靠均衡原则来建立国际秩序，才能实现持久的国际和平。

参见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普罗米修斯神话与民主政制的难题
存建立政治秩序也是为了抵御宙斯掌管的自然秩序。

从而，厄琵米修斯给动物配备“能力”和“分配”赖以存活的必需品无异于建立文明秩序，以便抵御自然状态的危害。

普罗塔戈拉的讲法所寓意的要害是：文明秩序来自智性的设计。

雅典人都知道，宙斯不仅是奥林匹斯神族的总裁，也是地上城邦的天上总管。

普罗塔戈拉在这里说季节变化来自宙斯，暗含的意思是，希腊人现有的政治秩序并非来自宙斯。

于是，普罗塔戈拉的自然状态说与霍布斯又有了一个相似处：通过自然状态论勾销既有政治秩序的宗教基础。

可是，由于厄琵米修斯不是太那么智慧，他没留意到，［321c］自己已经把各种能力全用在了这些没理性的［族类］身上。

世人这个族类还留在那儿等厄琵米修斯来安置，而他却对需要做的事情束手无策。

正当厄琵米修斯束手无策时，普罗米修斯朝他走来，检查分配情况，他看到，其他生命已全都和谐地具备了［c5］这些［能力］，世人却赤条条没鞋、没被褥，连武器也没有。

轮到世人这个族类必须从地下出来进入光亮的命定时刻已经迫在眉睫。

厄琵米修斯“不是太那么智慧”体现在他智力不够、考虑不周，以至于面对人这个族类时“对需要做的事情束手无策”。

人类目前仍然处于无名的神们撇下工作时的状态——也就是自然状态，仅仅有从诸神那里获得的带感觉的身体，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其他动物族类比人类更早进入文明状态。

厄琵米修斯没法分配给人类所“需要”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什么呢？普罗塔戈拉说，厄琵米修斯“已经把各种能力全用在了这些没理性的［族类］身上”。

言下之意，人类所需要的生存武器是“理性”（logos），或者说人类应该获得的第二天性是理性。

那么，谁掌握着这种“能力”或有赋予人类这种能力的“能力”呢？
如果诸神打造所有动物的身体是故事的第一阶段，厄琵米修斯给其他动物族类分配“能力”和必需品是第二阶段，那么，故事在这里进入第三阶段——普罗塔戈拉第二次说到“光亮”，似乎普罗米修斯两兄弟给会死的族类分配“能力”和必需品无异于给这些族类启蒙。

人这个族类是否天生有“理性”，正是近代西方启蒙哲学从霍布斯、洛克到康德的基础论题。

由于对替世人找到救护办法束手无策，普罗米修斯就［321d］从赫斐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带火的含技艺的智慧送给人做礼物。

毕竟，没有火的话，即便拥有［这智慧］，世人也没办法让这到手的东西成为可用的。

就这样，人有了活命的智慧。

普罗米修斯也没有能力给人类配备能够保存自身性命的“能力”，然而，他大起胆子行窃，把从赫斐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的“含技艺的智慧送给人”——普罗米修斯比弟弟多的仅仅是偷窃的“能力”。

人类的生存本能需要的“能力”是“理性”，普罗米修斯从奥林珀斯神族那里替人类“偷窃”来的是“含技艺的智慧”，这表明普罗塔戈拉把“理性”理解为实用性的技术理性——铁匠神赫斐斯托和纺织神雅典娜的智慧所带有的实用技艺解决了人类的吃和穿。

这一说法听起来也颇为现代，毕竟，现代文明的性质是实用技艺的智慧推动的科技文明。

科技的发展既离不开能源，也离不开精心编织（设计）。

然而，实用技艺的智慧能让人类吃得更精、穿得更舒适，却无法解决人类相互残害的自然趋向。

普罗塔戈拉接下来说：可是，人还没有［d5］治邦术，这个［智慧］在宙斯身边。

普罗米修斯没法进到卫城——宙斯的居所，何况，那些宙斯的守卫可畏着呢。

不过，他偷偷进到雅典娜和赫斐斯托斯的共同居所——［321e］他们在那里热心搞技艺，偷走赫斐斯托斯的用火技艺和雅典娜的另一种技艺，然后送给世人。

由此，世人才有了活［322a］命的好法子。

可后来呢，据说普罗米修斯却由于厄琵米修斯而被控偷窃受到惩罚。

按普罗塔戈拉的讲法，人类拥有了实用技术文明其实没什么了不起：首先，这种技术理性不过是普罗米修斯替人从诸神那里偷来的；其次，人有了解决吃穿的技艺还不够，还需要共同生活的技艺。

前面讲到动物的情形时，动物获得吃穿的能力与动物界政治秩序的建立是同一过程，与此不同，人类即便有了技术文明获得吃穿的能力，不等于建立起政治秩序，从而仍然没有解决自己的性命保存问题。

普罗米修斯并非没有想到要窃取政治术，只是他没法窃取——宙斯住在“卫城”（这个语词包含“城邦”一词）。

三、政治共同体的自然成因
接下来出现了关键性段落——普罗塔戈拉开始说到人类如何形成自己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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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世人分有了属神的命分。

首先，由于与这个神沾亲带故，唯有世人信奉神们，［a5］着手建祭坛和替神们塑像；第二，凭靠这门技艺，世人很快就发出语音甚至叫出名称，还发明了居所、衣物、鞋子、
床被，以及出自大地的食物。

如此得到配备以后，起初［322b］世人分散居住，没有城邦。

于是，世人就被
野兽给灭了，因为，世人在所有方面都比野兽孱弱。

对于世人填饱肚子，艺匠技艺倒是足够，但要与动物
斗，［这技艺］就贫乏喽［b5］——毕竟，世人还没有治邦的技艺嘛，战争术就是其中一部分。

于是，世人
寻求聚居，靠建立城邦来保存自己。

可是，一旦聚居在一起，他们又相互行不义，因为没有治邦的技艺嘛，
结果他们又散掉，逐渐灭了。

由于担心［322c］我们这个族类会整个儿灭掉，宙斯吩咐赫尔墨斯把羞耻以及
正义带给世人，以便既会有城邦秩序又会有结盟的友爱纽带。

普罗塔戈拉强调，人类即便凭靠普罗米修斯偷来的属神技艺“发明了”种种生活必需品，甚至发明了语言并懂得祭神，不等于自己已经完全走出自然状态，因为，人类还生活在散居状态——人类的文明状态必须是聚居，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必须是社会状态。

普罗塔戈拉说，散居的人类仍然斗不过别的动物。

不难设想，就身体强健而言，人不及马或牛，遑论狮子老虎，就敏捷而言不及兔子或鸟类。

可是，难道政治术是人用来对付动物的？凭常识我们也知道，人类对付动物仅需要制作的技艺就够了，哪里需要政治的技艺，对付人才需要这门技艺。

普罗塔戈拉紧跟着就提到“战争术”，对付动物并不需要发动战争。

所谓“人就被野兽给灭了”的说法，意思应该是指起初就说到的所有动物都具有的相互残害趋向，亦即人人相残的自然趋向——这正是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的要害。

战争的技艺最能突显人类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属人的性质，普罗塔戈拉提到“战争术”无异于进一步凸显政治术与其他技艺有本质上的不同。

普罗塔戈拉的神话故事在这里出现了新起点：人类如何获得自己的生存必不可少的政治“能力”。

普罗塔戈拉区分了人类的基本生存能力和政治能力，而且明显更重视政治能力。

这无异于说，制作生活必需品的技艺并非人的完满第二天性，政治技艺才是人的第二天性的完满。

普罗塔戈拉说，“起初人分散居住，没有城邦”，这不仅意味着散居也是人类生活的形式，而且意味着人类并非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

这一点正是近代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自然状态说的关键：人的政治性得归因于一种人为约定。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在探究人的本性时即便从自然需要开始，却认为人类在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动物，并没有什么人的自然属性。

换言之，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作为哲人虽然知道人天生是自然性的，却并不从“自然”出发看政治。

普罗塔戈拉接下来还进一步说，即便有了城邦，世人“又相互行不义”，仍然因相互毁灭而自我毁灭——普罗塔戈拉刻意区分了“聚居”与“创建城邦”。

这意味着，即便人类以聚居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仍然没有与动物的生活方式完全区别开来。

用今天的话说，聚居表明人具有了社会性。

然而，我们凭常识也知道，并非所有动物都过的是散居生活，有的动物过聚居生活，有的则过既散居又聚居的双重生活。

要说人类的聚居与动物的聚居生活有所不同，那么，人过聚居生活不是出于动物天性，而是出于一种意愿——普罗塔戈拉说的是“世人寻求聚居”，这里的“寻求”这个动词表明，建立城邦的聚居是人类才有的意愿。

凡意愿都涉及到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活着与生活得好或坏是两回事。

生活得好的愿望基于选择——所谓我有自己的生活梦想，单纯的聚居并不基于这样的前提。

换言之，普罗塔戈拉的说法强调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根本差异：聚居的社会性在本质上仍然是动物性的，聚居的政治性才使得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

用今天的话来说，社会学远不如政治学更为触及到人世生活的性质。

聚居的社会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生物，即便人生活在散居中或生活在孤寂之中。

人还寻求好的生活，这是人的聚居不同于其他动物聚居的关键。

然而，按照普罗塔戈拉的说法，人类聚居所寻求的“好”是什么呢？是“靠建立城邦来保存自己”，免受同类相残的威胁。

这样一来，人的政治生活的意愿性动机就仍然与动物本能没有区别，毕竟，所有动物都有“保存自己”的本能。

我们知道，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立足点——或者说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立足点正是这种动物性的“保存自己”的本能，并由此引申出所有人的生命权利。

在这种权利面前，“寻求”好坏对错都不具有正当性，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政治法理，十恶不赦的罪犯也有自己的生命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