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礼俗文化交流史略考

中韩礼俗文化交流史略考中韩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对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礼仪风俗、日常生活等各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相似而又各自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筆者从中韩礼俗文化角度对中韩文化交流史略作探讨，总结了中韩礼俗文化的源流同异，并希望以此为交流的基础和发展的根基，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标签：韩国礼俗文化交流0 引言自古以来，中国和韩国之间一直就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源于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山水相连的地理关系，更因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之一，其先进的社会文化等对周边国家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

因此，笼统来说，中韩文化交流史实际上就是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史。

不过，韩国在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之后，经过与本地固有文化的融合，形成新的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

这种近似的文化底蕴，也成为中韩之间源源不断的交流的纽带。

下面笔者从礼俗文化角度对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略作探讨。

1 礼俗文化的概念礼俗文化，即礼仪与习俗文化，指婚丧、祭祀、交往、生活等各种场合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

礼俗源于生活，但礼和俗并不相同，礼是典章制度，俗为风俗习惯。

清末的一代经师孙诒让指出：“礼俗当分两事，礼谓吉凶之礼，……俗谓土地之习。

”故本文从礼仪文化和风俗文化两方面进行讨论。

2 中韩礼俗文化交流探源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融入了各种礼制因素。

所谓五礼（吉、凶、宾、军、嘉）、九礼（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已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民俗之中，随着儒学在韩国社会的探入传播，中国的礼俗文化也被吸收到韩国的民俗文化之中。

2.1 礼仪文化方面在经典伦理学说方面，中国礼仪文化传入韩国的最早记录，是在先秦时期。

据史书记载，“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

在韩国三国时期，通过把“五经”之一的《仪礼》作为太学的教材，开始了韩国主动吸收中国仪礼文化的进程。

统一新罗时期，神文王（681～691年在位）于686年派遣使节到唐朝求《礼记》。

武则天得悉后，即令有关官员编写了一部《吉凶要礼》，同时送赠新罗国王。

后来，新罗即把《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中国礼制经典作为国学的必修科目之一以及选用官吏的考试科目之一。

高丽时期，从成宗王（982～997年在位）开始，即着手建立社稷等礼制；睿宗王（1106～1122年在位）时，又加强了礼制文化的建设。

程朱理学传入到韩国社会后，更促进了韩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礼俗文化的关注。

李朝建立后，统治者尤其重视采用中国的礼制文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系统地引进和吸收中国礼俗文化的政策。

如：李朝在1403年规定：“令初入仕者，并试朱史文公（朱熹）家礼。

”在宗法制度方面，中国的姓氏制度文化最先传播到韩国。

朝鲜朝著名地理学家李重焕曾指出，“自新罗末通中国而始制姓氏，然只仕宦士族略有之，民庶则皆无也”。

“至高丽混一三韩，而始仿中国氏族，颁姓于八路，而人皆有姓”。

由于韩国的姓氏制度是在模仿中国的背景下建立的，所以韩国人的姓与中国汉族人的姓基本相同，如金、李、朴等姓。

韩国的族谱文化也来自中国，其内容、体例及行文与中国如同出一辙。

18世纪修成的韩国《丰山金氏谱》中说，“氏族之书，始起于《周礼》小史氏之遗，其来尚矣。

我东文献，大抵一效中州氏族之书”。

中国的宗法和伦理文化也逐渐被韩国人所吸收。

高丽忠烈王（1275-1308年在位）曾根据中国的婚姻伦理，下令禁止同姓者之间通婚；李朝建立后，又援引《大明律》的条文，对同姓之间通婚者施以杖刑。

在婚丧冠礼方面，韩国最先引入的是中国丧葬礼。

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在六世纪初即已颁布丧服法。

高丽时期又系统地采用了中国的五服制度，即把丧服分为五个等级：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然后按生者与死者亲属天系的亲疏，确定不同的丧服等级。

李朝建立初年，又强调官员必须为父服丧三年，只有宿卫武官在取得国王的命令后方可夺情起复。

此外，李太祖还于1395年命令大臣权近依据中国礼制制定冠婚诸礼。

朝鲜朝的冠礼，是根据《礼记》、《仪礼》以及《朱史公家礼》而制订的，其范围主要限于两班子弟。

冠礼的年龄在十八岁左右，通过行加冠礼，表示已经长大成人，并可入仕。

此后，加冠礼也逐步被庶民阶层所采用，一般在婚期前，男方要行加冠礼，以示成年可婚。

朝鲜朝的婚礼，同样是根据《朱史公家礼》制定的。

整个婚礼过程如同中国一样，也包括议婚、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种礼仪。

在交通文化方面，高丽王朝时期，已模仿中国系统地建立起站驿制度和漕运制度。

辽、金王朝还曾多次向高丽王室赠送车辂等。

同时，中国的封建礼制也在高丽时期影响到韩国的交通文化，高丽王朝首先模仿中国建立起国王舆驾行幸的卤簿制度，此后又制订了百官出行的仪从制度。

随后，又对受有封号的妇女乘车做出等级规定。

李朝建立后，为了体现尊卑贵贱，在中国的舆服制度影响下，也于l400年“立贱隶骑马之禁”，并对官员和妇女乘车坐轿也做出了礼仪性的规定。

2.2 风俗文化方面在服饰文化方面，韩国从新罗时期就开始采用中国的服饰礼俗。

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武烈王金春秋作为王子在公元648年出访中国的唐朝时，唐太宗就赐予他以图文为等级象征的中国章服“以从中华制”。

自此之后，中国历代王朝都曾经向韩国国王及其使节赠送冠服。

因此，韩国采用中国的衣饰文化也正是从官服开始的。

据《高丽史·舆服志》记载：“东国自三韩仪章服饰，循习土风。

至新罗太宗王请袭唐仪，是后冠服之制，稍拟中华。

”高丽时期的统治阶层越来越多地采用中国的服饰，官员们则根据等级的不同分别采用紫色、红色、绿色和黑色。

但此时的庶民阶层仍然同新罗时期一样采用韩国的固有服饰。

随着官服制度的普及，百姓的服饰颜色开始仅仅局限于黑白两色，这一点同中国宋朝百姓的服饰特征类似。

到了儒教盛行的朝鲜朝，由于棉布衣服盛行，服饰文化变得更加多样化。

在饮食文化方面，韩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是同其农耕生活文化一起形成的。

在氏族部落社会时期，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共同体生活，所以其饮食结构也是共同体样式。

三国时期，韩国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大米的产量增加，渔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这样的环境下，就形成了以谷物为主食，主、副食分离的一般性饮食结构。

同时，此时的饮食文化也开始呈现出以不同材质的容器为特征的阶级性。

高丽时期，粮食的产量进一步提高，用大米做的食物越来越丰富，糕点的做法开始变得多种多样。

同时，受中国的影响，酿酒业和医药业得到了发展，产生了基于中医理论的“食疗法”。

韩国以大米为主食、泡菜为副食的饮食结构跟古代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古代礼仪制度也对韩国人民的饮食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宴会的仪礼程式上，还体现在家庭饮食文化中严格的等级观念上。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茶文化作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韩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中韩两国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早在公元7世纪，中国的茶文化就已传入韩国。

新罗多位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成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

韩国饮茶始兴于9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

统一新罗时期，茶文化发展起来。

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高丽的茶道——茶礼形成，茶礼普及社会各阶层，韩国茶文化进入兴盛时代。

李朝时期，中国的泡茶道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

韩国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

韩国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至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住宅文化方面，古代中国奉行卜筮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韩国人的宅地风水观有深刻的影响。

这主要体现在住宅的选择、房子的结构设计等方面。

如：选择住宅地的时候，要选择所谓的“明堂之地”，并根据五行来判断风水的好坏，从而设计安排卧室、厨房及卫生间的位置。

中国宋朝开始出现的住宅礼制也对朝鲜朝的住宅制度有着显著影响。

在中国的明朝，百官的住所的规格和装饰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制，受此影响，韩国李朝时期对于住宅也加以严格的身份限制。

在节日民俗方面，随着中国历法和宗教在韩国的传播，一些中国的节日民俗也在韩国流行起来。

据史书记载，韩国在新罗时期已流行中国式的春节。

李朝时期，春节、端午、寒食、中秋等被列为的四大节日。

此外，元宵、清明、七夕、冬至、腊八等中国节庆在韩国也很流行。

但韩国人在接受中国节日民俗文化过程中，也融入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如端午节，中国人多在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纪念屈原；同时，在门上悬挂菖蒲和艾叶以“驱邪”；在韩国，人们则采摘艾叶放置在门旁，妇女用菖蒲的根削成簪子插在头上以“驱邪”，同时盛行荡秋千和摔跤比赛等游戏。

3 研究中韩礼俗文化交流史的意义总而言之，古代中韩两国之间的礼俗文化交流内容丰富多样，而这种礼俗文化交流的核心是围绕着中国古代儒家的礼制文化来展开的，中国古代礼俗文化在韩国的民族文化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中国古代礼俗文化在传入韩国之后，经过韩国固有文化的吸纳、融合和发展传承，形成韩国今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礼俗文化是中韩两国文化底蕴的基础，是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纽带。

在国际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以此为交流的基础和发展的根基，定能促进中韩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1]李英武，郝淑媛.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探析，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5期.[2]李玮玮.论古代中国的礼俗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文教资料，2009年7月上旬刊.[3]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刘程远.《中国文化与世界》，复文书局，1995.[5]刘新庚，吴萍莉，佘知资.中韩儒家文化比较及启示，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