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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家的爱国情怀

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优秀儿女。暂且撇开以前的不谈,近代以来,有多少先进分子和志士仁人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英勇无畏,不怕牺牲,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可歌可泣,又有多少先进分子和志士仁人为了祖国的繁荣和富强,呕心沥血,坚韧不拔,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同样可歌可泣。中国的化学家,为了祖国化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下面我们举例式地描述几位化学家的事迹。

中国著名化学家、化工专家侯德榜的爱国情怀令人感动。侯德榜生于1890年,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外国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的霸道行为,他认为外国列强之所以敢欺负中国,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先进,因此,中国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要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我国知识界的“科学救国”思想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产生的。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变法维新,但是这些都失败了。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一方面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革命斗争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落后,国内政治局势混乱,在许多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中间,尤其是在学习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中间,逐渐产生了科学可以救国的思想。他们要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救国。这表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他们要投身到救国的事业中去。因此,

对于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科学救国”的思想是一种爱国思想。“科学救国”代表了一些科学家寻求救国道路的一种想法,许多人抱着这种想法去尝试、去实践、去奋斗。他们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带回祖国,对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起了积极作用。

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仅仅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是难以实现救国的愿望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于中国人寻求救国的道路,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①历史已经证明,在旧中国仅仅依靠科学是救不了国的。但是,对于那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科学救国”的爱国热

情是应当肯定的。

侯德榜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曾留学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拉特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或研究。当他从著名实业家范旭东给他的信中得知,祖国需要他回来创办制碱业的时候,他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制碱事业,毅然回国。在塘沽筹建永利碱厂的过程中,侯德榜不仅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而且受到洋人的讽刺和蔑视。侯德榜下定决心,与同伴一起攻克技术难关,终于解决了技术问题。在以后的岁月里,侯德榜与范旭东合作兴办硫酸铵厂,并始终保持了研究和生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抗日战争中,硫酸铵厂成了抗击日寇的军工厂。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德榜又为归还被日本侵略者拆走的铵厂装备而奔走,经过斗争终于如愿以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道路的许多尝试都失败了,中国人只是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面目才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战争才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实践证明,当中国社会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以前,仅仅依靠科学和实业是难以救国的;在革命胜利后,科学救国或者确切地说科学兴国就具备了条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侯德榜正在印度,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和外国势力的阻拦和纠缠,历尽艰难终于回到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新中国的制碱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倾

注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曾用自己的钱买下两处房子,捐赠给中国化学会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在中国银行存入一笔外汇作为基金,以其利息购买国外科技文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侯德榜受到了冲击,他身处逆境,仍然惦记着碱厂的生产,思考着生产技术问题。去世前,他决定将自己最珍贵的藏书献给国家。

侯德榜在旧社会怀着“科学救国”的爱国激情,为国家为民族的科学技术和化学工业的发展苦斗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为新中国的化学工业和科学技术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叶渚沛(1902—1971)是中国著名的化工冶金学家,他与侯德榜有着相似的经历。叶渚沛在青年时代曾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赴美留学,并在美国工作了几年,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成为一名冶金专家。1933年他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毅然返回祖国。可是,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逐渐领悟“科学救国”这条路走不通,于1944年再度赴美考察工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叶渚沛借在联合国任职之机,对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情况进行了考察。1950年,叶渚沛几经辗转回到了祖国。回国后,他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中国冶金事业的发展服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他自己受到无端污蔑的时候,他想的仍然是祖国的冶金事业。

中国化学家庄长恭(1894—1962),主要从事有机合成和天然产物的研究。他曾经留学美国,1921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任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去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回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美国考察,当时美国一个制药厂出高薪聘请他,被他拒绝了,德国拜尔药厂要求购买他的专利,也被他拒绝了。庄长恭1948年回国任台湾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后,他向往新中国,离开台湾回到大陆。

庄长恭是一位爱国的化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政治鉴别力的爱国的化学家。新中国建立以前,他不忘自己是中国人,不为高薪所动,不为金钱弯腰,多次出国,又多次返国;新中国建立以后,他即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服务。爱国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爱国又具有不同的内容。在全国解放后,庄长恭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并为她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不仅表明了他的爱国思想,而且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

唐敖庆于1946年去美国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他留学的这个时期,国内正处于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时候。唐敖庆身在异国攻读,心却时刻关心着国内的内战形势。1949年夏天,新中国的曙光即将升起,唐敖庆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要把自己的论文献给新中国,于是开始办理归国手续。这时,唐敖庆的身边既有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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