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cur Olson
桑基鱼塘原理
桑基鱼塘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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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原理》
一、定义
桑基鱼塘原理是1976年由美国经济学家桑吉(Mancur Olson)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理论。
此理论的本质是指,小集团的行为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利益,尤其是当小集团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拥有权力不对等的时候,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
它的原则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可以让社会中的某些利益集团获得更多的利益。
二、特征
1. 权力不对称。
桑基鱼塘原理的关键在于,其中参与的所有利益集团之间具有权力不对等的特征;
2. 好处是分配的而不是创造的。
桑基鱼塘原理中的好处是分配的而不是创造的,桑基鱼塘原理假定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差距可以使一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什么新的或有利于社会整体的东西。
3. 利润最大化。
桑基鱼塘原理的本质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参与者)会指定规则、规则定义和结构,以便最大化其利润,而其他参与者则不得不接受这些规则。
三、示例
我们可以从贸易组织(如世贸组织)的经验中看到桑基鱼塘原理的应用。
贸易组织会建立一个具有权力不对等的框架,这样会有助于
它们的成员国可以获得优惠的政策或利益。
例如,美国在贸易组织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它拥有更多的投票权,而其他参与者则不能得到同样的利益。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
理解奥尔森的强盗逻辑丁维兵2012-02-16——《新历史观概想》续篇之三十二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学者的介绍,这个学者叫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年-1998年),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因其成就和贡献还设置了奥尔森奖,专门用于表彰最佳政治经济学博士学术论文获得者。
奥尔森写过一篇叫《独裁、民主与制度的起源》的文章,主要是在讲国家起源的一个新猜想,据网上有篇读者的文章介绍:“他受中国的一个军阀冯玉祥的启发。
冯玉祥是一个军阀,却很有德政,为什么一个军阀还会实行德政呢?于是他得出了一个新的国家起源理论。
最早的政府是通过暴力产生的: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实力强的就会形成土匪,到处抢劫,当一伙流窜的土匪固定在某一个地区时,它会考虑他们的长远抢劫收益。
他们不会把老百姓的东西全抢完,把百姓全杀光,要不然谁来生产啊,如果大家都穷的要死,他们去抢谁的呀?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最佳的…抢夺点‟。
不但要抢,还要抢有的度。
不仅要自己有吃的,也要老百姓有吃的,而且要百姓们多多的生产。
久而久之,固定有一个地方的土匪,就慢慢成了…政府‟,抢夺的东西也就成了强制性的税收。
这伙土匪不但要求自己不能过度抢夺,还要防止其他土匪前来抢夺,也要防止百姓之间相互抢夺,因为这些都不有利生产,不利于他们的长远利益,所以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暴力机关,制定了法律,于是国家就产生。
”奥尔森的这个国家起源的猜想非常有趣,说起来其几乎可以定名为“强盗逻辑”,因为他所提到的要素就是军阀、暴力、土匪和抢夺等等,而如果将这些通称为“强盗”,他的逻辑可以简写成:“在一个…强盗‟横行的社会,当一伙…强盗‟停止流窜而与周围的多数人类稳定相处时,由于…强盗‟需要多数人持续的生产供给,所以只能有度的摄取,而多数原住民如果没有…强盗‟的强势保护,就会被其它强盗不断的无度摄取,这些共存关系的固化就是国家的起源”。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到有水吃
从三个和尚没水吃到有水吃“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是一句中国俗语,它所反映的现象其实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1964年3月,在纽约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谋杀案。
在凌晨3点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酒吧女经理被一个杀人狂杀死。
作案时间长达半个小时,附近住户中有38人看到或听到女经理被刺的情况和反复的呼救声,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她,也没有一个人及时给警察打电话。
事后,美国大小媒体同声谴责纽约人的异化与冷漠。
一、对这一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两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巴利与拉塔内并没有认同这些说法。
对于旁观者们的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还有更好的解释。
为了证明自己的假设,他们专门为此进行了一项试验。
他们寻找了72名不知真相的参与者与一名假扮的癫痫病患者参加试验,让他们以一对一或四对一两种方式,保持远距离联系,相互间只使用对讲机通话。
事后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在交谈过程中,当假病人大呼救命时,在一对一通话的那组,有85%的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而在四个人同时听到假病人呼救的那组,只有31%的人采取了行动!通过这个试验,人们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两位心理学家把它叫做“旁观者效应”。
他们认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正是因为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每一位旁观者都无动于衷,旁观者可能更多的是在看其他观察者的反应。
用该效应再来看一下媒体经常报道的“小孩落水事件:旁观者甲本想下水救人,又有些犹豫,他在看其他目击者乙、丙等人的反应。
转念一想:“这么多人都看到小孩子落水,总会有几位下去救险的,自己就不下去吧。
”犹豫之间,小孩子被水吞没了。
居然没人下水,甲不禁心里有些内疚。
再一想,要责怪,要内疚,要负责任,也是和乙、丙等数十人分担,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他走开了。
就这样,一桩桩旁观者众多,却“见死不救”的事件产生了。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旁观者效应”,与人们一般以为的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之类的社会氛围或看客的冷漠等集体性格缺陷没有太大关系。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终审稿)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文稿归稿存档编号:[KKUY-KKIO69-OTM243-OLUI129-G00I-FDQS58-《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美]美国着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要着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着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本书适合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类研究人员使用。
如果你想对利益集团理论有深刻的理解,那么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必须一读的书。
本书是曼瑟尔·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本是《国家兴衰探源》。
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本书、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这三部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着作。
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
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
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
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
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
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为什么集体行动会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任何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名词解释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名词解释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arsanyi-Olson Theorem)是指在集体决
策的情境下,如果假设个体的兴趣是自私的,且能够量化,那么个体的最佳策略是遵循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这个定理是由经济学家赫克歇尔(John Harsanyi)和政治学家俄林(Mancur Olson)于1960年代提出的。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主要探讨了集体决策的问题,即如何在一
个由个体成员组成的群体中做出最佳的集体选择。
定理认为,如果个体的兴趣是自私的,且能够被量化,那么在集体决策中,个体的最佳策略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最大利益,那么整个群体的利益也将得到最大化。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基本假设是个体利益是自私的,即个体
在做出决策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
此外,个体的兴趣可以被量化,意味着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衡量个体的利益大小。
这个定理的成立对于社会科学中集体决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指导集体决策。
新制度经济学的深入书籍
新制度经济学的深入书籍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一种学派,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结果的影响上。
以下是一些深入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书籍:1.《制度、改革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by Douglas C. North•本书由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C. North)所著,详细介绍了制度在塑造经济绩效方面的关键作用。
2.《制度的逻辑:制度经济学的解释》(The Logic of Collective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by Mancur Olson•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关于团体行为和制度演变的理论,强调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互动。
3.《新制度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N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 A Guidebook)by Eric W. K. Tsang•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为初学者提供了全面的导论。
4.《制度经济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Economics)by Geoffrey M. Hodgson•作者提供了对制度经济学的深入介绍,强调了制度演变、规范和路径依赖等重要概念。
5.《制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 andOrganizations)by James E. Dow and Sergio Rinaldi •本书涵盖了制度经济学的多个方面,包括合同理论、信息经济学以及制度变迁的分析。
6.《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演化的研究》(N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by Erik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作者深入研究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强调了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
olson指数衰减模型
olson指数衰减模型
Olson指数衰减模型是一种用于描述人群参与程度随时间衰减的数学模型。
该模型最初由美国政治学家MancurOlson提出,用于解释为什么小团体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而大规模集体行动往往难以实现。
该模型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会逐渐减弱,因为他们可能会感到疲惫、失去兴趣或对于行动的结果感到绝望。
而这种参与程度随时间衰减的逐渐过程,可以用一个指数函数来表示。
具体来说,Olson指数衰减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P(t) = P(0) * e^(-kt)
其中,P(t)表示时间t时刻的参与者数量,P(0)表示初始的参与者数量,k则表示衰减系数。
当t趋近于无穷大时,P(t)会趋近于0,也就是说,最终参与行动的人数会趋近于0。
Olson指数衰减模型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如社会运动、市场营销等。
在社会运动中,该模型可以用于估计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从而为组织者提供更准确的决策依据。
在市场营销中,该模型可以用于分析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从而为企业调整经营策略提供参考。
- 1 -。
理性选择
路径依赖的表现方式
路径依赖有两种表现方式:自我强化和锁定。秦池酒业从一个县级小厂能迈向全国靠的就是广告,它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这种收益刺激了它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继续这一战略,不计成本地去夺取中央台广告标王,在一夜暴富以后还想一夜成为贵族;这就是自我强化。至于锁定,恋爱中的男女最容易被观察到。女孩爱上了男孩,但男孩有些屡教不改的恶习,朋友们都说放弃吧,多少次经验证明了要改是不可能的,但女孩一直执著地相信再下一次他一定会改的,就这样她拖了好多年……这不仅是“一叶障目”的问题,还含有路径锁定的因素。
1982年,奥尔森试图采用联合行动来表述《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的原因。其主要思想是在一个国家的时间长河里,小的分散的联合会会慢慢组建。像棉农组织、钢铁工人组织、工会等会有相当动机去组建自己的政治游说团去影响政策,使它偏向自己的利益。通常这些政策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进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支持这些政策的利益联合体,然而其成本却是需要整个社会分担的。“逻辑”这个词指出,这些政策通常很少会遇到公共的抵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分散的联合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整个国家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经济也随之开始下行。
理性
一个模型:
集体行动问题
制度安排问题
经验的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的行为假定:个体是决策者,他们是理性的,因为他们的行动与他们的偏好一致,而且他们的选择服务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是策略性的,因为每个人的选择受他人可能选择的影响,而且选择的变化是行动者所受约束的函数。(P37)
理性假定与偏好
效用最大化
均衡分析/均衡假定
理性选择的力量在于它的简约性的均衡(打破均衡、引发改变的力量)
路径依赖(时空序列与因果链条)
集体行动的逻辑
• 4.集体行动的失败
• 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任何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都具有“公共品”的性 第一,个人对公共品的提供 质。所谓“公共品”,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 第一 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微乎其微,比如某个候选人不会因为你的一票而获 选或落选;第二 第二,个人即便不承担成本(搭便车),只要其他人付出 第二 成本,他也能够享受收益,比如国防。“公共品问题”的实质就在于, 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不付 出成本时,公共品将无法被提供出来。这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中也被称为“合成谬误”,N人囚徒困境博弈也是这个意思。
• “在一个小集团中,一个成员可以获得总收益中很大的一部分,即使
他个人承担全部的成本,比起没有这一物品时他仍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这时可以假设集体物品会被提供。在一个集团(指奥尔森所谓的中等 大小的集团——笔者注)中,如果一个成员从集体物品获得的利益不 足以使他有兴趣独立承担提供这一物品的成本,但对整个集体来说, 这一个体仍很重要,他参加或不参加实现集团目标的努力对集团中其 他人的成本或利益有显著影响,这时结果就是不确定的。与此相反, 在一个大集团中,没有某个个人的贡献会对集团整体产生很大的影响 或对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的负担或收益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可以肯 定地说,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外界因素引导大集团的成员为实现他们的 共同利益而奋斗,不然集体物品就不会被提供。”(P36-37) ”
• 3.内容简介
• 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 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 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6章与其他理论的对话以及 对搭便车理论的实证分析 .(虽然本书共有六章,但是核心章节只有 前两章,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两章。本书后边的章节在 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前边章节所提出理论的说明、印证及补充)
权力与繁荣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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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 序 第一章权力的逻辑 罪犯的比喻 固定活动范围的匪帮 历史事实 专制统治与大多数人统治的比较 更具共容利益观的大多数 其他的一些含义 第二章时间、收入与个人权利 “国王万岁”
谢谢观看
权力与繁荣
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01 图书简介
03 目录
目录
02 作者简介
基本信息
《权力与繁荣》是2005年4月1日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图作,在书中奥尔森主要探讨了政治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并谋略回答“为什么 世界上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要使一个社会“拥有足以带来经济繁荣的市场” 的条件是:(1)个人权利可靠、清晰的界定;(2)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离开这两个条件、社会经济不 可能繁荣。政府本身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正一反的两重作用,要使政府起到促进作用,就必须从政府的激励机制 出发,建立一个能给予共同利益最大决策权的政治体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曼瑟・奥尔森(1932-1998):前马里兰大学著名教授,制度改革与非正式部门研究中心主任。他著作甚丰, 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已被翻译成9种语言。奥尔森的模型简明、严格,他的分析犀利,充满睿智。作为一 名经济学家,他的著作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经济学领域,波及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
利益集团_政府类型与经济繁荣_奥尔森国家理论解读_柳建文
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2009-03Mar ,20092009年第2期NO.2,2009国家的盛衰兴亡是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古老话题,在此问题上产生过诸多理论和演绎。
新政治经济学中,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 ,1932—1998)从集团理论出发,对这个老话题给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理论。
一、国家起源的集团分析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契约论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期的霍布斯、卢梭等认为,国家是人们为摆脱“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主动订立契约的产物。
近期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国家视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
”[1]契约论不考虑权力因素,它的前提是权力的平均分配,国家的产生则是人们为节约交易成本自下而上达成一致的结果。
奥尔森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谋求不能通过纯粹个人行动来增进的那一部分利益,由政府所提供的国防、社会经济秩序乃至环境保护等集体利益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无论是否为此作过贡献,集体成员都能自动分享这些利益。
因此,理性的个人都会采取“搭便车”的策略,拒绝为集体利益花费任何成本,并且个人所作出的贡献愈大,其自愿行动的可能性将愈小[2]。
理论上讲,除了某些足够小的集团能够通过一个或多个成员自发的和理性的行动提供给自己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外,社会成员很难通过谈判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特别是对于人数众多的大型集团。
因此,期望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达成契约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社会中能自发产生契约式的政府。
奥尔森认为,面对理性的个人,只有采取“选择性激励”手段才有可能使得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5JA810008。
作者简介:柳建文(1977-),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学者、法学博士。
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的书
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的书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主要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影响。
以下是几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的代表作品:1. 《制度变迁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导引》(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艾利·奥尔斯特罗姆(Mancur Olson)该书于1965年出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奥尔斯特罗姆系统地分析了集体行动和公共物品的经济学理论,探讨了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影响。
2.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鲍姆尔(Thorstein Veblen)鲍姆尔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先驱之一,该书于1898年出版。
他对现代工业经济的制度安排和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
3. 《制度的扭曲性》(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理查德·塞曼(Richard Sennett)该书于1998年出版,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下工作制度变革对个人性格和人际关系的影响。
塞曼通过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揭示了制度变迁对个体生活的重大影响。
4. 《制度经济学:建构与分析》(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from the Journal of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阿尔金·弗·达斯古普塔(Elgar F. Dastur√Guarda)该书是一本收集来自期刊《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的文章,由多位权威学者撰写。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于1965年提出的,该理论对个人在参与集体行动时的动机和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奥尔森认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所付出的成本往往远大于个体获得的利益,因此,为了使集体行动得以实现,要克服个人的自私和自利倾向。
奥尔森的理论对于解释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主要围绕着个人如何在集体行动中权衡成本和利益展开。
他认为,个体在参与集体行动时会面临困境:一方面,个人愿意通过集体行动来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实现自身的目标;另一方面,个体也面临参与集体行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物质等方面的成本。
奥尔森指出,由于集体行动中的成本大于利益,个体在决策时更倾向于自私自利的行为,从而导致集体行动难以实现。
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提出了“囚徒困境”和“选择集体行动”的概念。
他认为,在集体行动中,个体往往会面临一种囚徒困境的境遇。
即个体在集体行动中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自利行为的威胁,使得他们不愿意参与集体行动。
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奥尔森提出,个体应该通过选择集体行动来实现最大化的利益。
他认为,只有当个体认为参与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利益大于成本时,才会选择参与其中。
因此,为了提高集体行动的成功率,必须通过激励措施和机制来降低成本、增加利益,从而提高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理论认识到个体在参与公共事务时的自私和自利倾向,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激励措施和机制来引导和促进集体行动。
另外,在社会发展和组织管理方面,该理论也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理解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和机制,可以为社会组织和机构提供有效的管理策略和制度设计,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奥尔森的理论也存在一些限制和争议。
试论集体行动的困境
试论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问题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分支之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①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可谓研究该领域的奠基之作。
他站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认为集团是由各构成主体的自发意志所形成的,其理论主要阐述的是以谋求集体财富为目的的集团规模问题。
其论点为旨在获得集体财富的集团,其规模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
具体而言,他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比规模大的集团更能实现集体行动。
但在书中,奥尔森认为规模小的集团情况复杂,故其研究的对象为大集团,更为确切地说强调大集团的“集体行动的困境”。
标签:集体行动;困境;公共物品;搭便车一、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课题及其特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兴盛并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门新的分支,其研究对象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注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或者说是集体行动问题。
在传统经济学中,之所以对非市场决策问题不加关注无非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1]1。
在经济学的研究当中,对象的“经济人”这种假定是最为根本的。
而非市场决策问题则难以适用“经济人”这一假定,因此传统经济学对其不加关注亦在所难免。
然而,现代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告诉我们,即使是非市场决策问题,亦并非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可行。
换言之,在该领域中,同样可以对研究对象作“经济人”的行为假定。
而公共选择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牢牢紧扣“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
时至今日,公共选择理论的运用早已突破经济学的范畴,其在政治学等领域的渗透也已为学术界所认同。
本处所探讨的这一理论也是倾向于该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方面。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是指人们在面对共同利益或共同问题时,如何协调行动以实现最佳结果的一种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Mancur Olson于1965年提出,主要探讨了个人为什么会参与集体行动,以及集体行动的效果和限制。
奥尔森认为,人们在面对共同利益或问题时,通常会选择不参与集体行动。
这是因为个人参与集体行动需要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等成本,而收益往往是不确定的。
此外,即使集体行动成功了,也不能保证每个参与者都能获得相应的收益。
因此,在没有强制力量的情况下,个人更倾向于采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可能会选择参与集体行动。
这通常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当个人面临着强制性组织或政策时。
例如,在某些国家中,政府规定每个公民必须缴纳所得税。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人不想参与集体行动也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
第二种情况是当个人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获得更多的利益。
例如,当一个工会组织发起罢工时,工人可能会选择参与罢工,因为他们相信通过罢工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和福利。
在奥尔森看来,集体行动的效果和限制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集体行动的规模和成本分配方式。
具体来说,当集体行动规模较小时,每个参与者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因此更容易协调行动并实现共同目标。
但是随着集体行动规模的扩大,每个参与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协调行动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在大规模集体行动中,存在“乘坐者”问题:即有些人可能会享受到集体行动带来的好处,却不愿意为之付出相应的成本。
针对上述限制,在奥尔森看来,解决办法是通过建立强制性组织或政策来促进集体行动。
例如,在某些国家中,政府设立了环保税等措施来鼓励企业减少污染。
此外,通过建立奖励机制、减少成本等方式,也可以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
总之,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共同利益或问题时,会选择是否参与集体行动。
而集体行动的效果和限制取决于集体行动规模和成本分配方式。
集体行动的逻辑全书简介(必看)
集体行动的逻辑全书简介(必看)《集体行动的逻辑》全书简介(必看)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1932年1月22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
《集体行动的逻辑》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在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
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或者说是集体行动问题。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
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
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
现在,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也用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
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这本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在这本书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并在回答过程中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被界定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1]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摘要] 曼瑟·奥尔森是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他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集体行动理论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认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集体行动往往难以实现。
而要实现集体行动,需要选择性激励。
这一理论从提出起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学界的一些质疑,如大小集团难以准确界定、“经济人”假说的不完全性等。
[关键词] 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句话包含了行动者由一个变成三个对同一件事的影响是不同的。
为什么三个(实际上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多个)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即都需要喝水)的行动者却无法达成共识,采取相同的集体行动呢?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对其进行了探讨,本文谨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进行简要评析。
一、奥尔森及其《集体行动的逻辑》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1932年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19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经济系教授,他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产生重大的作用。
他的主要论著有《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兴衰探源》和《权力与繁荣》等。
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 Kammerer Award)。
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奥尔森于1998年2月19日在办公室门口心脏病突发去世。
Yegor Gaidar教授说,“在我们看来,像奥尔森这样的教授是无可替代的。
人们将在很长的时间内看到奥尔森对经济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奥尔森的合作者之一Peter Murrell教授也感慨的说,“我们怀念(奥尔森)奔涌的智慧”。
olson指数衰减模型
olson指数衰减模型
Olson指数衰减模型是一种用于描述社会组织中团体参与度的模型,由美国政治学家Mancur Olson于1965年提出。
该模型认为,在一个社会组织中,随着团体规模的增大,个体参与的意愿会逐渐减弱,形成一个指数衰减的曲线。
Olson指数衰减模型基于以下两个假设:一是团体成员的个体利益与团体整体利益有对立关系,即团体成员可能会追求短期的个人利益而忽略团体整体利益;二是团体成员的参与成本随着团体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参与成本包括时间、精力、金钱等方面的投入。
据此,Olson指数衰减模型提出了一个公式:n = N/(1+a(N-1)),其中n表示团体成员的参与度,N表示团体规模,a表示一个常数,代表参与成本的增长速度。
公式中,随着N的增大,分母会逐渐变大,因此n会逐渐减小,呈现指数衰减的趋势。
Olson指数衰减模型对于解释团体行为、政治参与等方面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它提醒我们,在团体组织中,需要注意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平衡,以及在招募成员时需要考虑参与成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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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ur OlsonMar 5th 1998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Mancur Lloyd Olson, scourge of special interests, died on February 19th, aged 66IN THE early 1950s, when travelling in Europe, Mancur Olson was puzzled why West Germany was blossoming economically, while Britain was floundering. Germany had lost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le Britain was a victor. The two countries were similar in many important ways. Why, then, the difference in performance?A decade later, in 1965, Mr Olson took his first step towards an answer. I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book that has come to be regarded as his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he examined the incentives that lead people to band together and collude for advantage. Five motor-car companies could be induced to form a cartel or a lobbying group fairly easily, since each would reap a fifth of any gains from price increases or government subsidies. But organising 5m drivers to fight back was a hard task, because each driver could hope for a free ride on the efforts of the others, and none had much to gain personally by joining the group.The conclusion was striking. Narrow, self-serving groups had an inherent, though not insuperable, advantage over broad ones that worry about the well-being of society as a whole. How might that insight explain the fate of nations? In 1982,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he offered an answer.In any human society, he said, parochial cartels and lobbies tend to accumulate over time, until they begin to sap a country’s economic vitality. A war or some other catastrophe sweeps away the choking undergrowth of pressure groups. This had happened in Germany and Japan, but notin Britain, which, although physically damaged in the war, had retained many of its old institutions. Surely there was some less cataclysmic route to renewal? Yes, said Mr Olson, a nation’s people could beat back the armies of parochialism, but only if the danger were recognised and reforms embraced. Make these points to a student of economics or politics today and he or she will say, “Of course.” But the ideas were obvious only after Mr Olson made them so.From the prairiesMancur Olson was born in the farming state of North Dakota. His father, who seems to have been an intellectual but without much formal education, grew the hard red spring wheat of the northern prairies. Mancur (pronounced with a soft “c”) is a local name of uncertain origin. Mr Olson guessed it came f rom mansour, an Arabic word for “victorious”, although how it arrived in the Red River Valley where he lived is a puzzle he never solved. He went to a local secondary school of 49 pupils, then via the state university to a Rhodes scholarship at Oxford, a Harvard doctorate and eventually to Maryland University, where he spent most of his career. He considered at one time going into politics (and he spent two years in Washington working for the government), but it was the theoretical lattices of economics that claimed him.In his 1982 book, he brough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ogether. As parochial lobbies form, he said, each gains, then fiercely defends, some benefit for its members, usually with government help. Subsidies, trade protections and other economic distortions accumulate, and resources increasingly flow to a specialised class of lawyers, bureaucrats and lobbyists who know how to work the system. Redistributive struggles displace productive ones. The result, if medicine is not taken, is a pattern of economic decline.In his later years, it was to “medicine” that Mr Olson turned. He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sound institutions and sensible policies in improving the lot of poorer nations, many of which rotted from the entrenched depredations of a self-serving governing class. Safe property rights, secure contracts and sensible economic policies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ealth and poverty, he said. Indeed, they go much further than capital stock,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or the other usual suspects of textbook economics, towards explaining why a worker’s productivity rises so astonishingly when he merely crosses the political boundary betwee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Mr Olson’s passion on this point led him to establish, in 1990, a cen tre devoted to helping post-communis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find their way. Word of his death first reached this newspaper by way of an e-mail from Armenia.Had he lived, his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might well have won him a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though not a wholly uncontroversial one. Some economists viewed him as a one-idea thinker—and worse, they whispered, his idea had reverberated less loudly within economics than outside of it; for exampl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charge would not have troubled Mr Olson for a moment. He was as disdainful of parochialism in the life of the mind as in the life of a nation. “Look for a problem that is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never mind how it is classified—and tackle it,” he once said, in the prairie-flat cadences that stayed with him all his life. “That is my advice to Mancur Olson, and that is my advice to everyone else.”50年代早期,当曼瑟·奥尔森在欧洲游历途中,他对德国经济迅猛发展而英国经济却举步维艰感到困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