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治论文素材

形势政治论文

（素材）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改革建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在传统的国有制之外，迅速发展了其他所有制形式，包括私有制和外资的进入；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造，把它们转变成真正的企业或上市公司，改变了它们的激励机制；我们还实现了地方分权，既给地方带来了激励，又降低了市场经济的信息交易成本，但，我们还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吗？

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受到很多挑战，从媒体、学术界、政策研究部门，从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后发优势的减退，技术优势的产业号称与国际水平在缩小，国际上超强购买力的消失。

再有我们生态条件，土地与水资源严重短缺，污染严重，收入分配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有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还有国际方面，过去几十年其它国家都欢迎我们的改革开放，今天不这样了。我们现在已经GDP排在第二，仅次于美国。所以国际形势也比以前错综复杂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表明，过去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很多条件都变了，我们不能继续按老的办法走下去，所以要研究新阶段下经济增长的战略调整与相应的安排。现在综合内部的研究，简称叫"新四化"，新工业化--进一步产业升级，新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农业现代化，还有信息化--带动中国产业升级。"新四化"是这样的大的主题。

体制上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市场改革，到2020年大概打造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这是目前的战略。这个战略会实现多少的增长率呢？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中心一个联合估算，到2030年，年均增长率6.6%，前十年7.6%，后十年5.6%，这是比较中间的估计。最高的估计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预测到2024年，中国增长8.6%；最低的就我看到的，是《大预测》的作者，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是5.7%。不管哪一个，到那时，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还要解决两个要素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实际上是一个偏瘫的巨人。我们有一大半的国土是不能用的，是沙漠、荒山野岭、戈壁荒滩，我国水资源实际上很丰富，但每年有7000亿立方米白白地流到印度洋，而黄河很少，只有500亿立方米的水。因为黄河缺水、西部缺水，中国大片土地不能使用，只要有水，西部就可以有变化。所以淡水的短缺是第一要素。

第二是能源。中国有世界上极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每年可以发10万度的电，而光伏技术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只要有投资，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能源问题。举两个例子，水好土好能源也好，统统都能解决，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与投资。

一是生态资产，二是10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从中国的大西部调到中国的西北部，西水东调，而不是南水北调。造地，造两亿亩三亿亩都不费事。最后是清洁能源，中国要把农民工变成日本、韩国那样的技术工人。

因此，经济制度转型应该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之一，因为，没有经济制度的转型，就不可能有消费结构的真正调整。世界各国消费结构表明，决定消费结构的是经济制度，因为，经济制度决定分配机制。天下人都知道，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私有制是按资分配。按资分配不可能有消费结构的相对均衡，同样，按劳分配也不可能消费结构出现重大失衡。

所以，不同的经济机制，必然导致不同的消费结构。

经济制度转型需要时间，但也不可以无限期拖延，因为，一是民众的承受耐力有一定时间

性，超过承受力就会加大各种意想不到的社会风险。二是中国隐藏着重大经济危机的风险，经济制度转型是减少损失、有效抗击风险的途径。三是外资掌控了中国的龙头产业，成了洗劫中国劳动成果的机器。所以，立法限制外资投资领域刻不容缓。四是外向型经济和房地产泡沫，前者加大了环境、资源和消费结构崩溃的风险，后者是引爆金融崩溃的炸药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危机是小错误一点点积累的，小错误是由路线决定的。因此政府对经济路线的把握就尤为重要。

今后三十年中华民族仍将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措施得当，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还可以持续三十年。

层次一：我国要素条件决定，应当投资与消费并重

从生产和供给角度来看，中国的有形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保持相对充裕的状态，从而为未来三十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基本条件。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经济增长早已超越了生产能力不足的短缺阶段，传统古典及新古典理论主张的“供给创造需求”在大部分时间内将不再成立。“产能过剩”在中国已不再是新鲜事物，需求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作为供需矛盾短板的一方，需求是否充足和可能呈现的形态将在较长时期内决定中国经济能否延续高速增长的态势。

众所周知，需求无外乎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宏观调控重点开始转向拉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这种调控方向转变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未来三十年中稳定需求的重点是否应该放在消费方面，可能还需慎重考虑。我个人认为，未来三十年我国增长无法模仿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驱动模式，应当是投资与消费并重。消费占比的增加，应当是先慢后快，循序渐进。一方面，从资源占用维度来看，如果采用欧美生活模式，强调消费的拉动作用，仅靠国内资源肯定无法支撑。而更多依靠外部市场提供资源，必须以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作保障。另一方面，从人口结构维度来看，过分强调消费需求可能导致增长的不可持续。尽管我国目前的人口结构还相对年轻，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结构很可能在十年之后迅速老化，从而形成劳动力要素稀缺、经济增长供给面动力不足的局面。尽管我国已经逐步建立并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些都只是表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将导致未来“养儿防老”途径在全社会范围内失效，社会保障体系能否支撑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人口结构，最终还要取决于国民财富的积累状况。当前，有关投资消费结构向投资过度倾斜的担忧不绝于耳，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国人口结构造成的。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以后，投资就可能上不去了，消费比重将被动地不断上升。而提前退休的政策促使这一转折点提前到来，到那时，消费比重会被动性上升。人口结构老龄化显现以前的十至十五年，增长动力靠什么？可能就需要更多地依靠投资。这里所指的投资，不是指盲目扩大产能意义上的投资，而是指全社会国民财富的积累。

层次二：未来动员需求的主要途径

我国设定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等发达国家的一般特征是，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发达的服务业，覆盖全社会的教育、医疗、社保体系，强有力的创新能力，保证整体上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也概莫能外，如果有什么特殊，不过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而更为依赖以公共交通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体系，更加依赖创新能力，使得有限的人均资源创造更多的人均价值。而客观存在的快速老龄化拐点，要求这个变化过程应当大比例的集中于下一个三十年的前半期，这一变化过程就是全社会国民财富的积累过程。我国应当也必须更早地呈现中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轮廓。因此，未来三十年动员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重点着力于以下三个途径。

途径之一是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首先，以建设新兴城市模式推进城市化能够创造出大量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包括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建设带来的投资需求，更包括城市化后居民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升级型消费需求。第二，城市化推进能够带来人口的集中和产业的集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和整个产业结构升级，并由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稳定居民收入和需求。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推进有利于全社会国民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伴随城市化推进而大量兴建的城市基础设施，既产生投资需求，又使过剩产能转化为全社会物质财富，而不是廉价出口品。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升值，本质上是城市集聚效应在财富创造方面的直接体现，土地升值带来的级差地租收益完全可以用于补贴中低收入人群、补充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为稳定居民消费需求起到强力支撑作用。不妨以京津唐地区为例进行说明。设想在北京和唐山之间的某个地区发展出一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卫星城市；通过高速铁路将卫星城市与北京、唐山相连接，形成半小时经济圈；卫星城市的产业发展可以定位在服务于北京的服务业和唐山的制造业，并部分承接北京、唐山的产业转移。在卫星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际高速铁路建设等等，不仅能够带来大量的投资需求，更能积累规模庞大的有形物质财富；这类卫星城市地价比较低，适于农村转移人口定居。城市发展带来的产业发展和就业岗位包括中心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能有效提高并稳定居民收入；城市化带来的房地产发展也能有效拉动投资消费需求，带来的土地升值收益可以用于中低收入阶层及老龄人口的补贴，进而稳定社会需求。

途径之二是提升人力资本。首先是社会保障方面。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完善社保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下的居民养老问题，对于稳定需求、促进增长至关重要。教育、医疗卫生等其他社会领域对于未来稳定消费需求也非常关键。事实上，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教育和医疗卫生本身都属于消费行为，促进两者的发展有利于创造需求；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全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从供给层面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创新能力。

途径之三是挖掘外部需求，疏浚供给瓶颈。比如农产品供给问题，我本人其实并不特别担心。中国城市用地占整个国土面积比重为0.43%，扣除掉西部地区一半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面积，占比也不过1%。城市化本身还有节约住宅用地的作用，只要措施得当，国内粮食供给不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还应该看到，全球适耕土地资源充沛，农产品的供给潜力是非常大的，主要的约束是基础设施和开发投资。国际投资出于不愿承担市场风险，或政治风险，甚或限产保价的目的，而踯躅不前。因此，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在于占有资源，而是寻求与被投资国良好合作，纾缓约束，扩大全球农产品供给。在全球化的今天，供给扩大必然反映到价格和中国进口条件的改善中。事实上，除化石能源之外，主要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全球储量是充沛的，供给约束与农产品差不多，都可以通过类似的“走出去”策略加以疏

浚。在能源方面除挖掘化石能源开发潜力外，新能源的开发将占有重要的比重。

以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提升人力资本为主要着力点的现代化过程，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加速积累，消化了已经存在的过剩产能，创造了巨大的国内需求，从需求结构上看是投资和消费并重，逐步提高消费的比重。

层次三：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环境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未来三十年，要切实动员好各方面需求，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还必须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世界形势有客观清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顺应国情和世情，推动公共部门采取相应对策，才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基本国情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在社会资源的掌控和分配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仍以城市化为例，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推进城镇化，并将城镇化战略与经济结构调整、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推进城市化（城镇化）最具决定性的要素就是“土地”和“劳动力”。城市发展的用地规划由政府部门决定，劳动力的流动也直接受制于人口户籍等相关制度。在基本要素流动都由国家和政府基本掌控的背景下，离开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推动，加快城市化进程、动员需求的目标都将难以实现。除了城市化的推进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促进消费需求的改革同样需要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迅速启动了扩大国内需求的应对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将短期应对危机措施同长期可持续调整改革结合起来。例如，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省级统筹。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专门部署地区之间的账户转移，为下一步实现全国统筹打下基础。中央经济会议还专门强调了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的策略，为围绕中心城市组团式城镇发展提供了依据。可以说，正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促进了各方面思想的统一，在客观上加快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改革的进度和城市化发展。问题在于，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把握经济社会急剧变动、演进形态下各方面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合理性和可持续性。

层次四：未来相关政策推行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任何政策实施的过程都面临着诸多风险，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基于良好初衷而推行的相关政策很可能演变成经济社会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针对次级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活动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美国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的政策缺失，致使原本只有几千亿美元的次级贷款衍生出十万亿美元以上的金融产品，集聚了巨量的金融风险。未来我们在推行相关政策时同样需要考虑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期政策短期考量的风险。很多政策的推出在未来头十年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进入第二个、第三个十年，政策的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当前的社会保障方案，整个制度设计中包含了较多的道德风险因素，特别是将养老负担更多地转嫁到未来的纳税人身上。这种设计固然是解决了当前的社会保障问题，但在未来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美国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开始着手进行社会保障改革方案设计，因为根据当时的计算，再过13年美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就将入不敷出。中国在多少年后也会同样面临养老保险入不敷出的问题？国内在这方面是否有过较为精确细致的研究测算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中国将面临的问题会比美国更为严峻。长期以来，美国政府通过不断地移民，保持其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而我们的人口结构在十年以后将加速老龄化。为了今后三十年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着手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然而，制度设计往往围绕现实矛盾展开，而现实矛盾通常是短期利益和即期表象的反映。改革必须立足长远，也需要对短期利益作出一些必要妥协，但重要的是，妥协的结果最终应该逐步收敛，向长期平衡点逼近。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政策如果设计不当，一旦出台并付诸实施后，将来要想作出改变就很困难，往往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当前，国内外对人民币国际化普遍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事实上，人民币距离成为世界货币还为时尚早。民粹的观点更加关注世界货币国在全球范围内发行本币、获得铸币税的利益，但不够关注实现条件。世界货币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必须存在大幅度的贸易逆差和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以本币标定的金融资产具有全球流动性。只有当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内部需求，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资本市场开放，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人民币资产具有充足的全球投资吸引力时，人民币才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在尚不具备成为世界货币条件时，冒进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很可能对整个宏观环境的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另一个近来备受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两种资源，特别是外部资源。在“走出去”战略背景下，很多国内企业都尝试着通过控制国外商业机构的方式实现控制占有外部资源的目的。这种方式存在引发国际冲突的风险，最终效果很可能会事倍功半，因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关键产业被国外企业所控制。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当是，针对重要资源和项目，主要通过控股以外的其他合作开发方式，有效扩大和稳定全球供给，同时不断完善供给链，从而有效地利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前面各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进行了分析。当然，经济发展还需要政治、社会等其他外部环境，但这不在今天我们这个题目的讨论范围内。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今后三十年中华民族仍将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如果措施得当，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还可以持续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