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曾是中国式选举制的一部分

科举制曾是中国式选举制的一部分
2016年03月03日 08:16
来源：中国经营报作者：姚中秋
核心提示：在封建时代，科举制是中国式选举制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和察举制放在一起，两者结合起来，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式选举制度，它们延续两千多年，恐怕是实施时间最长的人类政治制度了。

“金榜题名”题材的浮雕。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营报》2015年11月02日第50版，作者：姚中秋，原题：源远科举于今何益？
科举制度有很多好处，不仅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贵族制，即便今天相对于西方人创造的投票式民主选举，它也有很多好处。

在封建时代，科举制是中国式选举制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和察举制放在一起，两者结合起来，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式选举制度，它们延续两千多年，恐怕是实施时间最长的人类政治制度了。

到了今天，它对于我们的政治建设仍不失借鉴意义。

那么，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在哪儿？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

我认为，中国式选举制度两千多年运作的基本机理，以及其所达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后果，尽在其中了。

下面对这四句话略作解释。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

过去一百多年来，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反复提倡，它特别受到重视，也有很多误解。

“天下为公”的基本含义是，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

在“天下为公”观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也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政治平等，人人都有参与天下之治理的机会。

当然，参与方式非常多样，《大学》向我们清楚展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也可以参与天下之治理，比如修身、齐家，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内容和基础。

政治平等原则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制度（此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编者注）。

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但是，古希腊民主制度运作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因为有了奴隶制的经济支撑，才可以在几十万希腊人中，让大概几万人扮演公民角色，才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民主制。

如果没有奴隶制，还有没有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度？我觉得是个问题。

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奴隶制，我们有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政治平等。

当然，人人直接参与在技术上做不到，所以就会有“选贤与能”。

选贤与能
古希腊是城邦政治，其政治单位规模很小，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超大规模，从尧舜时代便是如此。

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又奉行“天下为公”原则，很自然地会走向“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

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所以必须从中选出若干人来作为代表。

但是，怎么选？我们的先贤最初确定的一个标准就是“选贤与能”，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在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中也有选，但是，它的选是抓阄、抽签，随机从几万人当中选出若干人，轮流执政或者审理案件。

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我们的选有一个标准，必须选出贤和能，不是随机抽取，而必须要选出真正有治国之德和能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为公”，他们节制自己的私欲，来增进天下人的福利。

如果采用抽签制，一个牧羊人抽到选上了，他连自己有多少只羊都数不清楚，请问怎么能够治国？说起来再好听的制度，这么搞都没有意义。

所以，“选贤与能”有双重含义：第一是选，第二是选出贤与能。

当然，先贤们对察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很多批评，而且集中在一点上：它没有能够有效地把贤能选出来。

因此察举制度、选举制度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变革的动力正来自于选出真正的贤与能。

选不出贤与能，选举制度就没有意义。

这一点，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核心。

至于贤能的标准，只凭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及由此发育而成的智力和道德，不需要借助任何别的条件。

我们深思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最合乎政治伦理的选举程序，它把财富、相貌、家世、血缘等所有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了。

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制度吗？因此，这一制度也是最为开放的。

政学一体
“选贤与能”实际上意味着，光有选举程序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前置程序，那就是培养贤与能。

贤能不是自然就有的，一个村庄，一个城市，听其自然，会有贤能吗？如果社会中本来没有贤能，那么，选举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人很早就把选举与教育结合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在这个事情背后，汉武帝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宪法体制。

首先，建立公立学校体系，以“五经”培养士君子。

而“五经”教给学生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因此，汉武帝又建立了选举制度，也即察举制，选拔优秀的士君子进入政府，担任官员。

中国式选举制度是从这个时代起步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塑造了政府形态，此乃有史以来官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政府。

我们称之为士大夫的这一群官员，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执政群体，其权力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

由此，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教育为立国基础的国家。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形成了“政学一体”结构，枢纽就是中国式选举制度。

“政学一体”的好处非常多，比如政府官员素质极高，他们都是政治家，因为都有一定的志向，所谓“志于道”，他们希望改进政治、改变现状。

因此，我们看到，历代士大夫都有变法的努力。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中国人的识字率，是前现代各国中最高的，并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观念。

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多半靠的是基本素质较好的大量劳动力，这不正得益于老祖宗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吗？
清朝最后一次发榜。

化成天下
科举制度让民众重视教育，这个教育就是中国式教化之道，这是中国文明极为独特之处。

人类社会有不少成熟的文明，都是以神教进行教化。

在中国，神教当然有，但不是根本，在远古的三代，其根本是礼乐；孔子以后，其根本则在学，在文教。

汉武帝“独尊儒术”，创办学校，设立选举制度，推动整个社会重视学习，重视教育，也就给整个社会设立了一套教
化机制。

所以，在中国，教育绝不只是传播知识，而是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化成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这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

而由于“政学一体”，由于选举制度，社会和国家也连结为一体。

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在我们所羡慕的西方文明中，政治和社会的两分是人们面临的一个极大难题。

我推测，西方人所讲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两分，实际上出自奴隶制思考方式。

古希腊城邦中，奴隶只有私人生活，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

到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福山（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编者按）所讨论的政治衰败，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冷漠，其实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是政治上的奴隶，完全处在被动位置，政治交给少数人操作，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和公民。

而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科举制度始终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沟通社会与国家。

民间兴办的教育，政府兴办的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士君子。

他们大部分在社会基层发挥领导作用，组织社会自治；少数人则进入政府。

但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话语。

所以，在中国，社会与国家从来都不是两分的，它们一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治理的连续系统，中间没有截然的界限。

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社会最好的地方，所谓“天下为公”，这也是一种体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上面，我对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做了一个简单描述。

19世纪末，科举制度面临很大的观念上的危机，因为一些人有机会观察和接触到西方式投票民主选举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度相比于投票的选举制度是落后的。

所以，自清末到民初，全国上下都在致力于建立选举制度，以替代原来的科举制度。

当然，中国式选举制度之所以被废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迫切感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技术，因此必须变革教育，建立西式学校。

而教育模式一变，科举制度也就无法存在了。

科举制度一倒，从汉武帝时代以来形成的两千年中国式宪制，也就一夜崩塌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宪制是否让人满意？我觉得都不尽如人意。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拾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拒绝大众投票式选举制度，我的意思如果完整表达的话，就是我们能不能立足于选举制度，再吸纳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构建出一个更好的中国式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尚无具体方案，恐怕得需要学界和政界共同努力来寻找。

我们要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不能眼看着别人已掉到沟里，还继续盲目往前走。

近些年来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以大众投票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其实是存在严重弊端的。

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不好，而是说以此为良好政治制度的唯一基础，把整个宪制架构于它之上，是不可取的。

投票式选举制度自有其优越之处，但也有它适用的范围。

最后，我想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孙中山先生和钱穆先生的政治思考。

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设计出“五权宪法”？在“五权宪法”中，第一权是考试权。

钱穆先生在抗战期间，也重申孙中山先生的构想。

我想，也许我们今天关于政治的思考、关于宪法的思考，可以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再出发，作为沟通古今的一座思想桥梁。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院长，本报专栏作家（常用笔名秋风），有《华夏治理秩序史》《重新发现儒家》等多种专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