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金熙德【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从联合国的“原敌国”地位出发，致力于提高其国际地位，并确定了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

日本在实现“常任梦”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着一味追随美国、否认侵略历史等致命弱点。

日本能否圆其“常任梦”，主要取决于联合国改革能否取得突破以及日本能否赢得广泛支持等因素。

【关键词】日本；联合国外交；常任理事国【作者简介】金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北京邮编：100007）【中图分类号】D8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5）05-0020-06 2004 年以来，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了新一轮冲击。

2005 年，日本能否如愿以偿地圆其“常任梦”？本文拟透过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过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日本联合国外交的最初定位所谓联合国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对联合国开展的外交”和“在联合国内开展的外交”的总和。

对日本而言，联合国外交是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能源外交、经援外交等一道共同构成其整个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和演变，是与其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进程同步进行的。

在目标设定上，日本从摆脱被占领地位、重返国际社会的最初目标出发，经过拓展国际空间、追求更大利益的中间目标，形成了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更高目标。

在理念定位上，日本逐步超越本国和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概念，日益把“国际贡献”作为重要理念。

在外交态势上，日本起初被动接受国际社会的安排，其后日益影响国际社会，为圆“常任梦”而积极创造条件。

联合国是由反法西斯同盟国于1945 年创建的，其初衷之一就是要防范法西斯势力的东山再起。

《联合国宪章》第53 条和第107 条的“原敌国条款”不时唤醒着人们对法西斯侵略战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2争的记忆。

日本于1945 年8 月15 日宣告投降，被打着盟军旗号的美军占领。

①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以战败和被占领为起点，从“原敌国”地位出发，以重返国际社会为最初目标。

在被占领期间，日本的惟一“外交”对象是美军占领当局，其首要目标是早日与美国主导的战胜国一方实现媾和。

如何为未来对外路线定位，成了日本制定媾和方针的中心课题。

在美军占领当局的扶持下，战时曾受军部打压的亲英美派官僚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芦田均等人相继成为日本首相和外相。

他们上台后，在接受“战后改革”、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在对外路线上实现了与“亚洲门罗主义”的决裂和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

②他们谋求以此及早结束日本的孤立状态，重归国际社会，同时实现与当代国际上的强者——美英势力为伍的目的。

在他们看来，联合国是由美英主导势力的同盟国所创立，与美英为伍和以联合国为中心是一致的。

于是，日本决策层逐渐形成了恢复外交权后加入联合国并置身于联合国机制监督之下的外交构想。

美军占领当局起初也曾考虑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像瑞士那样的和平中立国家，使其置身于联合国监督之下。

在具体操作上，美国惟恐失去驻日军事基地，因而并不急于实现对日媾和。

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以惩治与改造为主的“对日初期占领政策”调整为把日本扶植为“反共防波堤”的战略，从而启动了对日媾和谈判。

1950 年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一步加快了对日媾和步伐。

在原战胜国阵营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日本的未来外交构想开始在联合国中心主义、在东西方之间的阵营选择以及依赖美国的前景这几种外交思路之间动摇不定。

在此背景下，日美媾和谈判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为未来日美关系和日本与联合国的关系定位的问题上。

在冷战升级、美国施压以及早日媾和的愿望等因素的驱动下，日本决策层放弃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媾和方案，而形成了媾和后继续依赖美军保护、其后逐渐向联合国安全机制过渡的思路。

③1947 年9 月，芦田均外相向即将回国参与政策研究的驻日美军第八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中将提交了一封书简，提议在美苏关系好转和联合国发挥正常功能之前，美军继续驻留日本或通过日美协定把日本的防卫委托给美国。

④1950 年5 月初，池田藏相受吉田①美国占领当局最高长官麦克阿瑟身兼美国太平洋军总司令和盟军总司令二职，这反映着战后初期美国与联合国的高度重合性。

②从近代直至战败，日本外交路线之争曾集中表现为以独霸东亚为目的的“亚洲门罗主义”和亲英美派的“国际协调主义”之间的矛盾。

日本学者入江昭认为，二战后日本外交理念是向20 世纪20 年代“国际协调主义”的复归。

参见有賀貞等編：『講座国際政治４日本の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 年，285頁。

③［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746~747 页。

④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東京：読売新聞社，1997 年，39～40 頁。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3首相密令访美，再次向美方表明了该方案。

①从1950 年9 月到1951 年1 月，吉田茂首相曾令外务省先后准备了A、B、C、D 四套媾和方案。

其中A 方案体现了全面媾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思路，但该方案被吉田首相所否定；B方案是日美安保条约草案；C 方案为地区性集体安保方案；D 方案则侧重于早日媾和（为此不惜与美国单独媾和），并同意媾和后“在两国间缔结以远东安全为目的的协定”。

1951 年1 月20 日制定的D 方案修正案又把《日美安全条约》定位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确立之前的过渡措施。

与日方相呼应，1951 年1 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时提示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安全保障”条款称：在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机制之前，“和约应考虑日本的设施与美国及其他军队之间继续存在合作责任”。

1951 年9 月8 日，日美在签署《旧金山和约》的同时缔结了《日美安全条约》。

至此，日本确立了恢复外交权后继续保留驻日美军基地、依赖美军保护自己的安全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对外路线。

在被占领期间，日本决策层在“向美一边倒”的现实主义路线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理想主义方案之间进行权衡之后，最终选择了前者。

1951 年9 月8 日，日本在苏联、中国等主要战胜国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与48 国签署了片面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翌年4 月28 日生效）。

和约的序言称：“日本表示申请加入联合国而且在任何场合都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意志。

联合国欢迎日本国的意志。

”由此，加入联合国成为日本的下一个外交目标。

在这一阶段，日本加入联合国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彻底实现重返国际社会的目标，二是以此为日美安全条约提供合法性。

1952 年6 月19 日，日本向联合国提出了加入申请。

然而，日本马上被片面媾和的后遗症所困扰。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 条第2 款规定，加入联合国须由安理会5 个常任理事国一致推荐后由全体大会投票决定。

在1952 年9 月18 日的安理会上，日本的申请遭到了常任理事国苏联的否决。

直至1955 年12 月13 日，安理会对日本、蒙古等18 个国家的加入申请进行审议。

在台湾对蒙古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苏联对日本再次行使了否决权。

鸠山一郎于1954 年12 月10 日出任日本首相后，打起了“自主独立外交”的旗帜，把改善对苏关系作为外交重点之一。

1956 年10 月，鸠山首相力排自民党和政府内的种种阻挠而出访苏联，于10月19 日同苏联发表了写入“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内容的《联合声明》（12 月12日生效）。

12 月18 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同意日本成为第77 个会员国。

1957 年，日本政府发表了首部《外交蓝皮书》，其中提出了如下“外交三原则”：以联合①五十嵐武士：「冷戦と講和」，載渡辺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東京：有斐閣，1989 年，41 頁。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4国为中心、与西方国家保持协调、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

对日本外交而言，这三原则之间自始便蕴涵着内在矛盾。

在大部分外交实践中，“对美协调”始终成为日本外交的首要原则，“联合国中心主义”往往只是成为理想目标，“亚洲一员的立场”最容易被忽视。

当美国的外交意图与联合国的主流舆论恰好一致时，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协调就不会出现尖锐的矛盾。

但每当联合国成员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对立时，日本一般都倒向美国一边。

在裁军等问题上，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与对美关系的矛盾尤为突出。

如在联合国大会有关核裁军的投票中，日本往往屈从于向其提供着“核保护伞”的美国。

二战后日本向“国际协调主义”的回归，并非建立在对其侵略亚洲历史的深层反思之上，而是跪拜在美国的强大武力面前。

因此，当东亚迅速崛起时，日本的“国际协调主义”日益显得无所适从。

二“政治大国”目标与“常任梦”加入联合国后，日本积极开展了旨在提高国际地位的联合国外交。

其第一步骤，是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并于1957 年首次如愿以偿。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越来越不满足于每隔几年当一次非常任理事国。

20 世纪60 年代末期崛起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后，日本开始公开流露出欲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意愿。

然而，为此就须先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原敌国条款”以及修改关于安理会构成的规定，而这须经5 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和2/3 会员国的赞成。

1957 年9 月19 日，藤山爱一郎外相在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上首次提出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问题。

日本的战术是：先谈扩大非常任理事国，后要求为此修改《联合国宪章》，试图以此造成修改宪章的先例，为其删除“原敌国条款”和成为常任理事国铺平道路。

①1963 年，联大终于通过了同意扩大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决议案。

1969 年9 月19 日，爱知揆一外相在第24 届联大上提出了“重新研究《联合国宪章》”的提案，并间接地表达了日本希望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愿望。

1970 年9 月18 日，爱知外相在联大演讲时要求重新研究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

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出现了新高潮。

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指日可待、美国深陷越战泥沼，这些因素的合力促使日本加大了冲击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力度。

日本除了强调其经济实力以外，还把以下两条作为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一是“例外主义”，即强调日本的和平①井上貞夫編：『日本外交史講和後の外交III 国連』，東京：鹿児島平和研究所，1972 年，86 頁。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5 期5宪法和非核政策的积极意义；二是“亚洲主义”，即强调日本应成为安理会的亚洲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