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事诉讼法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健全和完善的标志之一，将其运用于侦查阶段，更凸显了我国在排除非法证据上的决心和勇气。

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强化监督，转变侦查人员的固有观念，提高素质，以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阶段的适用，保障人权。

标签：刑事诉讼侦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通过该条款，我国试图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用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尤其是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将非法证据排除提前至侦查阶段。

对于这一创新设计，从刑事法理论的角度加以考量，具有很高的合理性。

但是，具体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却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是指凡属以非法的侵犯被取证人合法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而在刑事诉讼中加以排除。

取证时没有侵犯被取证人的权利，仅仅是证据本身不符合法律的形式，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的对象。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

”“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这方面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护人权、防止警察违法，侵犯个人的宪法性权利方面的措施，又是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提供补救的措施。

刑事警察在与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经常要实施强制性措施，限制人身的自由，搜查和扣押与犯罪有关的物品，采集与犯罪有关的证据。

因为这牵涉到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警察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否则就是非法。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起到了教育和警示的作用，使他们意识到某些不适当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们所得到的证据被排除，这样，他们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因为非法证据被排除而致使罪犯漏网，这个责任不能归罪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因为如果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不违法，则不会发生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从而不会发生非法证据排除的现象。

法律和整个社会是期望警察依法办事的，法律和整个社会是要求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

因为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发生了违法现象才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这不是规则本身的错误，而是收集证据者违法行为所造成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阻止警察的违法行为，而且还在于体现了司法的尊严。

前者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工具性价值，而后者自身就体现了法律是不可侵犯的和法院不偏袒政府的侦查起诉部门的公正性和尊严。

如果法院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作为定罪的证据使用，法院也就参与和鼓励了警察的非法行为。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从法院作为公正的机构和自由的守护者的尊严考虑，法院不应当卷入这种“肮脏的交易”。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置还在于为了保护人权，这也是其主要价值之所在。

在刑事司法中，对人的尊重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作为刑事司法中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尊重，二是对社会所有成员的尊重。

如果没有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尊重，即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确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通过法律正当的手续介入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权利，则社会所有的成员都有潜在的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有人的权利都有可能被侵犯或剥夺。

这就必然与个人所持有的自由权、财产权和隐私权发生冲突。

如果对这种冲突不加以限制，使其处于无序状态，所有的社会成员就没有安全感，整个社会将是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的平衡。

非法证据之取得，一定是损害程序公正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损害实体公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一定有利于程序公正，排除得愈彻底，愈能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程序公正。

由于排除的非法证据可能是虚假的，也可能是真实的，故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排除了非法虚假证据，有利于实体公正；排除了非法真实证据，可能不利于实体公正。

如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同样重要，二者的合体为司法公正，则似乎可以用数学的方法得出这样的结果：即排除非法证据从总体上分析有3/4有利于司法公正，1/4不利于司法公正；从任何一个个案分析，排除非法证据仍然是有利于程序公正。

二、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的必要性侦查环节是对证据进行收集和固定的重要阶段，也是非法证据最容易产生的阶段。

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权时负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提出的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质疑，负有证明证据合法的义务。

这就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严格的审查，在侦查终结之前就将非法证据排除。

1.保证实现侦查目的的需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

”可见，在我国，侦查的基本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缉捕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赃物、保障无罪的人不被追究刑事责任、防范控制犯罪、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1]，其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而非法证据的存在无法保证实现侦查的任务，与侦查的目的背道而驰。

在侦查过程中，非法证据的形成会使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形成错误认识，并可能贻误战机，导致无法查明案情，不能缉捕真正的犯罪行为人，难以追回赃款赃物，还极有可能使无罪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防范控制犯罪的任务更是难以完成。

2.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近年来，司法程序效益原則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侦查是一种法律活动，理应把效益原则放在重要位置，并接受该原则的指导。

非法取证作为侦查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可以用侦查效益原理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得知非法证据对侦查活动所起的负作用。

侦查机关在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势必要投入一定的警力、财力、物力等侦查资源，如果收集证据不合法，致使证据在后来的起诉、审判环节被排除，或者说因违法收集证据导致错案发生，把无辜者当成犯罪嫌疑人，最终移送起诉，就会产生波斯纳提出的“错误成本”，即错误的司法判决会导致资源的无效益使用，是一种资源浪费[2]。

在我国侦查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非法证据的存在无疑会给这种情况雪上加霜。

另外，非法取证也会使公众产生对法律制度的不信任感和对行为规范的误解[3]。

3.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整个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威胁最大的阶段。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仅是国家对个人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本身的保护。

任何人在面临刑事追诉时要有正当的理由和一系列的保障，这样才能使社会大众生活在安定、祥和、有序的环境中。

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合法权益和正当的诉讼权利最容易受到侵犯，特别是在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运行中，除逮捕、延长羁押期限等需要批准外，拘留、搜查等大部分侦查措施均由侦查部门单独实施。

为了获取案件的相关证据，侦查机关更容易侵害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一些侦查人员，将刑诉法视为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工具，而忽视了刑诉法本身的程序价值，也在一定程序上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路径选择1.转变侦查人员的固有观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也被社会的管理者和立法者所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于2004 年被写入宪法，新刑诉法也贯彻了这一理念。

可以说，人权观念已经充斥了从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

伴随着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和法治理念的不断普及，重实体、轻程序，重国家、轻个人的文化理念也在随着法治的发展而转变，这必将给我国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特别是在侦查阶段实施该规则提供适宜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广袤沃土。

但是，文化理念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美国，传入亚洲国家是近二三十年人权意识高涨的结果，亚洲国家法治教育与守法观念的成熟度，与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一步到位地套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然引发文化冲突。

因此纵使各国学界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保障人权上的价值，但仍需思考如何引进的步骤，以避免冒进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4]。

从国家层面来说，在尽职尽责履行处罚罪犯、扼阻犯罪以维护社会秩序，并藉此保障民众安全的职责的同时，要时刻防止公权力的行使侵犯民众权益，特别是侵犯“并非犯罪者”的权利，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高举人权保障与法治治国的大旗，在自由与秩序之间进行公正的权衡。

从一般民众层面来说，要摒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观念，在注重结果公正的同时亦注重程序的公正，给国家、政府和公安司法机关一个宽容的社会舆论环境。

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使人权之树在我国的大地上茁壮成长，使法治之魂深入内心，以人权和法治作为终极目标，把个体的人从国家观念、群体观念的树荫下解放出来，注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

2.完善相关配套制度2.1明确排除的具体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54 条虽然规定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但是，这一规定却并没有明确排除的主体、程序等具体内容，而且，整个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都是围绕法庭审理进行的。

在公权力的行使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原则之下，这样的规定恐怕只能成为“纸面上的法”。

因此，对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制度设计应当通过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来加以明确，使得操作程序明确化，即明确规定由谁来排除、程序如何启动、由谁来主持、依据何种标准进行审查等。

2.2完善检警关系。

改变目前检警分离的模式，重新配置检察权和侦查权，构建一种检察控制侦查的检警关系模式，使得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处于专业性较强、法律知识丰富和素养较高的检察官的控制之下，使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落到实处。

通过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及时、有效的行使，来对侦查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和科学性进行有效引导、规范和监督，从而减少或者避免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的产生。

具体来说，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制约性权力，如公安机关的拘留、逮捕、扣押、冻结、搜查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应当得到检察机关的审查同意；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使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在检察机关的视野中进行；赋予检察机关对实施违法侦查行为人员的制裁权，如停止其职务等实质性制裁[5]。

2.3设计合理的考核制度。

偵查人员之所以铤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除了观念制约、舆论压力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存考核制度背后折射出的利益驱使，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利用利益驱使手段激发工作积极性，这本身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