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文学的传统与贡献

中国电影文学的传统与贡献中国电影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电影及中国文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幼稚到逐步成熟，从弱小到逐步强盛，从不受关注到逐步得到重视的过程，并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并无事先写好的电影剧本。

因最早的一批电影创作者均和文明戏有密切联系，所以他们把文明戏的创作方法带入电影创作之中，采用了简单的幕表制。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试办电影制片业务。

翌年成立了活动影戏部，较广泛地开展了制片活动。

在活动影戏部简章中，已出现“征购脚本”和“脚本审核”等条目；而于1920年拍摄的《荒山得金》，其电影本事则是最早发表的短片电影本事，是电影剧本的雏形。

商务印书馆兼营电影事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电影的首次关注。

它拥有一定的资金和设备，还自建了摄影棚，是中国较有规模的自资摄制影片的开始。

它对电影剧本的关注，也对电影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电影文学创作在开拓中持续发展，发表电影剧本的专门性刊物已多达十几种，且许多大型文学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等也经常发表电影剧本。

电影剧本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已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专业和业余的作者队伍，其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

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公开发表的电影剧本有190部，1982年达到了220部，此后几年平均约为150部左右。

不仅数量较以前有了明显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较显著的提高。

同时，文化部电影局也颁布了《关于故事片厂电影文学工作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了“电影文学工作是整个电影故事片创作生产的基础，对于繁荣电影艺术创作，提高故事片质量，发展电影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5]。

为此，对于如何加强电影文学工作，提高电影文学创作水平，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

《若干规定》的颁布对于推动电影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该时期电影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风格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其一，表现人民群众同“四人帮”的斗争及对十年动乱的历史进行反思的剧本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如叶楠的《巴山夜雨》、徐银华的《小街》、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在取材、主旨、角度和技巧上，都有显著的提高和创新。

部分电影工作者还能自觉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从宏观角度去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大胆触及一些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或不敢去表现的生活领域，从中探索和总结出必要的历史教训，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阿城、谢晋的《芙蓉镇》等，即是如此。

其二，不少电影剧作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注重发挥电影艺术便于贴近时代和民众，并易于再现现实的特性，敏锐地捕捉和反映改革时代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从各个方面揭露阻碍四化建设的旧习惯和旧势力，及时创作了一批现实针对性较强、能切中时弊的剧作和一批反映新时期普通民众精神面貌的作品。

如马林、朱枚等的《邻居》，张暖忻、李陀的《沙鸥》，谌容的《人到中年》，陆小雅的《红衣少女》，辛显令的《喜盈门》，颜学恕、竹子的《野山》，李唯的《黑炮事件》，郑义的《老井》等，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了人们的理想和追求；又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作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探索。

其三，革命历史题材剧作和传记片剧作也佳作纷呈，出现了一批有创新、有突破，并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好作品。

前者如李洪辛、吴安萍等的《南昌起义》，郑重、成荫的《西安事变》，田军利、费林军的《血战台儿庄》，张天民、张笑天等的《开国大典》，侯育中、朱旭明的《百色起义》等。

后者如沙叶新的《陈毅市长》，贺梦兄、张磊的《孙中山》等。

其四，文学名著改编则取得了显著成绩，许多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的代表作，被持续不断地搬上银幕，如陈白尘的《阿Q正传》，张瑶均、张磊的《伤逝》，桑弧的《子夜》，阚文、林洪桐的《寒夜》，凌子风的《骆驼祥子》，曹禺、万方的《日出》，姚云、李隽培的《边城》，伊明的《城南旧事》，张子良的《黄土地》，陈剑雨、朱伟、莫言的《红高粱》等。

这些剧作既体现了原著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探索。

这样的改编不仅有益于文学名著的普及，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而且也丰富了银幕，并为电影改编积累了经验。

其五，由于对电影艺术功能的认识日趋全面，电影的审美作用和娱乐作用日益得到重视，长期以来在题材、风格、样式上的单调贫乏被打破了，多样化的艺术追求越来越明显，故武打片、青春片、惊险片、儿童片、戏曲片等剧作的创作也有新的探索和新的收获，如谢文礼的《武当》，徐耿、程玮的《豆蔻年华》，史晨原、史晨风的《最后的疯狂》等。

其六，对电影文学和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拓展，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也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如汪流的《电影剧作的结构形式》等。

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电影出现了更加复杂多元的局面。

在电影制作方式、电影语言、意识形态策略和经济运作上都出现了高度分化，以寻求各自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轨道。

各种电影类型在共存状态中，以各自的电影运作策略和方式，找到了各自的电影消费市场，并确立了自己在电影文化格局中的位置。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电影体制也进行了相应改革。

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刊物均需自负盈亏，而不再由国家包下来。

由于电影创作需要更多地面向市场，电影的娱乐性便得到了高度重视，而对文学性的关注则有所忽略。

有的电影制片厂为了压缩人员编制，干脆取消了文学部，迫使编剧和编辑改行。

再加上一些电影文学刊物或改刊或停刊，发表剧本的阵地锐减；而电影剧本不仅稿酬偏低，且有些导演对剧本随意删改，有时连编剧的署名权也被侵犯，这样势必影响剧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凡此种种，便造成了电影剧本创作的滑坡，也影响和制约了国产片艺术质量的提高。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从1996年起设立了“夏衍电影文学奖”，评选和奖励优秀电影剧本。

并大幅度提高电影剧本的稿酬，优质优价，一部好剧本最高的稿酬可达15万元。

与此同时，第七届“夏衍电影文学奖”的奖金数额也大幅度提高，其中优秀剧本一等奖的奖金也高达10万元。

这表明，电影主管部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抓好电影剧本是提高国产片创作质量，赢得观众，赢得市场的重要环节。

为此，以提高稿酬和奖金额的措施来吸引更多的作家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并确保剧本的质量，这样的认识和举措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仅此还不够，尊重编剧的劳动，维护编剧的权益，提高编剧的地位，加强编剧队伍的建设，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因为剧本仍是一剧之本，编剧理应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家愿意为电影写剧本，国产片的艺术质量也才会不断提高。

在此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电影也出现了一些较优秀的电影剧作，显示了电影文学适应时代需要而出现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首先，商业电影的剧作开始在数量中求质量。

约从80年代后期始，中国电影开始了商业化转型，商业电影（即娱乐片）已逐步成为故事片创作的主要样式。

至90年代初，这种转型得到进一步强化，商业电影已占国产片总量的70％左右，成为主流形态，如杨争光、何平的《双旗镇刀客》，赵玉衡、辛加坡等的《东归英雄传》，大鹰的《炮打双灯》等；而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则开创了“贺岁片”的剧作样式，从而为商业电影的剧本创作提供了较成功的经验。

但多数影片叙述方式陈旧，电影语言也缺乏魅力。

如何在数量中求质量，不断提高艺术水平，乃迫在眉睫之问题。

其次，“主旋律”电影的剧作有了新的提高。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一直是电影主管部门的一种基本政策，并在经济上给予“主旋律”影片以特殊支持，所以从90年代以来，“主旋律”影片在倡导中不断开拓和提高，出现了一批颇受欢迎的好作品。

例如，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的传记片剧作有了新的拓展，方义华的《焦裕禄》，王兴东的《蒋筑英》，宋家铃、丁荫楠、刘斯民的《周恩来》，方涛初、骆炬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均受到好评。

又如，革命历史题材剧作和战争片剧作也有了新的突破，前者有黄亚洲、汪天云的《开天辟地》，尤建华的《七七事变》，张笑天的《重庆谈判》；后者有王军、史超、李平分的《大决战》系列剧作，陆柱国等的《大进军》系列剧作，气势磅礴，规模宏大，以纪实性和文献性见长。

再如，反映现实改革生活之方方面面的艺术片剧作，如姜一的《过年》，桔生、刘醒龙等的《凤凰琴》，谢飞的《香魂女》，毕必成、范元的《被告山杠爷》，贺子壮、宋继高的《生死抉择》等，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生动真实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现状和问题，令人深思。

另外，同时期小说创作的成果也为电影改编提供了许多好作品，如刘恒的《菊豆》和《秋菊打官司》，倪震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述平的《有话好好说》，施祥生的《一个都不能少》，鲍十的《我的父亲母亲》以及李碧华、芦苇的《霸王别姬》等剧作，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这些剧作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创作在国内和国际影坛上获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表明第五代导演已突破了原有的创作模式，更加注重电影的文学价值，注重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并在剧作的美学风格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而继第五代导演之后崛起的第六代导演（或称“新生代”导演），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以独立制片的运作方式从事个人电影创作，他们比较关注现实生活的过程、细节和状态，追求纪录风格，以近似原生态的形式表现生活状况、生命感触和个人情绪。

故而其影片不少是编导合一，剧本是由导演创作的，如管虎的《头发乱了》，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和《非常夏日》，贾樟柯的《小武》和《站台》等。

他们的剧作和影片在中国影坛上形成了另一种现象，另一种格局，并受到国际影坛的重视。

总之，9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多元文化状况，决定了中国电影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

各种电影形态的互补共存，形成了中国电影文化丰富复杂的风貌，并为其发展提供了一种艺术张力与合力，同时也酝酿着某种新突破的契机和可能。

如何把握契机，使可能变为现实，既有待于更加良好的文化环境、文化市场的形成，也有待于广大电影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面向新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电影的发展既面临着危机和挑战，也面临着新的机遇。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克服危机，争取更大的发展，则是摆在电影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从以上对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创作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以及各个时期电影文学创作实绩和理论探讨的简要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电影文学（主要指电影剧本）作为一种新颖的、独立的文学样式，不仅为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而且为文学园地增添了新的品种。

其发展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而且在中国电影史和中国文学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应该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四）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来看，电影文学的特殊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电影剧作的诞生和逐步完善，使电影创作的文学过程显得十分重要，它不仅为未来影片勾画了蓝图，提供了文学基础，而且为电影创作的艺术过程，即导演、演员等的再创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