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整理)古代文学史散文艺术特色发展线索

古代文学史——散文的发展先秦散文一、史传散文《尚书》文字古奥，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就是指这个特点；多数以论说为主，夹叙夹议；也有一些以叙事为主的篇章，质木无文。

《春秋》记事很简略，一件事往往只用一两句话来记录，但却能通过词语的选择和曲折的笔法表明作者的爱憎和褒贬，这就是所谓“微言大义”、“春秋笔法”；记事过于简略，未能全面反映春秋时代的社会生活，质木无文。

从总体上看，《国语》质朴平实，但各篇文字风格也不尽相同；文学价值虽不及《左传》，但有的篇章亦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较浓的文学色彩。

《左传》“情韵并美，文采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标志着先秦散文的成熟。

《战国策》铺张扬厉，辩丽横肆的风格，体现出战国策士们纵横捭阖、剧谈雄辩的纵横家气质。

二、诸子散文《老子》的语句简短而比较整齐，有的整章用韵，有的韵散相间。

《论语》是主要记录孔子的言行，兼记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论集。

《墨子》文章质朴无华，造句遣词口语化。

从文学的观点看来，重理性轻感性，质实不求文采。

《孟子》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说理，使抽象的道理显而易见，也使文章更加形象生动，具有雄辩色彩。

《庄子》基本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寓言组成，这就形成了它的一个明显特征：深邃的思想和美妙艺术表现的统一。

形象奇幻，夸张，出人意表，变化莫测。

谐趣、讥讽。

《荀子》论题集中，逻辑严密，说理透辟，淋漓尽致。

说理文中少用寓言而长于比喻，为了说理所使用的比喻，丰富多彩，层出不穷。

《韩非子》的说理文，明切犀利，冷峻峭拔，而极善分析，条理严密，议论透彻；韩非子散文最具文学色彩的是它的寓言。

韩非子的寓言，往往采用历史故事的形式，阐明道理，表达思想。

语言通俗浅白，形象可感。

秦汉散文一、秦代散文作家唯李斯一人，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富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谏逐客书》大肆运用铺排手法，颇具战国纵横家文风；运用对比手法，以古今对比，重珠玉而不重人对比等来说明事理，通俗明白。

二、汉代总评：汉代散文以政论文为主(应用文），少有现代观念中的纯文学的散文，但在优秀作家手中“述理于心，著言于翰”，往往“杂用文绮”，锻炼成为语言运用的艺术，将直接的实用性与艺术的审美价值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成为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影响巨大的文学现象。

汉赋：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化。

《汉书·艺文志》著录汉初的辞赋作品，从创作倾向看，呈现为从浓情质实到失情华丽的发展。

贾谊和枚乘的作品，分别代表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先后两端，其它作家则大抵呈现为过渡阶段。

贾谊的辞作，把创作的根柢牢牢植入时代、政治和人生之中，抒发真切的感受，言说真诚的志愿，情浓意真。

他继承了屈原的创作精神，又溶入时代新的内涵。

其作品的体制，基本与先秦楚辞相同。

抒情述志、情感浓郁，是贾谊辞作的重要特色，这一点与楚辞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与后来的汉赋有别。

在艺术表现上，直抒胸臆，议论多于形象，质朴少致。

如《吊屈原赋》、《鵩鸟赋》。

其《旱云赋》，不以描绘为目的，也不是借物喻理，而是把描摹物象同政治民生联系在一起，发挥了作品抒情述志、批判现实的功用。

《七发》是标志着枚乘开创大赋（新体赋）的典范作品。

铺叙描摹，夸饰渲染；完全失去了作者自我的真情实感。

整篇作品不见抒情的语句，没有作者的喜怒哀乐的表现。

与贾谊情感浓郁的赋作相比，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遣辞造句方面，也不同于贾谊赋作的质朴无华，而走向繁难和华丽；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

这些特点，标志着大赋这种全新的文体正式登上了汉代文坛。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虽有二名，实为一篇，称《天子游猎赋》。

文章采用问难的形式，整齐排偶的句式，代表了汉大赋的主要特点：①丧失了真情实感。

这是它与楚辞本质的不同；②空间的极度排比；③以直接而单纯的铺叙摹绘为主要表现手法；④遣词用语更加繁难僻涩。

上述特点，说明它的根本特色不在抒情写志，而在于逞竞文才和游戏文字。

司马相如也有写得很有抒情色彩的赋，那就是他的小赋。

如《长门赋》。

这篇作品借陈皇后废贬长门事，抒发自己悲凉感受。

在情景交融的情感抒发方面，艺术表现已相当圆熟。

扬雄大赋拓展了大赋题材的领域。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的题材，为扬雄《校猎赋》、《长杨赋》所继承，另外，扬雄又开拓了新的摹写领域，一是写祭祀，如《甘泉赋》、《河东赋》；二是把笔触从京师移到了外郡，如《蜀都赋》。

后一题材领域，开创了文学史上京都赋的先河。

②进一步加强了大赋“劝百讽一”的“劝”的色彩。

其作品几乎全无讽谏。

③在写作上还有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篇幅相对缩短，描摹对象集中；其次是表现手法有含蓄委婉之处，这主要指他“以美为讽”的思想表达方式。

西汉中后期，除鸿篇巨制、铺张扬厉的大赋外，尚有不少体制比较短小的说理、抒情、咏物等辞赋作品。

其中的骚体，如董仲舒《士不遇赋》、汉武帝《李夫人赋》、刘歆《遂初赋》、班婕妤《自悼赋》等；赋体作品，如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孔臧的咏物小赋，王褒《洞箫赋》等。

这些辞赋，情感浓郁，与大赋很不相同。

东汉时期，辞赋创作仍然有骚体和赋体两种类型。

骚体作品的代表，如班彪《北征赋》，冯衍《显志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等。

这些作品，或纪行以发感慨，或述志以见情怀，抒情意味浓厚。

赋体创作呈现明显变化。

初期赋家继承前汉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风，以京都为题材，创作铺张扬厉的大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其代表。

东汉中期以后，以张衡《归田赋》为发端，赋体创作向着贴近现实人生、篇幅短小和抒情言志的方向发展，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等，就是这类抒情小赋代表。

《史记》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还是这一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撰修的不朽巨著《史记》。

它不仅是我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历史散文作品的顶峰，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文学门类-传记文学，并为其树立了一座难以企及的丰碑。

《史记》的艺术成就：高超的写人艺术、深沉的人生感慨、优秀的语言艺术等。

《史记》在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集先秦之大成，又为后世之楷模，不仅在史学上的地位是空前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极高的，如：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书》起，正史在体裁形式上都是承袭《史记》。

东汉前期的散文以《汉书》和《论衡》为代表。

它们一为国史，一为私人著作，风格迥然不同，《汉书》贯穿了儒家的正统思想，《论衡》则表现了独立思考、自抒机杼的个性。

魏晋南北朝散文建安散文：内容上不再是重复和敷衍经义，而是注重抒发情怀，言之有物；形式上摆脱了引经说教的枯燥拘束，变为注重文采，渐求骈俪；风格上，建安文章的作者都有很强的个性特点。

如曹操清俊通脱，曹丕隽丽流畅，曹植气盛辞华，孔融诙谐高妙等，都各有千秋。

犹有特色者为曹操。

继承汉末抒情小赋的优良传统，形成建安赋作情文并茂的特点。

有一个自觉主动进行辞赋创作的作者群（三曹、七子），积极创作，互相切磋，写出了大量赋作，而且进行理论探讨。

建安作家由于思想较为自由，其赋作题材更加广泛。

建安赋作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

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不仅辞藻流丽妍美，对仗工巧整齐，而且注意到韵律和谐，开启六朝美赋创作之风气，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变化的开端。

正始时期，玄风大畅，波及文坛，便是谈玄的论文大量出现，善谈名理成为一大内容。

另有一部分针对司马氏黑暗政治恐怖和虚伪提倡名教进行讽刺和抨击的文章。

这些文章，“师心以遣论”，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

西晋文坛也是注重形式技巧的讲究，以繁缛绮丽为特征。

东晋受玄言诗影响，文采趋于平淡，然亦有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等佳作。

两晋散文成就最高者，仍为潘岳、陆机。

自建安以迄两晋，散文沿着重艺术特质的方向发展，尤其在形式技巧方面的进步更为长足，为南朝骈文的成熟铺平了道路。

两晋赋坛的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赋作体制上，虽然小赋仍占主流，但大赋也一度复兴，产生了脍炙人口的佳作；题材上，除感伤赋刺世赋之外，还出现了山水赋。

艺术形式上取得很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用事（典）、辞藻、音律三个方面。

西晋赋坛成就最高者为左思、潘岳、陆机。

晋代山水赋的代表作家当推东晋的郭璞和孙绰。

骈文的特征：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

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但与狭义的散文相比有明显的区别。

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四：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南朝骈文发展成熟过程：①刘宋时期可视为南朝骈文正式形成的时期，此时骈文的四特征都已具备。

②齐梁以后，是南朝骈文的成熟期，此时声律说已发明，骈文更是进入了俳偶精工、用事绵密、声律严整、辞藻丽靡的阶段。

③骈文至徐陵、庾信达到高峰。

南朝是骈赋成熟定型的时期。

其表现形式是对偶精工，事典博赡，声韵和谐，藻饰华丽。

内容大多比较狭窄，以体物抒情小赋为主流。

但南朝也出现了少数感情深厚、气势流畅而又精工奇隽之作，成为千古流传。

北朝散文沿着汉文化传统观念发展，尊崇儒学，偏重实用，其创作注重经世致用，而且文采斐然。

北魏统治者好勒石纪功，北碑多为散体，大量的碑版促进了北朝散文的发展。

北朝不像南朝那样以诗歌繁荣著称，而是以散文繁荣为特色。

北朝赋受两汉魏晋赋影响更多一些，而受南朝赋影响较小。

赋风在总体上保持着“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传统，不事雕琢，自然流丽，但并不淫放轻艳。

题材方面不离宫廷生活与王朝政治，赋风质朴。

后期题材有所扩展和深入，出现了一些自抒情志的作品。

唐宋散文隋代文风上承南北朝宫体文学的馀绪，浮华轻靡。

隋文帝崇尚朴质，有意转变文风，但当时作家受南朝文风的影响甚巨，一时难以改革文风。

而炀帝又崇尚宫体之类的金粉文学，于是隋朝文学，又笼罩在六朝唯美的风气下，缺少新时代的气象。

这期间提倡古文的作家并不多，以李谔与王通为代表。

李谔感慨时文过于讲求浮华，连篇累牍，不外吟风弄月，于是要求改变文风，使归于璞质。

李谔抨击时文的缺点，而陈舜禹之典、周孔之说，以儒家的实用文学来代替月露风云之篇。

唐的统一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环境和可能。

在此形式下魏徵等人提出了南北文学融合的问题。

此时的文坛虽延续齐梁，为骈体文所主宰，却也在发生潜移默化。

这种变化在四杰和陈子昂的文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四杰是指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

四杰在唐代散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创作上。

他们既是名重于时的诗人，又是骈文名家。

以文来说，他们的骈体文在词藻华艳之外，又加进了俊逸刚健，没有堆砌芜杂的毛病。

虽然还没完全脱离六朝文风，但毕竟表现出新的追求和倾向。

总之，四杰和陈子昂的散文代表了初唐文风改革的两个方向，一是骈体文本身的洗心革面;一是散体文章浓厚的儒家精神和风格近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