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三大特征

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的三大特征[摘要]新自由主义产生政治、行政和思想界三大领域的斗争和合作。

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特点。

它发端于英美学术界，同时又具有跨国性；它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冷战对立中历史性地孕育成长；它纯粹地强调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是权力、报酬和自由的来源及判准，并蔑视政治、行政系统和福利国家。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跨国性；福利资本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经常被提及却欠明了的概念。

在澳大利亚学者曼弗雷德·史泰格和拉里·罗伊看来，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维度：即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与政策。

[1] 史蒂芬尼·李·马奇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政治、行政和思想界三大领域的斗争与合作的产物。

[2] 作为一项思想运动，新自由主义的“新”有三层含义：（1）它的根基在英美学术界，同时又具有跨国性；（2）它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冷战对立中历史性地孕育成长；（3）它纯粹地强调市场作为权力、回报和自由的源泉，并蔑视政治、行政系统和福利国家。

下文对这三个特点分别论述。

一、基于英美的跨国性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所以值得注意，部分是因为它的跨国性和超国家性——也就是说，它的活动中心和组织形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来说根基于英美知识界。

除参与直接的政治行动之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通过解释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败、提出一套经济复苏的建议方案来为政治精英提供符号资源。

通过能够在国际层面产生强迫性和规范性压力的政府和组织，如美国政府（或者在更一般性的意义上，富有的“核心”国家）、经合组织、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些符号资源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这些符号资源源自英美，由一批特别的知识生产者提供，他们各自有自己的专业兴趣。

关于这一点，现有的文献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英美中心主义描述为：（1）通过美籍和在美国接受教育训练的经济学家在拉美改革的直接干预，对自由市场思想进行政治上的合法化和专业地位的提升（在经济学领域）；（2）经济学专业的国际化以及对美国学术界专业认证权的强化。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与保守共和党人、媒体及商界人士形成了一个“邪恶联盟”，并在全球的新政治运动中进行广泛的“投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哈诺德·哈勃（芝加哥大学）通过美国国际发展署和一些慈善基金会资助国外的经济学系，如臭名昭著的“芝加哥帮”家乡的智利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

芝加哥的南方同行也采用同样的手段去获取影响力：通过与美国的媒体和经济学家建立联系以便在本国获得权力。

一旦在芝加哥接受过教育训练的经济学家因为新的有关经济管理的政治共识而获得好评时，他们的焦点会自然地转向制度和国家：这种所谓的转向超越了华盛顿共识。

由于在国家权力和国际“专家意见市场”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他们既从外部也从内部合法化了他们的新的权力职位。

福卡德从另一角度强调了日益国际化的经济学专业的美国中心倾向。

[3]她指出，经济学的国际化是重要的：首先，因为它赋予经济学家独特的符号资源以便“按照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原则重建社会”。

其次，这些转变可以回馈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的专业化和社会界定。

经济学没有正式的、封闭的认证体系，它作为一种专业的国际化过程就会倾向于按照跨大西洋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标准和实践来进行。

二、在福利资本主义和冷战中孕育发展就其作为一场运动的意义而言，新自由主义可以理解为政治和知识领域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反主流斗争。

它是在一个以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兴起、西方民主社会中福利国家的兴起（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话来说，虚构的黄金时代）[4]以及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主导地位为标志的历史时期中孕育发展的。

在政治上，这场运动受到那些对国际上鼓吹并实施政府扩张的左派专家倍感沮丧的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在知识界，它产生于对凯恩斯主义政治学的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冲动，无论如何它都将为集权主义铺平道路。

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精英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促成了一场广泛的论战，人们试图解释欧盟文明的衰败并寻求一条重建之路。

在这种背景下，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成为了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核心人物。

他和一群在战后早期被主流政治学界排斥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瑞士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避难所：朝圣山学会。

在他的开创性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认为无论是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还是“通过税收和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广泛的收入重新分配”都会导致同样的专制结果——尽管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转变“更加缓慢、更间接和更不完整”。

[5]按照哈耶克的话来说，由于对英语世界中进步论者对纳粹运动的特征的完全误解感到十分恼怒，该书代表一种意图纠正把纳粹主义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相等同的倾向的政治干预，也就是说，它是对声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由于“失败的资本主义体系苟延残喘”的产物的观念的一种驳斥。

在美国之外，自由主义智囊团在冷战区所制造的社会空间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这是它们在1989年之后提供新自由主义专家意见之外的另一项作用。

基于在米兰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中心（CESES）的一项研究，博克曼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局限空间”中，尤其是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后发展起来的。

她指出，无论是CESES的建立者，还是其活动的参与者，都没有强烈或一贯的反共产主义特性。

CESES由并不绝对支持铁幕的任何一方的思想家组成，它提供了一个重要场所为知识生产者分享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验的知识。

之前有学者（如吉尔·伊亚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扮演经济知识的实验室的角色；对这种看法的回应，博克曼强调CESES应该成为新自由主义影响知识专家和政治精英所必需的众多的知识生产站点之一。

三、市场中心主义：市场作为自由的源泉和判断标准与其他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观念术语上解放“市场”并将其提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也就是说，在将它从各种类型的政治干预中解放出来——具有独到之处。

它对市场嵌入性的抵制正好与大陆秩序自由主义（这可能是第一个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流派）相对立，更不用提介于集权主义和放任自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早期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秩序自由主义是一个历史主义学派，哈耶克在走上彻底的自由放任道路之前，原本信奉的就是该学派的思想。

秩序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动力“嵌入”在政治中。

该学派中心人物之一，威尔海姆·罗普克，尤其反对，认为市场是“一个自动运转的自立的进程”的观念。

尽管也反对中央计划（补助），秩序自由主义者相信政府干预在经济上是必要的。

秩序自由主义者呼吁在考虑周到的道德和法律框架之下，由强大和公正的政府支持，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措施和制度。

他们还呼吁按照经济人道主义的精神，采用结构化政策消除垄断，通过去无产阶级化和经济分权政策改善社会中那些弱势成员的困境。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独特性体现在一些国际政治组织的使命中，这些组织标志着主流经济思想的政治制度化。

战后早期产生了三个这样的组织：中间派民主国际（CDI），成立于1961年，致力于增进基督教民主党派之间的国际合作并促进新政党的建立；国际自由联盟（LI），于1947年在英国牛津成立；社会党国际（SI），于1951年在法兰克福成立，源于第一国际（1864-1879）和第二国际（1889）。

国际自由联盟的成立，显示了秩序自由主义学派的影响，其影响在战后早期延伸到了斯堪的那维亚、法国、意大利以及一些低地国家。

同时，伴随着国际民主联盟（IDU）在伦敦成立，新自由主义也在1983年正式开始国际化；在非正式场合，该组织也自称为“自由国际”。

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乔治·布什（美国）、雅克·希拉克（法国）和赫尔穆特·科尔（德国）与其他人一起，共同建立了国际民主联盟。

国际自由联盟与国际民主联盟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

国际自由联盟将市场与社区、贫困和社会正义等主题一起予以强调；它并没有提出关于个体或人类的全面理论，而是强调自由的制度条件，提防垄断和集权。

比较而言，国际民主联盟明显地以市场为中心，更加个人主义。

在2005年华盛顿政党领袖会议发布的《华盛顿宣言》中，国际民主联盟采用代表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术语——自由企业、自由贸易、私有财产、民主、独立司法和有限政府——描述自己，却没有响应国际自由联盟对社区、贫困、多边主义和集权的关注。

国际自由联盟还强调多边主义以及少数民族和种群的权利。

从它的1997年声明：“我们相信，个人自由的条件包括法治、对完整和多样化教育的平等进入、言论和结社自由、对信息的获取、男性和女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对多元性的包容、社会融合、私人企业和就业机会的促进。

我们相信，市民社会和宪政民主为政治秩序提供最公正和稳定的基础……我们相信，基于自由市场规则的经济会产生最有效率的财富和资源分配，鼓励创新，增进灵活性。

我们相信，民主社会在国际法、尊重人权、少数民族和种群的权利、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承诺的框架之下通过全球和地区性组织实现紧密合作，是世界和平以及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

在国际民主联盟对其愿景的普适性以及对人类天性（即个人“对于自由的渴望”）的把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半宗教性质的元素。

这符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IMF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描述。

另外相互响应的是：1974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下议院从公文包中拿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宣布说“我们信这个”；米尔顿·弗里德曼用半福音式的语调将市场描述为人类自由的源泉和判断标准。

[参考文献][1]Manfred Steger & Ravi Roy. Neoliber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of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11-13.p[4]Esping-Andersen. After the Golden Age? Welfare State Dilemmas in a Global Economy. [A]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C]. London: Sage, 1997: 1-32.[5]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