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任

“再论经济法责任——从大众召回门说起”——记4月17日季奎明老师讲座来源：青经法的日志

2013年4月17日，青经法有幸请到经济法学院季奎明老师为同学们做了一场题为“再论经济法责任——从大众召回门说起”的“经邦论道”系列讲座。当天晚上18:30，讲座准时在明法楼东E203举行。

讲座从近期的大众召回门事件说起，从“独立的经济法责任真的存在吗？”、“应当由谁来承担经济法责任？”、“经济法责任类型化的依据是什么？”、“经济法责任的各种形态如何发展？”四大问题来论述经济法的特殊责任。讲座主要内容如下：

讲座一开始，季老师结合去年发生的经济法一度从法学必学科目中消失的事件，抛出了几个问题：经济法真的存在吗？经济法是什么？经济法解决了什么问题？经济法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民法所吸收，但是经济法责任是始终贯穿于日常经济细节当中的，由此引出主题。

接着，季老师从本次讲座的副标题大众“召回门”开始说起。大众汽车在去年是全球第二汽车销售企业，而在11年是全球第一汽车销售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推出了一种新型的变速箱——DSG变速箱，作为市场主打产品。

然而，截止到201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共收到汽车产品缺陷信息投诉8840例，DSG变速箱抖动、顿挫问题排在首位，到2012年3月，大众汽车对外发布公告，启动对国内使用7速DSG变速器车辆的客户提供软件升级服务，同时，质检总局官方网站发出消息《质检总局执法司负责人就DSG变速器故障问题再次约谈大众公司》，就质检总局执法司再次约谈大众公司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到4月，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宣布，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众汽车DSG变速器故障信息。此时，变速器问题已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更有网友戏称其为“死亡闪烁”。鉴于社会上的种种压力，大众官方于5月发布声明宣布推出DSG变速箱质保服务由3年5万公里延长至10年或16万公里，而这与它在海外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

在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大众采取了召回的方法，即对所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汽车，通知其到维护中心排除瑕疵，对无法修理的进行调换。今年的3·15，央视晚会曝光大众汽车DSG存在故障，可致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速或加速。这里，季老师举了一个变速箱出现故障的案件，让同学们更加真实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到20日，大众宣布召回DSG问题车型，涉及尚酷、高尔夫、速腾迈腾、奥迪等，共计384181辆，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更让人们不满的，是大众对中国大陆和其它地区召回的区别对待。早在09年8月，大众汽车北美公司就在北美区域召回大约1、35万辆汽车，主要是DSG变速器存在严重问题，12月，大众德国再次发布消息称，将召回1、7万辆装备DSG变速器的车型，但不涉及中国市场。大众公司对于中国大陆的问题始终没有采取召回措施，而是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督促下，采取了延长质保期等变通手段。而因为同样的故障，大众则在中国台湾地区实施了召回。大众的做法无疑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既然大众声称一直在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为何DSG问题爆发了3年多时间，2013年的新车型还存在问题，并在召回之列？新实施的召回条例规定，召回行动要能确保消除缺陷并通过评估，而这次召回只针对了动力中断，其它的缺陷如异响、顿挫、耸车等问题如何解决？谁来评估验收？现实中经常出现消费者认为是故

障或缺陷，而4S店认为是正常的情况。

然后，由这次的大众事件，季老师再次抛出问题引发思考：

第一，如果仅仅依靠民事法律，消费者发生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民事诉讼与经济法中的责任形式相比，经济法中更为宽泛，而且民事诉讼中更多的是针对某个个体，而经济法解决的是像大众这种群体性问题。因此，在传统的民事责任体系下，要解决现代经济上的一些问题，会存在困难，经济法责任在现代就有了它的意义所在。

第二，大众对欧美、中国台湾及大陆采取差别化待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最显著的原因就是我国没有完善的产品召回制度。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强迫约束企业履行一些法律义务的话，恐怕这些关于产品召回的规定就形同虚设，没有实际的意义。

第三，在大众事件中所运用的瑕疵产品召回制度体现了什么样特色？或者推而广之，在这一类瑕疵产品召回所代表的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中，有哪些共通的特色？如果能够归纳出经济法和民法相比的优势所在，那就证明了经济法有其独立的地位，从而也就间接的证明了经济法的学科体系有其存在的价值。

与大众召回事件类似的，季老师还简单介绍了西门子事件。像这些事件，如果一定要他们承担责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进入到了讲座的第一个大问题：独立的经济法责任真的存在吗？我们把一些法律责任当成经济法上特有的责任，那么这些责任是不是有些特质呢？季老师给出了他的观点。

第一个特质，是经济法上承担责任的主体具有特殊的社会优势地位。在民事责任当中，承担责任的主体具有虚拟的对等性，这样一来，民法上就有虚拟的平等性，这是与经济法不同的地方。刑法上，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是单方的，而在行政法上，承担的主体主要是行政相对人，而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但是经济法中不同，很多经济法中的责任，它在发生这个法律行为的当初，它的主体关系并不像行政法一样是管理与被管理，但在经济法最后规定的承担的各种主体的身份上，一定将责任归属于具有特殊优势地位的一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罚金赔偿责任，竞争法中的诋毁商誉等。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法责任的功能目标追求社会利益导向。比如民法上一般是补偿性赔偿，刑法和行政法上是象征性的赔偿，而经济法上是惩罚性赔偿，可以超额赔偿。在这里，季老师举了北京的王海案。王海案没有明确的判决，但是如果按照经济法中追求社会利益导向来讲，王海应该胜诉。而经济法中所谓双倍性赔偿，第一倍是就事论事，第二倍则是激励消费者拿出武器同不正当销售做斗争。

第三个特征，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复合性或独特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看：一方面，民法是事后的救济，而经济法完全可能出现事前的预防，民法解决的是个案性问题，而经济法可以用来解决群体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法可能会发展出特殊的法律责任形式，比如拆分企业（98年微软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