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任

“再论经济法责任——从大众召回门说起”——记4月17日季奎明老师讲座来源：青经法的日志2013年4月17日，青经法有幸请到经济法学院季奎明老师为同学们做了一场题为“再论经济法责任——从大众召回门说起”的“经邦论道”系列讲座。

当天晚上18:30，讲座准时在明法楼东E203举行。

讲座从近期的大众召回门事件说起，从“独立的经济法责任真的存在吗？”、“应当由谁来承担经济法责任？”、“经济法责任类型化的依据是什么？”、“经济法责任的各种形态如何发展？”四大问题来论述经济法的特殊责任。

讲座主要内容如下：讲座一开始，季老师结合去年发生的经济法一度从法学必学科目中消失的事件，抛出了几个问题：经济法真的存在吗？经济法是什么？经济法解决了什么问题？经济法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民法所吸收，但是经济法责任是始终贯穿于日常经济细节当中的，由此引出主题。

接着，季老师从本次讲座的副标题大众“召回门”开始说起。

大众汽车在去年是全球第二汽车销售企业，而在11年是全球第一汽车销售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大众推出了一种新型的变速箱——DSG变速箱，作为市场主打产品。

然而，截止到201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共收到汽车产品缺陷信息投诉8840例，DSG变速箱抖动、顿挫问题排在首位，到2012年3月，大众汽车对外发布公告，启动对国内使用7速DSG变速器车辆的客户提供软件升级服务，同时，质检总局官方网站发出消息《质检总局执法司负责人就DSG变速器故障问题再次约谈大众公司》，就质检总局执法司再次约谈大众公司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阐述。

到4月，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宣布，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众汽车DSG变速器故障信息。

此时，变速器问题已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更有网友戏称其为“死亡闪烁”。

鉴于社会上的种种压力，大众官方于5月发布声明宣布推出DSG变速箱质保服务由3年5万公里延长至10年或16万公里，而这与它在海外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

在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大众采取了召回的方法，即对所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汽车，通知其到维护中心排除瑕疵，对无法修理的进行调换。

今年的3·15，央视晚会曝光大众汽车DSG存在故障，可致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失速或加速。

这里，季老师举了一个变速箱出现故障的案件，让同学们更加真实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到20日，大众宣布召回DSG问题车型，涉及尚酷、高尔夫、速腾迈腾、奥迪等，共计384181辆，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更让人们不满的，是大众对中国大陆和其它地区召回的区别对待。

早在09年8月，大众汽车北美公司就在北美区域召回大约1、35万辆汽车，主要是DSG变速器存在严重问题，12月，大众德国再次发布消息称，将召回1、7万辆装备DSG变速器的车型，但不涉及中国市场。

大众公司对于中国大陆的问题始终没有采取召回措施，而是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督促下，采取了延长质保期等变通手段。

而因为同样的故障，大众则在中国台湾地区实施了召回。

大众的做法无疑引起了人们的质疑。

既然大众声称一直在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为何DSG问题爆发了3年多时间，2013年的新车型还存在问题，并在召回之列？新实施的召回条例规定，召回行动要能确保消除缺陷并通过评估，而这次召回只针对了动力中断，其它的缺陷如异响、顿挫、耸车等问题如何解决？谁来评估验收？现实中经常出现消费者认为是故障或缺陷，而4S店认为是正常的情况。

然后，由这次的大众事件，季老师再次抛出问题引发思考：第一，如果仅仅依靠民事法律，消费者发生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民事诉讼与经济法中的责任形式相比，经济法中更为宽泛，而且民事诉讼中更多的是针对某个个体，而经济法解决的是像大众这种群体性问题。

因此，在传统的民事责任体系下，要解决现代经济上的一些问题，会存在困难，经济法责任在现代就有了它的意义所在。

第二，大众对欧美、中国台湾及大陆采取差别化待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最显著的原因就是我国没有完善的产品召回制度。

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强迫约束企业履行一些法律义务的话，恐怕这些关于产品召回的规定就形同虚设，没有实际的意义。

第三，在大众事件中所运用的瑕疵产品召回制度体现了什么样特色？或者推而广之，在这一类瑕疵产品召回所代表的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中，有哪些共通的特色？如果能够归纳出经济法和民法相比的优势所在，那就证明了经济法有其独立的地位，从而也就间接的证明了经济法的学科体系有其存在的价值。

与大众召回事件类似的，季老师还简单介绍了西门子事件。

像这些事件，如果一定要他们承担责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进入到了讲座的第一个大问题：独立的经济法责任真的存在吗？我们把一些法律责任当成经济法上特有的责任，那么这些责任是不是有些特质呢？季老师给出了他的观点。

第一个特质，是经济法上承担责任的主体具有特殊的社会优势地位。

在民事责任当中，承担责任的主体具有虚拟的对等性，这样一来，民法上就有虚拟的平等性，这是与经济法不同的地方。

刑法上，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是单方的，而在行政法上，承担的主体主要是行政相对人，而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但是经济法中不同，很多经济法中的责任，它在发生这个法律行为的当初，它的主体关系并不像行政法一样是管理与被管理，但在经济法最后规定的承担的各种主体的身份上，一定将责任归属于具有特殊优势地位的一方。

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罚金赔偿责任，竞争法中的诋毁商誉等。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法责任的功能目标追求社会利益导向。

比如民法上一般是补偿性赔偿，刑法和行政法上是象征性的赔偿，而经济法上是惩罚性赔偿，可以超额赔偿。

在这里，季老师举了北京的王海案。

王海案没有明确的判决，但是如果按照经济法中追求社会利益导向来讲，王海应该胜诉。

而经济法中所谓双倍性赔偿，第一倍是就事论事，第二倍则是激励消费者拿出武器同不正当销售做斗争。

第三个特征，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复合性或独特性。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看：一方面，民法是事后的救济，而经济法完全可能出现事前的预防，民法解决的是个案性问题，而经济法可以用来解决群体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法可能会发展出特殊的法律责任形式，比如拆分企业（98年微软案等）。

第四个特征，责任的实现适用行政、司法二元化的程序。

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行政主导，辅助以司法程序，并且强调了团体诉讼在其中的作用。

第二个大问题，应该由谁来承担经济法责任？季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为什么要有经济法责任开始说起。

如果在一个法律关系中只涉及私人成本，即只发生私人主体之间的“你失我得”以及损益补偿等问题，首先，应当运用民商法等私法手段来解决当私法规则无法处理这些问题，但是这样制度的运行成本过大，会给诸多的私人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造成损害，这时就要通过经济法责任的承担来迫使行为人对社会成本的产生或增加作出补偿。

其次，在“强政府弱市场”的背景下，更加不能偏颇对待经济法律关系中两方主体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必须与市场主体一样承担法定责任、补偿社会成本。

对行政机关归责，还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行政机关“缺位”或“越位”行为的后果是对群体经济利益造成损害，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不可估量性，比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影响危害更大。

第二，在我国当前强政府弱市场的背景下，考虑主观要件更容易导致政府行为失控。

第三，“过错”的认定涉及到对政府能力的评价，既不是市场主体可以提出反证的，也不是法院可以独立界定的，造成司法困境。

季老师还结合股票、次贷危机等事件对“强政府弱市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

第三个大问题，经济法责任类型化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定论，季老师给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

首先，从大的方面，即承担主体类型来分类，就有市场经济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和政府承担的经济法责任。

其次，惩罚性责任和补偿性责任，大多数经济责任都是惩罚性责任。

再次，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

非财产性责任的范畴过于宽泛，比如产品召回、吊销营业执照，因此，非财产责任还可进一步分为行为责任和资格责任。

行为责任强制要求履行一定法律行为，资格责任限制或剥夺从事法律行为的机会。

第四个大问题：经济法责任的各种形态如何发展？因为时间有限，虽然重要，但季老师对这个问题也只作了简单的阐述。

一是财产责任。

市场主体的财产责任是针对优势地位的超额赔偿。

行政主体的财产责任，由政府承担，是针对立法行为的少额赔偿。

二是行为责任。

市场主体的行为责任是依靠强制力督促默示义务的履行，不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为适用条件，以默示义务的存在为责任发生的基础。

行政主体的行为责任是依靠强制力确保公共物品的提供，救济与预防的功能兼备，强化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约束。

三是资格责任。

市场主体的资格责任是减免资质能力与调整中介评价，直接限制与间接限制并用，是一种审慎的使用态度。

行政主体的资格责任是强化机构责任与施加政治责任，这是作为一种终级责任，充分尊重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并且通过代议机关，与政治性责任衔接。

讲座的最后，季老师十分谦虚，表示了对到场同学的感谢，欢迎同学们提出指正，同时也对经济法学子提出了自己的期盼和鼓励。

两个小时的讲座，由于讲座内容的精深及季老师清晰生动的讲解，绝大部分同学都听得十分认真，做着笔记。

一场讲座，使在场的同学对于经济法的特殊责任有了全面的了解，更让同学们对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有了更大的认同感。

结束之后，青经法会员也有幸和季老师就经济法的学习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的交流。

再次感谢季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场难忘的讲座，谢谢您！青年经济法学研究会2013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