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掌控了网络话语权
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问题略论
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问题略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言论自由问题愈发复杂。
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平台，在实现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挑战和争议。
首先，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问题与传统媒体不同。
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台等）的声音是相对集中的，而互联网上的言论则相对分散。
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可能会被无数人转发，也可能只有极少数人看到。
这种分散性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得互联网平台上的言论更加丰富多样。
然而，这种分散性也带来了信息源头的不确定性。
互联网上，任何人都可以发布文章、评论、视频等内容，却没有强制验证作者的身份、真实性和权威性。
许多人可以隐身于匿名账号中，发布虚假信息、谣言、恶意攻击等内容，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有时候，虚假信息甚至可以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乱象。
因此，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有效地防范虚假信息，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互联网时代，言论的公共性、广泛性和迅速性也带来了“抢头条”的现象。
一些媒体和个人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借机制造和炒作话题，以获取流量和关注度。
有时候，这些话题往往是过度渲染了社会矛盾、敏感事件和个人隐私的内容，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因此，言论自由不应成为炒作和谩骂的借口，需要加强舆论伦理和规范。
再者，在互联网时代，言论自由也需要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相协调。
一些信息可能会涉及到国家机密、军事机密和个人隐私等问题，需要依法进行保密和保护。
一些言论可能会恶意攻击和影响他人，造成社会不稳定和公共不安全等问题，需要依法进行管控。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言论自由不是无条件的，需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有序和公正的管理。
总之，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问题涉及到信息真实性、舆论伦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复杂问题。
互联网平台需要采用有效的措施来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防范虚假信息和不良内容，促进舆论健康发展。
同时，国家也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和政策，来建立有序、稳定和公正的互联网信息管理制度。
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权力与话语权分析
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权力与话语权分析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的交流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开始受到挑战，而话语权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
本文将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对社会权力与话语权进行分析。
一、社会网络中的社会权力社会权力是指一个个体或组织对其他个体或组织产生影响和控制的能力。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权力主要由政府、大企业和其他有影响力的机构掌握。
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权力更加分散和多元化。
首先，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使个人拥有了更大的社会权力。
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观点、分享信息，得到大量关注和支持。
一篇精心打磨的推文、一张有趣的照片，都足以吸引大量网友的注意力，从而获得社会权力的扩大。
其次，互联网技术也为普通人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进一步提升了个人的社会权力。
通过在线投票、网络请愿等形式，个人可以将自己的声音传达给决策者，对社会事务发挥更直接的影响力。
这种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使得社会更加民主和公正。
然而，社会权力的分散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由于社交媒体平台的自由度较高，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和虚假信息泛滥成灾。
个人的权力滥用和网络暴力也时有发生。
因此，需要建立相关的监管机制和规范，保障社会权力的良性发展。
二、社会网络中的话语权话语权是指个人或组织在社会交流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在传统社会中，话语权主要由权威机构和知识精英掌握。
然而，在社交媒体的冲击下，话语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社交媒体为每个人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使得更多人可以参与到话语的竞争中。
在传统媒体时代，少数人可以通过拥有媒体资源来掌控话语权，而在社交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声音，争夺话语权。
这种分散化的话语权结构使社会更加多元化和包容。
其次，社交媒体的用户还通过关注、分享和评论等互动方式来评价和推广信息，从而影响话语权的分配。
一个信息是否引起广泛讨论和关注，往往取决于网络用户的反应。
简述网络言论自由权
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保护2004-06-07 17:00中国民商法律网·蔡洁【大中小】【我要纠错】摘要：目前互联网上言论自由的乱用，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信息时代里个人数据的准确使用不仅关系到竞争胜负，而且急需法律规范。
本文论述了隐私权的产生、隐私权的含义及其与言论自由的法律适用关系等方面，着重阐述了互联网条件下应规范网络立法，在加强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基础上保障言论自由，并提出相关建议。
网络时代是一个数字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取得和运用信息的能力是促进社会进步、保证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为其创造利润的机会，站在开发和利用信息最前沿的网站经营者们已经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在线个人信息，这里可以将此信息称为个人数据。
英国1998年《数据保护法》对此作了一个较全面的界定：“个人数据是指有关一个活着的自然人的数据组合，通过这些数据或者这些数据和使用者已经或将要占有的其它信息的结合可以辨识该人，个人数据还包括有关该人的任何观点的表述以及在涉及到该人时数据使用者或任何他人的意图。
”个人数据作为自然人所拥有的可以构成对主体识别的一组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其利用价值将迅速膨胀。
因为就信息的获取、传播、利用而言，网络比任何一种媒介更简便、有效。
事实也的确如此，近日从一份外文杂志上看到这样一则事例：美国的一位著名医生比尤辛克在给一位著名人物婚检过程中，发现其患有梅毒，建议他治愈后再结婚。
女方得知此情况后愤然与其分手。
此后，该名人向医院投诉说性病属个人隐私，医院不应将其向外人公布。
比尤辛克在与好友李佛顿的一次闲聊中讲述了这件事，并说出了该名人的姓名。
恰好李佛顿经营着一家不小的网站，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并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令公众感兴趣的信息，他认为这是一份好素材，便将此事在网站的娱乐版发布，引起该地区公众哗然。
笔者认为，这虽是一则互联网上的娱乐新闻，却道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法学命题-隐私权保护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与平衡问题。
下午-2015流量经营白皮书解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育民
2015流量经营白皮书解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育民2015-06-23 1不了解互联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流量及流量经营⏹互联网是一头大象。
不同的人摸到大象的不同部分。
互联网是+；政治家说：互联网是一项人权，互联网是安全。
军事家说：互联网是第四空间，制造商说：互联网就是零距离、去中心化，哲学家说：互联网是新思维……。
⏹互联网由终端、网络、应用平台三大元素和合而成。
这三大要素即自生自长，有共生共长。
每一个要素都有自己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终端——尾巴遥狗，平台——狗摇尾巴，网络——摇尾巴的狗。
⏹中国文化的“太极图”，是观察互联网究竟实相的密钥。
系统观察互联网有三个下手处。
即体、用、象。
什么是体？体即互联网的技术（网络、平台、终端）。
互联网是个技术创新驱动的行业。
什么是用？即互联网无限丰富的应用。
什么是象？互联网体体貌形态；什么是象？科研互联网，商业互联网，管理类互联网，社交互联网，工业互联网。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三缘和合，繁殖无限，这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是做加法的神器，它加在什么上，其游戏规则就变化了。
互联网也是做减法的神器，它削减了各种成本费用，拆除了各种隔墙壁垒。
第2页“互联网+”背景下流量经营的概念01“互联网+背景下”流量经营的发展阶段02 “互联网+背景下”流量经营的发展趋势03目录●“互联网+”背景下怎么理解流量？ ●流量产品与话音产品有哪些区别？ ●“互联网+”背景下怎么理解流量经营？●流量经营与话音经营有哪些区别？“互联网+”背景下流量的概念流量是每月的流量包，比如我每个月花费58元包500MB 流量流量是手机应用联网走的比特流，比如使用微信，只要联上网就在走流量了我家用的装的50M 的光纤宽带，在家上网、打游戏跑的也是流量吧A ：B ：C ：流量像个框，装的什么东西？⏹流量这个概念，有个缺陷，它引导人只关注量，即比特流。
但消费者只是消费比特流吗？⏹在不同语境的含义不同。
论舆论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作用
论舆论话语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作用写在前面：在当今社会中，媒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直接影响着每一个受众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谁掌握了“话语权”, 谁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反映出来, 谁就能将“自己的意志”表达出来, 国际事态的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军事上的弱肉强食，新闻、传媒等文化软外交也逐渐在国际关系中占得一席。
然而目前，整个国际社会的舆论形势还处于“西强我弱”的状态，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对于我国刻不容缓。
本文从话语权的定义出发，分析了它的内容、影响力、地位，以及如何改善我国的话语权形势的几点建议，希望有作参考。
话语权的定义：话语权简言之，就是人对社会发生现象的“说话权”、“解释权”和“发表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
从广义上看, “话语权”是舆论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
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
话语权不只是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还是整个媒体整个国家所拥有的表达的能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
舆论话语权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不同的媒体集团、媒介方式对于信息的表达自由度，另一方面指信息传播的主体拥有的对受众人产生传播效果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
在国际交往密切国际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显然，出于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舆论话语权是各国必争的权益。
话语权的两个核心要素：话语权也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体具有的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right)以及使自己的意见得到认可的实力(power)。
[1]因此它具备两个核心要素：“权利”和“实力”。
“权利”，顾名思义，关系到“权”和“利”，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天赋”的，各个主体“生而平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权利”被赋上了很强的政治色彩，具体体现为对相关领域和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是各国媒体参与国际传播的机会。
譬如，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权就包括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 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国际关系行为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等。
我国网络空间话语权的现状分析及提升对策
我国网络空间话语权的现状分析及提升对策作者：钱琦珺徐铁光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7年第10期【摘要】本文对网络空间话语权作了概述，分析了我国网络空间话语权的现状，提出了提升我国网络空间话语权的对策。
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搭建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空间平台；健全网络舆情治理机制。
【关键词】网络空间；话语权；现状；提升对策一、网络空间话语权概述话语权一词最初是在传媒学研究领域中出现并频繁使用的，最早将“话语权”作为单独概念提出来的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
他在《话语的秩序》中，首次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在他看来，话语和权力是紧密联系的，只有通过话语才能真正地实现权力。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葛兰西较早地将“话语”和“话语权”等问题放入意识形态及其斗争的宏观角度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1]在这里，“统治的形式”主要指的是权力，是作为国家机器的上层建筑，而“精神和道德领导”形式就是话语权，具体表现为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权。
不同于外国学者从“权力”角度定义话语权，中国的绝大多数学者们普遍认为，话语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公民在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通过自由发表意见，依法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民主政治权利。
这实际上是公民依法参与政治生活，拥有表达权和参与权的具体体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Wi-Fi技术和各种网络社交软件的发展，网络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话语权在网络这一新的平台上拥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形成了具有鲜明互联网时代特征的“网络空间话语权”。
结合对话语权的理解，本文将网络空间话语权定义为：在网络空间环境和网络媒体平台机制下，在法律规范下，国家、媒体、自媒体和个人自由表达且能够产生一定的现实社会影响力的网络表达权与参与权。
一定的网络空间环境与平台机制保障了网络话语的有效性，由此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这体现了网络空间话语权的“权力”之意；此外，民众在网络空间上依法自由表达发表言论，作为一种权利也体现了网络话语权应有之意。
福柯的话语权
福柯的话语权————————————————————————————————作者：————————————————————————————————日期：傅柯的“话语理论”简述1、话语权概述“话语权”成为当代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国内被人们频繁使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运用傅柯的“话语权理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上至学者，下至普通百姓,大家似乎都对“话语”和“话语权”的含义甚是了然。
不同的学者在他们不同的学术领域中都多次提到对相关“话语”和“话语权”的理解，有人论述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亚裔文学在国外的“话语权”,有人论述中国农民的“话语权”,有人论述民间文学的“话语权”，也有人研究建筑设计中的“话语权”，还有很多学者运用“话语权”这一较为复杂的概念来进行文本细读和分析,比如利用话语权来阐述某些特殊翻译现象等等。
话语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工具,作为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作为与思想直接对应的关系，其存在初期仿佛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为人们所重视，但随后对话语的认识与研究却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事物各式各样的存在激起人们的思考,而思考又需要一个中介来“想”和“表述”,思考的结果也需要一个承载体来表达和外化。
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话语是极其重要的中介，人类所知所晓的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所有文明，都是通过话语这个中介作为传递手段并最终完成的。
独特的话语由个体的出生、家庭背景、文化环境、时代风貌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正是有了独特的话语，才由话语建构起了独特的个体。
国内外学界对于话语是有一番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语言学界对话语做的界定是:“‘话语’通常有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与篇章相对,指口头说出来的一句句话;广义的理解指言语交际行为体现出来的由词句构成的言语表达形式，它既可以是口语体，也可以是书面体。
”这种广义的理解与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概念较为接近。
2、傅柯的话语权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学术研究广泛且深刻,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其影响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但修辞学只研究其著作中以话语为中心的观点。
网络言论自由与舆情控制的辩证
网络言论自由与舆情控制的辩证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广泛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网络不仅成为了人们获取资讯的重要渠道，还成为了公众表达意见和情感的平台。
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政府和社会机构在享受信息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舆情控制的挑战。
这种现象使得网络言论自由与舆情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
本文将从多方面探讨这一关系，分析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及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
网络言论自由的涵义网络言论自由是指个体或团体在网络环境中自由表达思想、观点和意见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石，构成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
具体来说，网络言论自由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个人信息表达权：每个个体都有权在网络上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论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还是对时事新闻的分析。
信息获取权：公众应有权利无障碍地获取各种信息，包括来自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信息。
意见交流权：人们在网络上能够进行交互式讨论，分享观点、意见，推动思想碰撞。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西方发达国家，网络言论自由被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然而，这一权利并非绝对，有时由于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等因素而限制。
舆情控制的重要性舆情控制是指通过法律法规、行政管理等手段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与管理，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共利益等目的。
在某些情况下，舆情控制可以有效避免虚假信息传播、减少社会恐慌以及降低不必要的社会冲突。
舆情控制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维护社会稳定：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或者危机时，不良言论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甚至骚乱，通过合适的舆情控制，可以有效遏制这些负面效应。
保护国家安全：国家在面临外部威胁或内部动荡时，需要对敏感信息进行管控，以保障国家安全，通过舆情控制来减少潜在风险。
促进理性讨论：在一些议题上，由于观点分歧可能导致公众争论激烈，通过引导舆论方向，可以促进理性沟通，推动问题解决。
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网络言论自由与舆情控制看似相互对立，实则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辩证关系。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产生演变及控制路径
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产生演变及控制路径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社会现象。
网络谣言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还对社会治理和舆论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本文将探讨网络谣言的产生、演变及控制路径。
网络谣言产生的两大原因网络谣言的产生有两大原因：信息不对称和传播途径。
信息不对称是指一些网络谣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和传播，是因为人们在获取信息时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
这种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信息的可信度和信息的真实性上。
即使是在传媒时代，很多人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是有限的。
而在如今的自媒体时代，信息的获取更容易受到限制，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一些虚假信息，从而产生网络谣言。
传播途径是指一些谣言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是因为网络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比传统媒体更快。
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就可以通过微博、微信、QQ群甚至QQ空间等途径，将虚假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
网络谣言的演变过程1. 传播阶段：谣言产生后很快就会有人在社交网络上进行传播。
在初始传播阶段，谣言会通过一个小圈子传播。
如果这些人相信这个谣言，他们就会进一步将其传播给他们的朋友或跟随者。
2. 扩散阶段：如果谣言传播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就很可能通过大众传媒达到许多人。
此时，谣言开始扩散到一个更广泛的受众。
3. 强化阶段：在扩散阶段后，谣言会开始进一步被强化和加强。
这通常是通过与一些当前新闻或事件相结合来实现的。
这些谣言所包含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监察机构或媒体机构加以确认或辟谣，但由于无法获得同样广泛的传达范围，仍可能继续得到信仰。
4. 平衡阶段：一旦谣言在扩散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也就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
这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通过媒体和其他机构去掉的信息。
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已经相信了这个消息，并开始广泛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和传递。
要控制网络谣言，需要协同应对该问题，而非由单一机构采取措施控制。
以下是网络谣言控制的路径：1. 加强技术手段，构建监测机制：要控制网络谣言，必须依赖技术手段和机制。
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
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互联网“扳倒中国”习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强化走在前列的标准和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实而又实，紧而又紧，确保我军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服务人民。
积极掌握战略主动。
善谋者胜，远谋者兴。
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善谋远谋，一旦失去主动，就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是西强我弱、敌攻我守，对手总是在预设话题，制造事端，让我们疲于应对，疏于防范。
这样下去，难免因百密一疏出问题。
因此，必须以大智慧、大视野、大方略，争取战略主动。
要提高战略研判能力。
深入研究政权被颠覆的危险来自于何方，深入研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来自于何方，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来自于何方，做到心中有数；要提高战略预置水平。
对于来自外部的一切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攻击行为，都要有反制措施；对于我们自身如何防止主流价值观被颠倒、党史军史、革命史被抹黑、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被矮化等问题，都要及早制定系统性对策；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我国发展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改写了16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世界支配地位的格局，从全球化的边陲走向中心，这足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确立“三个自信”，坚守自己的意识形态，不“随风起舞”，不自乱阵脚。
主动争夺制话语权。
意识形态较量的实质是制话语权。
谁拥有了制话语权，谁就能引导民众。
历史表明，对于国家、政权与军队来说，制空权、制海权与制信息权非常重要，可以在“硬较量”中获胜；但如果失去了制话语权，则可能在“硬较量”未发生之前，国家就已分裂，政权就已易手。
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纸质媒体，谁就拥有话语权；上世纪90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电视媒体，谁就拥有更多话语权；而进入新世纪后，谁掌控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客资源，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以这个“最大变量”来“扳倒中国”。
中国拿下了世界物联网100年话语权
中国拿下了世界物联网100年话语权物联网时代的巨大商机央视新闻联播：下一个万亿级产业--物联网什么是物联网物联网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很多年，很多人都在说下一个可以超越互联网的也一定是物联网。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互联网是把我们的电脑与电脑连接、电脑与移动设备连接、移动设备与移动设备连接，从而形成一个互联的虚拟网路。
而物联网的革命性在于它可以把一切物体之间进行连接、交互。
这就形成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新网络，这个网络的体量将是互联网的万倍以上，所以我们可以挖掘的市场也将更加广阔。
业内普遍认为，5G网络一旦正式商用，将有望撬动规模达万亿元的物联网产业。
随着5G的正式商用，网络问题将迎刃而解，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无人机等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产业也将随之崛起。
物联网产业蓄势待发据媒体报道，三大运营商目前均已制定了2020年启动5G网络商用的计划，最快将于明年展开试验网络的建设和相关测试。
如果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三大运营商将有可能在2018年开始投入5G网络建设，到2020年正式启动商用。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5G网络一旦正式商用，将有望撬动规模达万亿元的物联网产业。
多个市场机构表示，车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家居、无人机等典型的物联网细分行业在技术和应用层面已相当成熟，但现有4G网络的通讯能力大大限制了上述产业的发展。
随着5G的正式商用，网络问题将迎刃而解，上述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产业也将随之崛起。
物联网是什么物联网是指通过射频识别（RFID）装置、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两部委护航物联网研发“2016 国际开放物联技术与标准峰会暨W3C万维物联网工作组会议”于11日在北京召开。
科技部相关官员在会上表示，在科技部积极推动重点研发计划中，物联网与智慧城市重点专项有望在今年启动实施。
精英控制互联网议程的机理分析资本裹挟下的网络公共领域
精英控制互联网议程的机理分析资本裹挟下的网络公共领域一、概述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平台。
随着资本力量的不断渗透，互联网公共领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精英阶层通过控制互联网议程，裹挟资本力量，对网络公共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精英控制互联网议程的机理，揭示资本裹挟下的网络公共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精英控制互联网议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系统。
他们通过掌控媒体资源、操纵舆论导向、制定网络规则等手段，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和解读，从而实现对网络议程的控制。
这种控制不仅影响了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理解，也限制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资本裹挟下的网络公共领域呈现出一种扭曲的状态。
在互联网商业化的大潮中，资本利益成为推动网络议程的重要因素。
精英阶层通过资本的力量，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操控和垄断，使得网络空间中的意见表达和公共讨论受到严重限制。
这种局面不仅削弱了公众的话语权，也阻碍了网络民主的发展。
我们有必要对精英控制互联网议程的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
我们也应该积极探索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公正的网络公共领域，让互联网真正成为公众表达意见、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平台。
1. 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范围内的网络连接得到了飞速增长，使得互联网从最初的信息交流平台逐渐演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虚拟世界。
这一变革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还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社会交往模式以及政治参与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如报纸、电视等，往往受到地域、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而互联网则打破了这些限制，使得信息能够迅速、广泛地传播。
人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平台，随时随地获取各种信息，包括新闻、知识、娱乐等。
这种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也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思想。
互联网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探析
互联网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探析摘要：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隐蔽性、无中心等特点，随着网络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及向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互联网既为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推动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促使我国政治文化更加理性客观，同时也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主流政治文化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在我国迅速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隐蔽性、无中心等特点，随着网络向政治生活的渗透，互联网既为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重要载体和途径，也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互联网对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1、为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大众传媒在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灌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作为全新的“第四媒体”，以其鲜明的特点为我国新型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更迅速、更方便的工具。
网络传播是一种数字化传播，具有信息量大，检索快速便捷以及信息获取快、传播快、更新快等特点。
因此网络已经成为对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政治传播渠道之一。
据课题组调查，网络是青年群体在获得政治信息上排在第二位的政治传播渠道，在我们的调查中，当问到你主要以什么方式了解政治信息时，其中“选择电视的最多，为22.4%，依次为网络19.7%；报纸17.1%；学校为14.1%……。
所以借助互联网，我们可以把主流政治文化的宣传和教育搬到网上，人们足不出户，只要输入关键词，就能迅速便捷地浏览和储存网上的各类政治文化信息，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与详尽的研究参考资料。
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也增强了主流政治文化传播和教育的感染力。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和喜闻乐见的政治文化传播和政治教育方式。
信息网络技术不仅能够处理文字和数据信息，而且还能处理图像、文本、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形成智能化的多媒体终端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全息操作环境。
网络言论自由与舆情控制的辩证
网络言论自由与舆情控制的辩证在当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主要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为个人表达意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得网络言论自由成为社会讨论的重要议题。
然而，随着网络舆论的日益复杂化，舆情控制也逐渐显现出其必要性。
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促进社会进步的一面，也存在负面影响。
本文将深入探讨网络言论自由与舆情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
网络言论自由的内涵网络言论自由是指在互联网环境下，个体或群体可以自由发表观点、意见和想法的权利。
这一权利不仅包括发表内容的自由，更包括获取信息和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自由。
在数字化时代，人人皆可成为信息发布者，这不仅推动了民主化进程，也为社会监督、言论多样性和公共讨论提供了基础。
首先，网络言论自由推动了民主参与。
公民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博客等平台表达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从而形成公共舆论，影响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
传统媒体往往受限于发行渠道和报道方式，难以全面反映社会声音，而网络平台则打破了这些限制，使各类声音得以传播。
其次，网络言论自由强化了社会监督。
个体通过发声可以对不当行为进行揭露，例如公众人物的不当行为、企业的违规操作等，使得社会对这些问题形成合力监督的氛围。
这种监督机制不仅有利于提升透明度，还可促使相关责任主体更加遵循法律法规。
此外，网络言论自由促进了思想碰撞。
个体通过在线论坛、评论区等场所进行观点交流，不同背景、不同思维方式的人相互辩论，使得思想得到激荡与升华。
这种多样性的交流为创新思维提供了土壤，有助于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舆情控制的必要性尽管网络言论自由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舆情失控可能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谣言传播、暴力事件等。
因此，舆情控制在特定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是维护社会稳定。
网络平台的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一旦出现负面信息，可能引发公众恐慌或误解，进而影响社会安定。
例如，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中，错误的信息传播可能加剧人们的不安，因此，在这类情况下进行舆情控制，如信息发布的准确性以及应对措施的明确性是非常必要的。
论网络推手争夺话语权
论网络推手争夺话语权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各界对网络舆论的重视，网络话语权发展的强势地位逐渐凸显。
然而因为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监管制度尚不明晰，出现了许多个人和组织形成产业链条，利用网络水军争夺话语权，达到商业利益和提升知名度的效果。
关键词：网络话语权；信息内爆；网络水军；网络推手；网络审判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273-03一、网络话语权“话语权是新闻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新闻自由权利中的表达权的一部分，是公民的一项不可让与和剥夺的民主权利。
”①福柯在其著作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话语和权利的关系，指出“话语不是现实和语言之间的薄薄的联系面和摩擦面，而是有着自身规则的话语实践的总体。
”“话语利用符号，为的是建立秩序，可言说之物的界限，创造知识的课题和“知识型”的事物。
”②福柯指出，话语和思想、概念和词语有着不可解开的关系。
在话语和权利的关系中，福柯指出话语取决于从事话语的人的社会权利，“主体的话语规则、言说境遇和社会地位相互支撑、彼此确认。
”③既福柯之后，奥斯汀在其言语行为理论中指出”我们说话是有意图的，我们总是在说话中做点说话之外的事情，获救世界中的事件进行陈述或报道，做些另外的事情。
”④奥斯汀称这种意义上的言语行为为“话语施事行为”。
奥斯汀将话语分为记述话语和施事话语，其中施事话语是话语也是行为，我们通过言谈在真正地做事情。
塞尔在言语行为，以言行事的行为和以言取效的行为中指出人们的言语行为、说话人的意向性和话语意义的紧密联系。
语言不仅仅是话语符号，“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的生活和意义。
”⑤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巴赫金指出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含有意识形态的表述。
“话语作为意识媒质的这一特殊作用决定着，话语作为必不可少的成分，伴随着整个一般意识形态的创作。
话语伴随和评论着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
”⑥具体延伸到互联网领域，仅仅拥有在网络上发帖说话的权利还不能算是网络话语权，社会对于网络言论的认可重视使得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使虚拟言论在现实社会中产生影响，从而实现了网络话语的权力化。
国外互联网对国内影响
国外互联网对国内影响XXXX年5月16日和7月14日，美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两个互联网政策文件。
此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XXXX年1月21日发表《互联网自由与全球言论自由的未来》演讲之后，于XXXX年2月15日，发表了题为《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讲，这是对美国“互联网自由”政策全面而详尽的阐述。
与此同步，美国进一步强化了互联网监管的专门机构，成立了网络安全执行办公室，美国网络司令部也于XXXX年10月全面运行。
以上表明，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机构的设置，美国互联网战略已基本成型。
美国的互联网战略是美国传统霸权在互联网领域的新投射，是美国从技术层面、资源层面、信息层面到法理层面抢占全球网络空间制网权和制高点的重大转折，对我国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安全构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潜在威胁及严峻挑战。
因此，制定我国的互联网战略迫在眉睫。
一、美国互联网战略对我国政治安全及文化安全的严峻挑战美国谋求掌控全球网络制网权的互联网战略，将势必引发世界主要大国的网络军备竞赛，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信息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国家安全蒙上了一层阴影。
目前，我国尚未从国家层面制定具有统筹性和前瞻性的互联网战略，也缺乏网络空间发展、管理和安全方面的一系列法律法规。
因此，美国先发制人的互联网战略，对我国政治安全已构成潜在及长远威胁，对我国文化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
1.美国凭借在互联网领域的绝对优势，早已将其主权的行使范围扩展到了领土、领海、领空等有形世界以外的网络空间，把网络主权的斗争纳入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领域。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而临的挑战及其建构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而临的挑战及其建构1. 引言1.1 背景介绍在互联网上，不同意识形态观念的传播和碰撞势必会引发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建构变得尤为重要，它关乎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稳定。
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挑战及建构，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以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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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可以继续输出【研究意义】的内容。
1.2 研究意义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是当下社会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我国的网络舆论引导、舆论格局、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
深入研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挑战及其建构对于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今网络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状和特点，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研究，可以洞悉我国网络舆论格局的特点，形成精准的分析和判断，为我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研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网络空间中的各种挑战和风险。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上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日益扩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深入研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挑战，有助于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调整策略，有效防范各种安全风险和挑战。
研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意义在于促进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000字】1.3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旨在探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深入剖析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我国网络舆论引导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通过研究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定义、面临的挑战、建构策略、措施和影响因素，旨在揭示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我国网络话语权的维护和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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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掌控了网络话语权？李安乐如今，良知的权威又由普通常识及舆论的匿名权威取而代之。
因为我们已解脱了较古老且明显的权威形式，我们不晓得，我们已成为一种新的权威的牺牲者。
我们已成为机械人，在以为自由意志动物的幻想下生活着。
——弗洛姆柏拉图曾经说过：“谁讲故事，谁就控制世界。
”这里核心涉及到话语权、信息、权力三方面。
其实说到底是话语权的问题。
谁掌控话语权，谁将掌控“世界”。
对习惯于在现实生活中保持沉默的中间网民来说，网络的虚拟性和可隐匿性极大地激活了民众潜伏已久的话语表达欲，网络中各路绿林好汉出没：南拳北腿、东邪西毒、少林太极……(这里只是偶发的命名假借而已，别无恶意)，世界重新进入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网络）战国时代”。
谁掌控了网络话语权？官方主流媒介力量，抑或被视作“洪水猛兽”的网络暴民？随着互联网的细密化和个人电脑的廉价化，网民，特别是网络暴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占据了网络的各个角落，欢呼与叫嚣的网络民众犹如被流放而释放归来的反叛者：时而大批像乌合之众鏖集与狂叫；大肆残暴；时而像野兽般四处游走，四处破坏；时而作鸟兽散，不见踪迹。
其本身成为了形形色色国家主义的牛虻。
其实他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的群体，只因滥用暴力化的语言以及暴力化的行径，而且有较大的杀伤力与破坏性。
一时之间，狼烟四起，群雄争战网络：网络追杀令、人肉搜索机，把网络变成了在现实世界无法展演的江湖世界，虚化了现实。
移植了历史的狂想；同时也把这种被江湖化了的网络进行了延移，变成了游戏化了的魔兽世界。
在多方的争霸中不管是什么统统消灭，包括农民，村庄，城镇和一切设施，狂暴的力量展示得淋漓尽致。
在信息与道德的博弈中，网络暴民与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巨人进行一场没有结果的战斗，到处树敌，到处破坏。
这些被称之为“后暴民时代”（参见拙文《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载于《社会学家茶座》第28期）的网络暴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网络中来，在网络普及的短短几年时间里，网民的从众由商务人士、政府公务员到学生，再到各类农民工，席卷了全民，而且他们迅速地占据了网络的各个角落。
这种现象正如奥而特加所描述的新兴的大众势力崛起的情形，他称之为“凝聚”“鏖集”现象：“如今到处人满为患：城镇上布满看居民，屋宅里住满了房客，旅店里住满了旅客，列车上挤满了出行者，餐馆与咖啡店里坐满了顾客，公园里到处都是散步者，著名医生的诊室前挤满了病人，剧院里挤满了观众，海滩上挤满了游泳的人。
”中国目前正是一个大众意识崛起的时代，他们在发出自己震耳而又噪杂的呼声。
后现代的仓颉——新话语的“异样”诞生网络由此犹如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个开放的议会广场，民众出出进进，各种言论、论争此起彼伏。
攻击的，质疑的，怒骂的······在各种言语行为中衍生了新词汇、新语言。
新新类、80后、90后、酷，闷骚、“打酱油”、“俯卧撑”等一系列新词语，最值得关注的有近来备受争议的“艳照门”、“**门”、“范跑跑”等。
“**门”这一用法在中国身名鹊起是在“艳照门”之后，其实关于这一词汇用法最早源于美国尼克松总统期间的“水门事件”。
“门”由此作为丑闻事件的代名词，后来逐步引申为热点新闻的意思。
在中国近来最著名的有“艳照门”、“虎照门”、“毒奶门”以及“灭师门”等。
这四大“门”生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中国民众的道德良知伦理及政府公信伦理底线，上了一堂生动的反面课。
“艳照门”事件发生在2008年，是娱乐界的丑闻的大爆发。
其实这也不是坊间的什么绯谈了，和导演与演员的潜规则一样属于不是秘密的秘密了。
其起因于网络上传播陈冠希及多名女明星的不雅照片（港台地区称之为“淫照”，这个命名是比较准确的），一度引起了民众的哗然，让民众大跌眼镜，莫不色变；道德批判之声从此不绝与耳。
“艳照门”公然挑战了民众对“性情”、色情的接受底线，把民众置放到道德伦理的临界状态，完全暴露了人作为难以脱臼的低俗动物性一面。
用港台影视的话“淫贼”称这些道德败坏的娱乐明星（他们只不过是小丑一般供人取乐的角色而已，在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中受到追捧且日益自大而骄奢淫逸）并不为过，虽然它出现并传播是极为偶然的。
任不寐先生在《艳照门的倒掉》中质疑信仰底线，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于此还有的其它三“门”，涉及的公共生活的其它伦理方面。
如果说“艳照门”的掌门人陈冠希有露阴癖，带有性变态的倾向的话，那么“虎照门”的掌门人周正龙无疑是个“老千”之王，忽悠了民众，又忽悠了政府，在地方性的狂热中拍虎英雄俨然成了名门正派。
要不是网络民众的揭发，不知这场闹剧会怎样收场，民众当如何？政府当如何？媒体又当如何？巨大的欺骗激活了网络民众的暴民性，使其对“拍虎”龙（周正龙）和“维虎”龙（陕西原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进行网络暴力语言的围剿和讨伐。
“正龙拍虎”又为“世说新语”贡献了新词汇。
“毒奶门”的掌门人“三鹿”让民众第一次见识了一样东西——三录氢氨，增长了民众的科普知识，同时使中国的免检体系全面崩塌。
还有一个“灭师门”，把师生伦理关系第一次放置在网络的强光下暴晒。
师者，万世师表，身正为师，但难保师者全是圣僧唐三藏，不为情所迷困（这里对其所传绯闻真假莫辨，但试想，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狠，无缘无故的爱吧，为尊者讳是社会常识，在现代社会，二奶、三奶几近合法的语境中，搞点艳闻小意思了，在《大话西游》的新语境中唐三藏不也是为情所困吗）；生者，受业与师，当为师者讳，更何况“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网络上最近看到有个“叫兽”（教授，的网络新替代词语，语义一看字面意思就明白）在争当昔日听过他几节课的某名教授的父亲）。
说的有点没正经，反弹琵琶了。
话说回来，“灭师门”在上演“欺师灭祖”的悲剧的同时，对师生关系的生态伦理提出了挑战。
在国难当头，举国悲哀的“5·12汶川大地震”中又诞生了一个新词语——“范跑跑”。
源于范美忠在网络中发帖称自己在地震中撇下学生自己逃离危险是明智之举，由此引发网络民众对范的口诛笔伐，“范跑跑”由此而名。
“跑”形象地形容了其行为特征，有点像笑星周星驰喜剧中的语言——“我跑”“我闪”。
语言戏仿的结果基本上在网络暴民的暴力语言中妖魔化了范美忠的本体形象，进而，群起而攻击了教师——“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早已沦丧）——所应具有的教师职业道德，迫使政府制定教师职业道德，并在教育系统进行师德学习及检查的“师德整风运动”。
与“范跑跑”相像的一个词语是稍后出现的“猫躲躲”，其将网络民众狂热化，变成了网络暴民，成了受狂热情感操控的民众。
他们成了被激活的狂热分子，正如奥尔特加所说，“（他们）开始变得难以驾驭，桀骜不驯，他们不再服从、追随、尊重那些天然的精英，他们把这些精英推到一边，取而代之”。
平庸心智的网络民众通过排斥过去的精英阶层，推到他们来获取期望的“自由”。
话语权就是其中的一项，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打上权力在手的印记。
如同创世纪中亚当给万物命名的权柄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精英智识的上帝，而是大众平庸的上帝。
正如尼采所言，命名的权利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语言的来源理解为统治者威权的表达：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下烙印，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将其立即据为己有。
他们变得愤世嫉俗，变得充满仇恨，变得充满破坏欲。
二．不服从的江湖——从“武林圣火令”到网络追杀令在网络的虚拟平台中，网络民众延展了故事中的江湖景观，多路“绿林好汉”纷纷祭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施展各自的必杀技。
网民们很快进入了戏拟状态，在网络的大舞台中扮演江湖的各路角色。
在这种戏剧元素的介入之下，导致了角色的忘我表演，狂热的感情被旧有的江湖理想所点燃，英雄的角色在不断被设定，同样也不断有人拥抱奸邪的角色。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民网游时代，网络游戏的情景催化了对情景及角色的进入程度。
奥运火炬传递中的圣火收到一些反华势力的抵制后，诱发了网络暴民的狂热爱国激情。
传递中的圣火被各种诸如“抵制”“反抗”的号召、口号所包裹，犹如传说中的“武林圣火令”，被各路侠士豪杰传递和热捧。
这里要说明的是，“武林圣火”是“爱国主义”大旗，抑或说是极端民族主义。
它随着圣火的传递路线而一路狂热乃至狂暴起来。
在网络空间，各大BBS，即时聊天工具出现了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抵制日货乃至抵制美货的号召，要求全民一致抵制；谁去家乐福谁就是卖国贼。
一时间网络上狼烟四起，烽火连三月。
各种信息，各种谣言四处传播，有人要求对家乐福采取暴力行为，进行实体性对抗；有人出来辟谣，认为是达赖集团的阴谋，要搞砸中法关系，搞砸奥运会。
谩骂之声不觉与目，信誓旦旦的，奸邪的，无聊的，发飙的，爱国的，粗野的，文雅的，看热闹的······各路好汉群英荟萃。
“爱国主义”大旗给了被激活的狂热网络民众一个施暴的合法护身符和机会，并给了他们某种神圣的使命。
依靠这种神圣的光环，每个在现实世界真实的公民达到了虚拟化自身，成了匿名的无特征的民众中的一员；正是凭借这种神圣的光环的光辉，在现实中无力无奈有多无能的民众在网络的虚拟中获得了重生，也获得了超强的自信。
同时他在这种神圣的光环下又获得支撑超强自信的东西——力量；强大组织的力量是某种假想的支撑，以一种随时献身的精神向别人显示自己的力量。
他扮演了捍卫者，卫道士的角色，同时又是审判者救世主的角色，随意进行断绝。
就如尼采所批判恶意的道德评判：“‘负罪’、‘良心’、‘义务’、‘义务的神圣’等等，它们的萌发就像地球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萌发一样，基本上是长期用血浇灌的。
”码头工人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在比较了宗教与爱国主义对罪恶的去罪犯化后，坦言道：“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托慰之作。
”也就是说，爱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会把罪犯的罪恶感“神圣化”，使罪犯在拥有一件神圣伟业之后会更狂暴。
在汹涌的“爱国主义”下，汇集各路英雄豪杰，把他们结集在“江湖正义”（这里被置换为“爱国主义”）的大旗下，上演崇高与卑下。
霍弗的经典语录：“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
”在武林圣火令的召唤下，似乎成了他们的盛宴。
传播在QQ聊天工具上的“信息”：提醒大家，以后去麦当劳，肯德基吃饭一定要记得要发票。
麦当劳，肯德基每年在中国因为我们不习惯要发票的原因而掠走将近20亿的税收，把这条信息完好（不加任何修改复制）发3个群的奖励20Q币，发5个群的奖励一个太阳30个Q币（此活动由中国税务局赞助）如果说武林圣火令的叙事过于宏大，且与国家主义有或多或少的瓜葛的话，那么网络追杀令则细致放射到个体的些微隐私上。
与网络追杀令相伴而生的是人肉搜索，它们与起源与网民对不道德人物隐私的无情揭露与谩骂攻击，并号召更多的网名对之进行全面揭秘和从现实世界封杀。
比较著名的有，“铜须事件”、“踩猫事件”、“王千源事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