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读书报告

农民在革命中的基础性力量
——读《国家与社会革命》斯考切波在《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一书中突破传统的美国社会革命研究途径，采取了新的结构性革命理论，将着眼点放在结构性关系中的集中关系，主要包括传统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另辟蹊径的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解读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差异及发展模式。

一、国家拥有强大的自主性
斯考切波在之前的《找回国家》文献中提到了国家的自主性与能力，他认为当意识到政治秩序和民族经济出现危机时，军事专家会利用国家权力来规避非主导阶级和集团对国家秩序的威胁，他们还会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或者进一步规划民族的工业化事业，他们将这些是改善本国在现代世界中之国际地位的基本要求。

他在这里谈到了国家的自主性，尤其是国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当然也包括在国家在应对社会革命的处置能力与态度。

在这本书中作者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在这方面的自主性，当旧制度的瓦解和传统政权的崩溃之际，国家这一套宏观的体系就需要发挥自身能力来解决内部的冲突，制定合理的政治规则和制度来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当然也包括来自外部势力的冲击尤其是国际环境的压力。

对旧制度的分析和对革命性危机出现的危机分析的时候，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外部军事集团的对抗，国内支配阶级和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而国内的新制度的出现则需要考虑国家利益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农民在各种社会革命中扮演着重要的造反者角色。

在这三个国家的革命之中，农民都体现着国家革命中基础性力量，前提环境就是三个国家有着相似的社会环境，三场革命都发生在富裕而又在政治上颇有抱负的农业国家，都曾受到过战争的冲击但
却没有被殖民者所征服。

内部的结构性条件包括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丧失了治理能力，农民迫于统治者的压制而有所反抗，动员大众的革命领导人竭力巩固革命性国家权力。

由于强烈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势力的差异性，也造就了三个国家社会革命中的差异，法国带有了强烈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俄国革命的结果则具有浓郁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革命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环境和封建帝制的残留，明显的带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

二、农民组织是重要的革命角色
斯考切波在文章中认为从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爆发的条件来看，当国家遭受到更发达国家的外来强烈压力时，很容易陷入一种行政组织的崩溃和军事组织的瘫痪，在这样的情境下，农民反地主的暴动行为更容易发生。

但是革命的发生更多的需要各种结构性因素，传统君主制度难以维持统治，农业经济增长却没有使得农民很大程度上受益，极为激烈的国家压力成为外在因素。

三个国家发生的相似的革命运动却有着一定程度爆发的差异因素，法国农民虽然拥有着相当多的土地但却承受着非常沉重的租金，在生产和销售受到市场危机影响时，租金就变成了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周期性事件”的发生使得农村地区革命情绪高涨，而城市相应发生的“面包骚乱”，两者的相呼应则会对上层统治者的政权统治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由于农民处于市场链条中的更为薄弱和缺乏保障的生产环节，同时农民队伍庞大造就了农民成为革命中的基础性力量。

政治事件的发生发过来会相应的提高浓密的团结程度并且增强他们的觉悟，但是那些贫困农民在革命中没有获取足够的利益。

中国农村地区虽然没有反地主的村社共同体组织，但是却能利用集市社会的团体性与上层力量相对抗。

集市社会受到传统思想意识的控制很难真正的发挥其作用，所以中国农村地区农民的反抗不具备潜在的革命的性质。

传统统治力量在这种模式下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同时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战争压迫，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难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最关键的农民自身意识缺乏长远性，农民更多的考虑的是渴望获得更多的土地同时减少税收比例，并没有强烈的建立新社会的愿望，在一开始也没有自发的形成
革命阶级力量。

所以三个国家中，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革命，真正使得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路径就是新兴革命领导力量的出现。

中国共产党在多年的革命尝试中，发现社会革命的突破必须依靠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性势力相结合起来，同时建立能够占领行政区域瓦解旧制度的新兴政权力量。

在这样的环境下，地方治理政府也就会获得领导的合法性。

作者认为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阶级斗争拥有许多相似的爆发因素，同时过程和结果也有相当多的共同点。

农业经济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国家都是出于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同时农民难以获得足够社会利益的环境之下，斗争中结构性因素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各个国家数次爆发的革命化浪潮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三场革命都产生更为强大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加的官僚化，更加独立自主，因为长期的革命经验就是国内的武装力量能够对新生政权力量产生催化作用，而国外的外力势力的冲击反而能够巩固新型国家政权。

三、工人阶级的新认识
从中国革命发生来看，农民同样的充当了革命反叛的主要力量，而且日益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下，认识到了农民组织的阶级力量，所以共产党会积极直接深入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生产和阶级斗争，使得党组织拥有了强大的资源；党组织还把各个阶级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农民的利益有效的结合起来并积极的协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农村地区的地主士绅团体的利益诉求。

中国共产党能够利用农村地区的优势环境，积极支持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能够帮助农民解决他们切实关心的利益诉求，合理的分配农村的资源，包括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给贫下中农。

社会革命加强了农民群体与党组织的关系，成为革命成功的中坚力量，在这里我认为不能忽视大工人这个阶级概念，大工人阶级包括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当时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中，共产党依靠的不是真正的现代意义的农民组织，即不是那些自耕农，而是当时的长工、短工和零工。

因为这些群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是他们长期处于受压迫的境地，没有表达利益诉求的途径，最缺乏小块土地的资源且他们对革命翻身的愿望的最为强烈，而相对于那些自耕农拥有一定土地，能够通过市场途径获得比较丰厚的利润，社会革命尤其是革命中的土地政策的重新制定意味对他们庞大利益的重新分配，并没有对革命充满着期待。

通过《劳工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工人的强大能量，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的政治秩序和经济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世界中，无产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形成庞大的组织联盟，这是一种政治领域中的抗争活动，具有战略地位的工人阶级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形成，马克思式的劳工浪潮也就随之出现，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