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内情
领导科学
选才用人问题 ,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 ,是个头 等重要的问题。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 ,是实 现科学领导的关键 ,它直接关系到领导效能的 高低 ,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兴衰。而领 导人的用人之道，更是关系着一个组织的成败 兴衰。毛泽东与蒋介石用人之道的差别决定了 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决定了国共两党最终的结 局。
吴海兰的父母得知爱女无缘无故被杀，怒不可 遏，递状纸上告。西安妇女界也表示极大的义 愤，联合上书全国妇女部长宋美龄，要求严惩 凶手。当时，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 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 此事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触犯了国法，于是 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闻之大发雷霆，命令胡 宗南将张押解南京。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 确实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 。因此王稼祥的当 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 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 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在中共七大第20次 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 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
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王稼祥中央委员落选的 问题 。毛泽东指出，王稼祥同志“虽然犯过路 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毛泽东的 讲话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 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
蒋介石任人唯亲、唯私的用人 方法，一方面随意性很大，有 时可能提拔一些人才;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引起他人 的不服，最后造成众叛亲离。
二、毛泽东强调“放手使用”， 蒋介石则喜好“越级指挥”
淮海战役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 奇迹。之所以取得重大胜利，是同毛泽东的从 善如流、“放手使用”和粟裕的战略奇思、斗 胆直陈分不开的。
毛泽东、蒋介石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领袖，在用人之道上，有着“五湖四海” 与“黄埔浙江”、“放手使用”与“越 级指挥”、“依法用人”与“帝王之术” 的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最 终的命运。
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与王稼祥
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与王稼祥作者：郝丽丽来源：《红广角》 2014年第6期（天津）郝丽丽【摘要】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
30年代初回国后，二人都曾在中共党内身居要职，并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而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
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遵义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
回国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
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命相怜”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均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30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张闻天于1933年进入中央根据地，其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王稼祥则从1931年4月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但与其他推行错误路线成员不同的是，在王稼祥与张闻天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后，二人较早察觉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并逐渐从中分化出来。
张闻天和博古的意见分歧首先是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
1933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主张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
张闻天反对博古只将其作为宣传策略，而要求有具体行动。
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
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2018-09-12 08:46来源:非常历史原标题：王稼祥政治生命因何走到尽头?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关键的一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此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而在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又一次面临抉择。
被扣上“三和一少”大帽子在1958年“大跃进”时，曾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就提醒注意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 ”而王稼祥的忧虑很快变成现实，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
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
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
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
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
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以争取度过或减轻困难。
同时，王稼祥还提出在困难形势下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此举引发了复杂的结果。
据王力回忆：“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右四为王稼祥王稼祥受到批判的导火线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
中国决定派出以茅盾为团长，王力、康永和为主要成员的代表团参加。
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茅盾团长的讲话稿由王稼祥主持，提出了一系列缓和的政策和方案。
正因为是世界裁军大会，讲话稿中和平、裁军的字眼和内容用得多一些。
代表团出发前，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完全同意王稼祥提出的方针和方案。
党史人物--王稼祥
党史人物－－王稼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中，党内有一位颇具独立见解的杰出领导人——王稼祥。
战争年代中，他带着危及生命的重伤长期坚持工作；和平时期，他又为党的国际交往联络提出了真知灼见。
王稼祥，1906年生于安徽泾县厚岸村，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
1925年，他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在那里加入共青团。
同年10月，王稼祥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28年，他由团转党（当时团员转党，团龄也算作党龄）。
在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
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
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
后来，毛泽东多次称赞这“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
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
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
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稼祥为何在七大选举中落选中央委员
王稼祥为何在七大选举中落选中央委员王稼祥在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过程中,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其中,王稼祥的变化最令人不解。
王稼祥给予毛泽东许多帮助,在关键时刻,王对毛的支持比任弼时显得重要,而且也胜过周恩来。
但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和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王稼祥仅是名列第二的中央候补委员,这还是毛泽东经过一番说服工作的结果。
此事如此令人不解,其原因何在呢?毛泽东核心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维护和巩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延安，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
周恩来常驻重庆南方局，朱德经常来往于八路军前方指挥作战和延安军委总部，王稼祥常驻延安，协助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又担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一年半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
这样，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王稼祥仍然担负了重要职位。
实际上，这时王稼祥伤病复发，已到了不能再“带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据中央决定因病休息3个月。
一贯谦虚谨慎，不讲自己功劳、只讲自己过失的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说：“从1938年我回延安担任军委和总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脱离工作这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犯错误比较少的一段时间。
三位高开低走的中共元老
三位高开低走的中共元老作者：暂无来源：《领导文萃》 2014年第10期史历王稼祥：七大意外落选是分水岭王稼祥早在1925年就加入共青团，并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是党内留苏派的代表人物。
回国后由于其特殊身份，他担任的职务一路走高，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跃升至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后进入中央政治局。
在长征中，他在遵义会议上把宝贵的一票投给了毛泽东，之后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新三人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权。
之后他因病去苏联治疗。
1938年再次回国，从共产国际那里带回了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的口信，这一口信被认为是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的最重要指示。
王稼祥从这时起更是受到重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不过由于他身体长期不适，并没有从事具体工作。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中，由于被指责为“王明”路线的代表人，加上自身书生气浓、群众关系不好，原本被中央提名为中央委员的王稼祥意外地落选，只是被选为候补委员，这对于王稼祥的政治生涯是个重大打击，从此王稼祥彻底淡出中共核心领导层。
建国后他只担任了驻苏联大使、外联部部长等职务。
陈昌浩：一场疾病改变一生长征胜利结束后，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似乎销声匿迹，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曾领导过我军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刘华清等，此人便是陈昌浩。
陈昌浩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与王稼祥相比，陈在国内工作时间长，实际工作能力较强。
陈昌浩1930年入党，之后与张国焘、徐向前一起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立作出巨大贡献，在此期间他一直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此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共同指挥西路军西进，却遭全军覆灭，徐向前与陈昌浩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二人在突围时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由于高烧不退，陈昌浩便住下来养病，徐向前则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最终回到延安。
1956年，王稼祥不想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主席却说：你早就该当了
1956年，王稼祥不想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主席却说：你早就该当了1931年1月，王稼祥在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到根据地去工作。
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请求，这年3月，经过层层护送，王稼祥一行人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
王稼祥当时中央苏区正在筹划如何粉碎敌人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围剿”，王稼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间隙，王稼祥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
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毛泽东欣然同意：“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然把王稼祥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和他促膝交谈起来。
当时王稼祥刚回国不久，对国内的很多情况都还不熟悉，两人尽管很多见解都不一致，但却都能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
谈到最后，毛泽东兴奋地起身，提起笔如行云流水般写下两行字，并对王稼祥说：“来，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毛泽东王稼祥凑过去一看，纸上写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看后连声称赞：“好，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
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毛泽东也笑着说：“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
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哟！”王稼祥忙说：“对！对！你一直在与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1931年10月下旬，王稼祥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即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毛泽东（右二）和王稼祥（右一）但此后随着“左”倾路线领导人逐渐掌握中央大权，毛泽东开始不断受到排挤。
王稼祥.doc
王稼祥王稼祥(1906—1974年)，原名王嘉祥，安徽泾县人。
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在苏联期间，他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负责编辑党报。
同年6月，他因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被撤掉中央宣传部干事，调任党报驻香港记者，12月又调回上海工作。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任中共中央学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实话报》总编辑。
不久，王稼祥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派他与刘伯坚、左权一起指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工作。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7年6月，他赴苏联治病，同年11月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1938年8月，他从苏联回国。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
1943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书记。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任北平执行小组顾问，后再去苏联治病。
1947年5月回国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
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央委员。
1962年王稼祥缘何被撤职
１９６２年王稼祥缘何被撤职作者：罗雪挥来源：《人民文摘》2009年第03期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
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
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
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
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一向谨慎思考，甚至在工作中不苟言笑、冷静理性的王稼祥，便是在1962年共和国的内外交困中，将自己推向了风暴眼。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这已不是王稼祥第一次在危急关头表态。
作为党内资深领导人，王稼祥25岁便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5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1962年，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再一次面临担当与抉择。
1958年的王稼祥，心中已不能平静。
妻子朱仲丽发现，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地深思，夜里也久久不能入睡。
有时坐下来匆匆写些什么，有时又搁笔凝视窗外，或是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
曾担任过驻苏大使的王稼祥，提醒人们苏联公社垮台已有前车之鉴。
而此时，人民公社未经试点，就在全国的穷乡僻壤一瞬间都建立起来了；党的领导同志已开始担心粮食吃不完怎么办，而且已经开始同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得知王稼祥对“大跃进”有意见，毛泽东说:“两百多名中央委员，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1962年，王稼祥的忧虑变成了现实，国内外局势都出现了罕见的严重局面。
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
红色教授王稼祥
政治生涯转折——落选中央委员
1.王稼祥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大家都很尊重 他但缺乏交流了解。
2.“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而在苏联留学期间，王稼祥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但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曾因为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 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3.在延安期间，他身兼数职，工作劳累，身体又有病，有时在主持会议时，因为汇
报人讲得啰嗦，抓不住要领，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打断别人的汇报。往往由此
引发一些同志对他有意见。
政治外交工作
七大后，王稼祥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 领导人的关怀下，前往苏联治病。 初步康复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
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新中国成立
后，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首任部长、中央国际活动 指导委员会主任。
并逐步争取到了军委其他同志的拥护。 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会议最终确认
了毛泽东提出的进军方向。这应该说是后来遵义会议的最早的酝酿。
遵义会议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王稼祥作为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在博古、周恩来等人做报告后，毛泽东作了发言，他尖锐地 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战 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第一 次进行了正面的激烈交锋，一场严峻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完全 摆到了桌面上。
红色教授王稼祥
王稼祥（1906年—1974年），原名嘉祥，又名稼啬。 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留学苏
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 习。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 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中国近代政治家王稼祥生平简介
中国近代政治家王稼祥生平简介中国近代政治家王稼祥生平简介王稼祥(1906年-1974年)，原名嘉祥，又名稼啬。
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中国近代政治家王稼祥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王稼祥出生于1906年时期，是安徽人。
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到了村子中的柳溪小学中学习。
在1919年的时候又读过一段时间的私塾，经过3年的时间，王稼祥来到由圣公会开办的学校中读书。
在此期间，他以优异的的成绩直接来到圣雅各中学读书。
每当在课间的时候，受到一些关于宣扬社会革新书刊的影响，于是就参加了革新活动。
直到在后期的时候。
，王稼祥鼓励并安排了身边的学生进行反对学习圣经的活动，以至于他被校园开除。
在1928年的时候，他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
在1930年的时候让他曾担任过中共中心宣传的一名干事，后因为批评李立三安排全国暴乱的观念，于是受到上级领导的责备，调回了上海。
但是他依旧投身于革命斗争事业，成为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他虽然长得比较清瘦，戴着一副眼镜，但他还是被誉为是“红色教授”的代表人物。
在他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是站在我们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并且总能够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
王稼祥夫人王稼祥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单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还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先驱者，他用自己的一生默默的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
在斗争革命面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在家庭中王稼祥夫人又是谁呢?关于王稼祥夫人是谁?通过过关于王稼祥的相关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在他的一生中是有三位妻子的。
第一位妻子就是他的原配妻子查瑞香。
查瑞香出生于1904年的时候，要比王稼祥大两岁，并且是王稼祥在高中老师查文梅的女儿。
对于他们的婚姻应该算是包办婚姻，王稼祥对这门婚事很是反对，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婚后的王稼祥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斗争的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作者：张晶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6年第04期[摘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门艺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方法。
延安时期，是我党培育和造就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党高度重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用正确的方法艺术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端正态度、实事求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公告栏、报纸上公开批评；撰写检讨材料；召开民主生活会等。
这些方法对于我党今天继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支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装自己的政党，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丰富，我党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不断得到提升，变得越来越成熟。
延安时期，就是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党通过各种方法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地成长为一支成熟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毛泽东曾说过，“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1]不论批评别人还是自我批评，必须做到实事求是，讲真话，不可捏造事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应该持有正确的态度，批评者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胆地进行批评，对错误与缺点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但要清楚，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这个人进步，而不是将其整死；被批评者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要存在打击报复的心理，对于批评者的批评，讲得对的在以后的工作中多注意，讲错了的，自己实事求是的进行解释说明，弄清事实真相。
最后，在处理方法上，要严肃认真，不能走形式，根据个人所犯错误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处理。
比如，有些人因为不了解相关信息而犯了错误，而有些人明知故犯，有些人犯错后经批评诚心改过，而有些人被批评后，仍不知悔改……1945年6月9日，在七大正式中央委员选举中，由于七大代表们对王稼祥同志以前犯过的错误过度重视，忽略了他的功劳，王稼祥以不足半数的204票落选。
“有功的人”――王稼祥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1906－1974)，是中共建党以来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多次在党和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毛泽东，使革命转危为安，走向坦途。
因此，党和毛泽东对他进行高度评价，尤其是毛泽东的评价一直是肯定的。
在中共“七大”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专门讲王稼祥的贡献的，并实事求是地对他的功过作了全面的、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除在“七大”上积极推荐王稼祥进人中央委员会，建国后还推举他担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当毛泽东读完王稼祥给他的一封信之后，十分动情而恳切地说：“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
”说他功大于过，是有功的人等等，再一次肯定和赞誉王稼祥的功劳。
直到党的“十大”时，毛泽东还排除“四人帮”之流的干扰，继续推荐王稼祥为中央委员。
第一个从教条主义中站出来毛泽东评价王稼样说：“他是有功的人，他是从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人生在世谁无过?贵在知错必改，引以为戒，并把它作为正确的先导。
王稼祥正是这样的人。
他主要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犯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
1925年10月至1930年3月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尽管满怀革命热情，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获得了比较丰富的革命理论知识，但是由于远离祖国，对于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近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在苏联就受到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
回国后不久，又赶上了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在1930年12月的《实话》报上，他先后发表了八篇署名文章，对李立三路线错误的实质、危害、阶级基础等进行过正确的分析与论断，但在这些文章里，他又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还全盘否定六届三中全会，认为这次会议犯有“调和主义错误”等等。
他曾是开国九位元帅上级，为何在建国后没有军衔？原因很简单！
他曾是开国九位元帅上级，为何在建国后没有军衔？原因很简单！说到我国的革命事业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我国无数名战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侵略，最终在1949年的时候最终引来了伟大的胜利，那就是建立了新中国，其过程确实是非常得艰难，小编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位曾是开国九位元帅的上级，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建国后没有被授予任何的军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他就是王稼祥，对于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对于他并不是非常的熟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要知道王稼祥可是我党的一位老革命家，他职啊井冈山时期，就已经担任了非常重要的领导的职务，不仅如此在后来的红军长征当中，他也是在关键的时刻，一直都是力挺毛主席，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挽救了党，不得不说王稼祥的眼光确实是非常的准呢！广告期货散户必看，AI量化交易系统3分钟K线图走势预测，小白都会炒期在后来的第五次的“反围剿”失败之后，当时中央红军就已经决定了要在战略上进行一次大的转移，因此后来就选择了长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在长征的过程中，因为错误的指挥，最终导致了给红军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后来在到达了贵州遵义的时候，我党就已经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了我们的毛主席来领导核心，当时王稼祥就一直非常力挺毛主席，而在这次的会议上还成立以毛主席、周恩来以及王稼祥领导的三人军事小组，他们主要的指责就是负责军事的战略。
在后来毛主席的伟大领导之下，我国的红军们终于经历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并且除此之外还完成了红军的五大主力会师，直到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国共进行了第二次的合作，一共联合性的来对抗日本的侵略者，想必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时候红军也已经被改为了八路军，更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当时毛主席是为主席，而王稼祥、周恩来以及朱德为副主席，那么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十大元帅当中除了朱德之外，那么剩下的都是王稼祥的下属，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王稼祥没有任何的军衔，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王稼祥在后来就跟随了周恩来总理从事外交工作，因此也就是说并没有在军队当中担任职位，自然是没有军衔的。
王稼祥的故事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第三、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73年被选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思想
■处理国内问题有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考虑到中国利益
■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儿，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在职务上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
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是王稼祥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使人很久后还有振聋发聩之感。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时写入了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建国后的王稼祥
建国后的王稼祥作者：王善德来源：《党史文苑》2009年第09期王稼祥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但很多人的认识仅局限于建国前。
苏区时期，王稼祥是苏区中央局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领导指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代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力主毛泽东的领导，“投了关键的一票”；在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书面和口头指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等等。
而对于王稼祥在建国后的历史功绩，则较少宣传。
建国后，王稼祥成为中国首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曾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虽然战争年代的伤痛一直折磨着王稼祥，但他始终以坚韧的革命意志，忘我地为党工作，在重大问题上从不随波逐流，显示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品质。
1951年，斯大林会见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时曾提出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王稼祥在斯大林面前明确表示“我们不能这样做”，鲜明而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这种坚持真理、敢于提出独立见解的态度，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1957年反右斗争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在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防止反右扩大化，并在中联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部，及时纠正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反右运动率先停了下来。
这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是需要大无畏的革命胆识的。
王稼祥同志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分质疑
作者： 费侃如
出版物刊名： 近代史研究
页码： 261-261页
主题词：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中央委员;遵义会议;王稼祥;陈云同志;结论;中央政治局;身分;质疑
摘要： <正> 全国所有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的党史陈列,以及报刊上有关文章,都说王稼祥同志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分出席遵义会议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缺乏确实的依据。
邓小平同志在王稼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是这样说的:“……一九三四年被选为党的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4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从一九三。
详解建国初期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14位七届中央委员在一届人大与
详解建国初期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14位七届中央委员在一届人大与详解建国初期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14位七届中央委员在一届人大与二届政协会后的政治走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
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中共系统占28人，其中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有25人，中央候补委员2人。
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共计44人，有14人未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本期将详述建国初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14位七届中央委员在1954年人大会上的走势，现详述如下:第一部分，14位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中央委员在七届中央委员会中当选统计:1，14人中有1人在中共七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人):张闻天2，14人中有9人在194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富春、郑位三，滕代远，曾山，谭震林，张鼎丞，李先念，陆定一，王明3，14人中有4人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第二部分，14位中央委员在52的评定的级别：1952年3月在评级工作中，14位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七届中央委员有3人评级为行政三级，8人评级为行政四级，另有3人评级为行政五级，具体14人的行政级别为:1，评级为行政三级（3人）：张闻天，李富春，郑位三2，评级为行政四级（7人）：滕代远，曾山，谭震林，张鼎丞，李先念王稼祥，陈伯达3，52年3月评级为行政四级，52年10月套军队军委委员级(1人):黄克诚4，评级为行政五级（3人）：陆定一，廖承志，王明三，1954年9月人大会以前，14位中央委员的党政任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14位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七届中央委员中，有一人任国家计划委副主席，除郑位三病休无行政任职外，其他12人均任当时的正部长级职务或相当于正部职，54年9月人大召开时14人的具体任职为:张闻天: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滕代远:政务委员兼铁道部部长曾山:政务委员兼商业部部长李富春中央副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席，政务委员兼重工业部部长李先念:财经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三办主任张鼎丞: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代部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54年7月级别调为行政四级)王稼祥:中央外联部部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教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黄克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廖承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外联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党组书记郑位三:中央委员(病休)王明(陈绍禹):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副主任(病休)四，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与第二届政协会议后，14位中央委员的行政任职与级别:1954年一届人大与二届政协会议后，这14位中央委员中有三人当选为国家领导人(李先念、李富春、张鼎丞)，有三人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黄克诚，陆定一，张闻天)，四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其他均任当时的正部级或相当于正部级干部(王明与郑位三病休除外)，具体一届全国人大与二届政协会议后，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14位中央委员在新一届国家机关中的任职为:1，任国务院副总理(2人):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国务院五办主任，行政级别由行政四级调为行政三级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行政三级2，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人):张鼎丞: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行政级别由行政四级调为行政三级3，中央党部部长、副部长(5人):谭震林: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三办主任(行政四级)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52行政五级，54.7调为行政四级)王稼祥:中央外联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行政四级)陈伯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行政四级廖承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副主任、党组书记(行政五级)4，国务院部长、副部长(3人):滕代远:铁道部部长(行政四级)曾山:商业部部长，国务院五办副主任(行政四级)张闻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政治局委员(行政三级)5，军委总部部长(1人):黄克诚:军委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52年3月评行政四级，52年10月套军队军委委员级，55年1月改为大军区级)6，当选人大常务委员(3人):黄克诚，陆定一，张闻天7，当选全国政协常务委员(4人):谭震林，王稼祥，陈伯达，郑位三(行政三级，病休)8，病休未行政任职:王明(行政五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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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内情
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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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时间: 2012-04-27 来源: 老人报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王稼祥对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并被确定为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他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这个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进行长征，被认为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在七
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
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举行。
会议的任务有两项，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
日常工作。
这次全会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45年4月20
日才结束。
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这次全会。
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阶段，1945 年3月29日，毛泽
东批示李富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说：中共“七大”政
治报告修改本，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还要写出意见；并给王稼祥也发了一本。
病中的王稼祥，深知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为认真负责地进行审阅并提出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除了对“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写了意见给毛泽东，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 日，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完全同意“七大”政治报告和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
毛泽东于1945 年5月2日对王稼祥的这两封信作了批示：“此两件请富春同志印发到会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无
表决权）。
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编在晋冀鲁豫代表团，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七大”主席团在各代表团充分
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提出94人的预选名单，并决定中央委
员会由中央委员45名和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
王稼祥经“七大”主席团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但是，
在6月9日大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中，他只得了204票，不足半数，落选了。
“七大”代表、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的曾涌泉，编在
华中代表团，和陈毅同在华中代表团的一个组（陈毅是组长）。
他回忆说，在讨论正式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陈毅同志在谈到遵义会议时，把稼祥同志比作楚汉之争中的韩信，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第一次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同志仍然落选了。
”杨尚昆在1997年7月16日回忆王稼祥落选“七大”中央委员一事时说：“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浓的干部。
”“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
按照情况来讲，他应该是王明路线里的一个重要人物。
”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
讲话中，毛泽东着重谈了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一事。
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对王稼祥作了评价，指出王稼祥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但是他是有功劳的，还一件一件地列举了王稼祥的功劳，特别讲到了他在党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即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他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并一篇一篇地列举了这些文件的名称。
毛泽东说：“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在讲话中，针对代表们提出的对王稼祥的意见，有针对性地作了解释。
他说：“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
他这次写给我的信，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
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
“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使代表们加深了对王稼祥的了解。
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
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结果，选出候补中央委员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当选。
（摘自《新闻信息报》作者林则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