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阶层现状录 历史奇迹背后的惊人事实
史进利事件背后的阶层“阻击战”
无暇进修学 － ， Ｊ在城市高生活成本和低工
资收入 的双重挤压下 ， 基本被锁定在底层 状态 ，最后在挣扎糊 口中变得浑浑噩噩 、 麻木不仁 。进大学转 了一 圈又退回农村 ，
令， 任命他为主持 “ 抡才大典 ” 的知 贡举。这 时 ， 他联 想到已听说的相 府家 亲戚 也要参加科考 的事 ， 顿时 恍然大悟 。考试那天 ， 他就 以在相
工 资的 “ 半个公家人” 史进利“ 。 不安心” 在 村官 ， 就想着跨省考公务员 ， 以至遭到“ 警 方跨省通缉” ，这背后显示出某些地方大
学生村官政 策设置的漏洞 （ 任期不满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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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和村委主任关系如何协调的文 基层做村官建设新农村 ， 当了还不到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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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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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
三农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三农问题是指中国农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面广，解决起来也相对复杂。
本文将从历史与现状两个方面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
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农民传统。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土地的世袭制度和赋税的压迫，生活贫困，处于社会的边缘。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农民农田的丧失使农民面临更加严重的困境。
在1949年以前，农业处于经济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贫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一度遭到忽视，农民地位下降，三农问题恶化。
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农民工群体。
同时，农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
三农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如土地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农村基础设施问题、农民教育问题等。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限制了土地的流动，使农民无法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也存在问题，一些农村土地出现闲置和流转难的情况。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期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农产品销售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不佳，无法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此外，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不畅，农民难以获得合理的价值回报，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导致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种不平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缺乏基础设施也限制了农产品的流通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环节。
关于中国近代农民阶级探索救亡道路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相关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农民阶级探索救亡道路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相关论述关于中国近代农民阶级探索救亡道路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相关论述1.农民阶级的代表：太平天国、义和团2.农民起义的大背景：（1）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激化晚清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
清朝统治阶级重要成员曾国藩曾在一份奏折《备陈民间疾苦疏》中谈到当时民间的疾苦：“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
”在这份奏折中，曾国藩着重谈到了“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屈太多，民气难伸”几个问题。
（2）外国的侵略激化了阶级、社会矛盾第一、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支出了巨额的军费，《南京条约》中又规定向英国赔款，迫使清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剥削程度，新增加的捐税最终都落在农民头上；第二、鸦片输入使“银贵钱贱”问题进一步加剧，农民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是铜钱，交纳赋税却必须是白银，实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第三、五口通商使两广、福建、湖南、江西原来依靠内地通往广州商路谋生的成百万下层群众失去生计，这几个省份成为农民起义最猛烈的地区。
3.探索的活动与结果：以太平天国为例1金田村起义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立太平军，建号太平天国。
2永安建制3月，洪秀全称天王，9月攻占永安之后，封杨秀清为东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并颁布诏令3定都天京太平军北上过程中得到农民的拥护，起义军不断扩大，1853年3月19日，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建立与清政府统治对峙的农民政权。
4颁布《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
5军事全盛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太平天国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破围战，粉碎了清军对天京的包围，实现了军事上的全盛。
6太平天国的覆灭从1856年9月太平天国内部发生的天京事变开始到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太平天国实力大为削弱，直至当年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全面失败。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自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特点和问题。
首先，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可以分为劳动者、农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五个主要阶层。
劳动者是中国社会中最底层的阶层。
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包括工人、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等。
劳动者的收入一般较低，生活相对困难。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和待遇差距较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此外，劳动者缺乏稳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重要阶层。
他们主要以种植农作物和养殖家畜为生。
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多较低，他们面临着土地流转困难、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等问题。
同时，由于农村地区就业机会有限，不少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成为城市的劳动者。
这导致了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失，农村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状况大幅度改变。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
他们主要从事科研、教育、文化创作等高知识劳动。
知识分子的收入和地位相对较高，他们在社会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然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知识分子的数量不断增加，竞争压力也加大。
同时，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学术环境不够开放等问题。
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
他们主要通过资本积累和经营管理企业来获取财富。
资产阶级的收入和地位较高，他们通常享有较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生活水平较为优越。
然而，资产阶级也面临着竞争压力、经济波动等风险。
统治阶级是中国社会的最高阶层。
他们主要是政府官员、企业家、权贵阶层等。
统治阶级享有最高的社会权力和物质财富，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
然而，统治阶级也面临着群众的监督和社会公众的质疑，他们的权力也需要受到一定的制约。
除了以上五个主要阶层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一些特殊阶层，如受害者、流浪者、环保人士、维权律师等。
这些阶层通常具有特定的社会身份和经历，他们面临着特殊的问题和困境，需要特殊的关注和保护。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产阶层正在崛起
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在过去6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中产阶层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中国社会的传统阶级结构入手，探讨中产阶层的兴起原因，并最后讨论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社会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阶层：地主、农民和工人。
在这个结构中，地主拥有土地和财富，并且享有政治权力；农民则是劳动者阶级，依靠农田务农为生；工人则是手工业者或者工厂工人，依靠劳动出售劳动力来维持生计。
60年前的中国，处于旧中国的结束和新中国的建立阶段，社会结构明显地表现出这一传统的特征。
然而，随着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的开放政策为中产阶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一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为个人创业和财富积累提供了机遇。
特别是在的早期，通过摆脱集体农场和自由选择职业，农民得以追求更好的生活，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成为城市化的推动力量。
而工人阶级也因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而逐渐成长起来，享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创业、教育提升等途径进入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主要包括白领工人、私营企业家和高级专业人士等。
他们相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收入更高，有更好的受教育背景，并且在就业和社会生活中享有更多的选择权。
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产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中产阶层的增长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推动力。
他们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会服务的提升。
其次，中产阶层的兴起也促进了消费升级。
他们消费能力的增强，带动了中国内需的增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中产阶级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也促进了社会的知识化和素质的提高。
然而，中产阶层的崛起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中产阶级与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分化程度加深。
其次，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心理问题，包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增强。
中国农民阶层现状录 历史奇迹背后的惊人事实
。这可以说是农民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最深沉的原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之一。”要知道，八亿散沙式的农民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视为非法的强盗集团，而是一个按照行政原理和军事原理组织起来的可以合法行使暴力的统治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事实上可以行使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许多人纳闷，为什么农民那么苦，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农民与党国政府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要造反岂不是以鸡蛋撞石头？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了指望当权者的开明，开恩和盼望多几个包青天之外、或者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案例之一：
1989年，山西稷山县因为乡政府未徵求当地群众同意就把原杨赵乡该名造纸农民进行反抗，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官民对峙时间长达7年。作为抗争主体的杨赵村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不服乡镇政府领导的“独立王国”，村民们“拒绝乡党委的领导，不承认乡政府，不与乡政府打交道，前几年甚至不允许县、乡的领导进村。
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日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决策必须考虑到一个农民利益集团－－－全日农协联盟（NOKYO）的意见，而这个团体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在日本，这个农民团体在对农业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具有广泛的权力，其领导的提高粮食价格战以及保护家畜和为柑橘生产者反对自由进口农产品而享有极高的政治声誉。1982年8月和1983年1月，在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日本前，各合作社总同盟前后资助了20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反对农业政策自由化和扩大农产品进口指标。
也许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1984年前后，数字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历史奇迹，农民王驾远写中堂把农民生活比作“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些事实的背后是1978年到1984年，全国基层干部数量减少了一半，这个数字出自中央政府在1984－1985年作的一项目调查。可以说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大规模的瘫痪、半瘫痪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奇迹和农民的神仙般生活。而农村农民负担的加剧，则是在共产党政权重建乡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前后。这种惊人对比强有力地告诉人们：强大的公共权力并不是农村经济发展及其农民权利的福音，而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我国农民阶层特征的发展变化
我国农民阶层特征的发展变化[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处在社会加速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空前整合和变化。
农民阶层作为社会阶层的重要部分，其阶层特征变化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推动农民阶层与工人阶层的融合。
[关键词]农民阶层；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化；工人化[作者简介]雷俊，男，湖北咸宁人，荆门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
当代中国处在社会加速转型和变迁过程中，农民阶层作为社会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阶层特征正在发生变化。
一、资产阶级革命使农民阶层成为农业雇用工人阶层每一个特定的阶层都是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每一个阶层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
因此，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阶层，是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历史产物，它以封建生产关系为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以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为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
从其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获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等方面来看，农民阶层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是一个小私有者阶层，其获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是自给自足，多寡则主要取决于其私有土地的多少。
这是农民作为一个农民阶层典型特征。
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消灭了封建生产方式，冲垮了农民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使农业生产不再是自给自足、分散经营的小生产，农民也不再是自己耕种土地的自由私有者，他们靠出卖劳动力获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这同工人阶级出卖劳动力而领取工资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就不再是农民阶层，而呈现出农民阶层工人化。
上述认识是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租地农场主以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不象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劳动，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
”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规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领域代替封建生产方式的过程，就是使农民阶层变为农业工人即无产阶层的历史过程。
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_回眸与展望
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_回眸与展望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陆益龙[摘要] 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60年的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革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中的多元分化结构。
就结构变迁的机制而言,依次是社会制度的变革、集体化运动和市场转型。
至于农村内部阶级阶层关系,三种结构中的关系都是相对均衡和稳定的,只存在对经济效率的作用不同。
相对而言,在市场转型和阶级阶层结构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城乡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潜在着更多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更需要加以关注。
[关键词] 中国农村阶级阶层结构60年变迁阶级阶层反映的是社会结构的现实状况及特征。
阶级阶层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考察和研究社会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
”①社会生产与生活中存在的地位差别,构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事实。
对这种事实的把握和认识,是社会学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重要路径之一。
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借鉴了阶级分析策略,试图从阶级意识和“阶级相关的影响”两个方面去揭示阶级的内涵,并按照这种内涵的界定去指导经验研究,以求达到了解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现状和影响因素以及可能的干预措施。
②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变迁的研究中,中国社会学也越来越多地运用阶级阶层的分析范式来考察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及其影响机制。
或许是出于历史的原因,或许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不适宜用阶级阶层分析法。
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阶级阶层分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实用的工具。
即便当今时代阶级斗争已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对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依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切入点。
如果回避阶级阶层概念,或认为这种分析过于敏感,那就相当于在逃避现实或事实。
社会学如能客观地揭示阶级阶层结构特征,并从建设性的角度去探讨协调阶级阶层关系的政策策略,这对促进社会关系和谐和结构稳定将有正向作用。
当代中国农民及其阶层分析
山东社会科学2/1999当代中国农民及其阶层分析李卓鹏 内容提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阶层的现状、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向对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 至关重要。
本文认为,农民的生产方式或职业,决定着农民阶层的经济状况;农民阶层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日益与整个社会结成一体并形成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与市场价值观;农业产业化、商品化、专业化和现代化将极大地影响农民阶层的发展趋向;目前中国农村及农民阶层各方面比较落后的状况,只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观。
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工业化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就目前的现状和今后发展的趋势来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时期内,我国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国状况不会有明显的改变,农民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也不会有显著的减少。
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来,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在1978年,农村人口有79014万人,占当时社会总人口96259万人的82.08%;到1997年,农村人口为86637万人,占社会总人口123626万人的70.08%,平均每年仅下降1.2%,而且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除1984年和1992年两年有所下降外,仍呈上升趋势。
农民的原意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根据目前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的具体应用,我们在本文中将农民的概念规定为:1)那些目前长期居住在农村、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经营的人们;2)以及为上述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各种服务和收入来源的人们;3)和以他们为生活主要依赖的农村居住者的总称。
农民目前为自己和社会其他阶级、阶层提供了基本的农产品资料,为其他行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劳动力及其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市场,并成为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现状、特点及今后发展的方向与道路无疑对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在1984年曾经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及走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及走向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及走向。
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文献、政府政策、统计数据以及实地调查，我们将揭示农民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变革和挑战。
文章将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概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生活的总体变化，然后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调整、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等。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当前农民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农村人口外流、土地资源利用、农业转型等。
我们将展望农民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民的变迁及走向，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农民的土地权益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到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建立，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后来的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变革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时代进步史。
在建国初期，中国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中国农民又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这一阶段，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集体所有，农民通过集体劳动参与农业生产，实现了土地使用的集体化。
尽管这一时期的农民在土地权益上有所牺牲，但也为后来的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经营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土地权益再次迎来重大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经营权，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激发了农民的创新精神和市场意识。
这一制度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进入新世纪，随着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成为农民土地权益变革的新趋势。
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据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其次是增长见识，提高技能等。
据走访句容市后白镇水北村农民工老家后统计，整个村已有七成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其原因大多是：水北村地处丘陵地带，经济条件较差，仅仅靠务农的收入十分微薄，子女上学费用昂贵，农用费用支出大，很难支撑家里的所有开支。
再加上农村事务繁琐，大多是体力活，家中除了靠卖粮食获取大部分收入外就是饲养家禽，获得经济收入的途径很少，所以多数人选择放弃务农，进入城市。
这样一来家里只剩下年老体迈的人，所以目前已有不少土地荒芜。
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国家对农民减少了各项收费，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大多农民依旧选取外出务工经商，生活状况依然十分辛苦。
据了解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月平均收入约为xx元，一半以上的农民月收入在xx 元以下，只有一成超过xx元，男性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约为xx元，女性农民工月平均收入约为xx元，农民工收入普遍没有城市居民高，他们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职业，他们的收入水平没有随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明显提高，究其原因：其一，自身素质和能力使其大多在报酬较低的产业部门就业，如制造业，居民服务业，建筑业等所需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由于农民工受技术限制，工资水平偏低。
其二，社会不太健全的制度使得农民工就业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阻碍个工资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进城农民工每周平均工作6。
3天，平均每天工作至少xx小时，xx%的每周工作xx天。
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益，而工人也为了挣更多钱主动拖长工作时间。
他们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方式仅为看电视，睡觉等，几乎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然而农民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和文化财富的创造者。
农民工的文化权益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政府应该积极营造一个适合农民工消费的文化娱乐环境。
近些年，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全国农民工的报酬总体上大有改善，但是少数企业仍然存在克扣或拖欠农民工报酬的现象，近四成农民工未和企业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有一半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一半以上得不到工伤补偿，80%的不能带薪休假，90%没有享受住房补贴或住房公积金。
中国农民数量
中国农民数量1，大约5.56亿人左右2021年中国的农民还有大约5.56亿人左右。
从1949年开始中国有5.4亿人，其中农村人口占比89.36%；2，而到了2018年，全国人口已近14亿，农村人口占比却降至40.42%。
也就是说，中国14亿人口中有40.42%是农民，而粗略计算截止2018年中国农民还有5.6亿左右。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所以到2021年中国农村人口数可能在5.57亿左右。
拓展资料：一，截止2021年，中国的农民还有大约5.57亿人左右。
从1949年开始中国有5.4亿人，其中农村人口占比89.36%；而到了2018年，全国人口已近14亿，农村人口占比却降至40.42%。
这意味着，70年，中国农民占比减少五成。
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
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落实落地，10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三，随着前外籍特种兵朱贤健在吉林市的野外度过41天之后被抓获，人们又回忆起中国真正的野外生存之神--刘连仁的故事。
这是因为与小野田宽郎、中村辉夫等在南洋热带群岛上的野外生存相比，刘连仁的经历更为严酷:他是在与中国吉林省纬度相近的日本北海道的野外独自生存了长达13年之久!而且与小野田、中村这些经历过野外生存训练的二战日本兵不同，刘连仁在逃出北海道的明治煤矿时只是一名来自中国山东高密的农民，他甚至连自己身在哪里都不太清楚。
四，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中原王朝一般都专心经验中原和江南地区。
至于东北地区，即使能进行控制，主要作用也是作为军事要塞，抵御北方的各个游牧民族。
这一模式始终没有改变，在明朝时期，北方边境分为九边重镇，其中就有辽东镇。
关于中国100年贫穷落后的资料
关于中国100年贫穷落后的资料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曾经陷入了贫穷和落后的境地。
这段历史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下面将从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简要介绍中国100年贫穷落后的资料。
首先，经济方面是中国100年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20世纪初，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农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工业产值相对较低。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剥削，导致国家财富流失严重。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
其次，教育方面也是中国100年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人民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导致了人才的匮乏和科技的滞后。
同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也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得贫困地区的人民更加难以摆脱贫困。
再次，社会方面也是中国100年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封建主义使得社会阶级固化，贫富差距加大，贫困人口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官僚主义则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社会资源无法有效分配，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问题。
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100年的贫穷落后而放弃。
相反，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逐渐走出了贫困落后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的素质和技能得到了提升。
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
中国100年贫穷落后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逐渐走出了贫穷落后的困境，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如贫困地区的发展、教育公平等问题。
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改革创新，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农村的结构相对复杂，跨越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农村的各个阶级都有明显的变化。
本文旨在分析当前中国农村各阶级的特点及其间的关系。
首先，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
大部分农村贫困家庭主要从事农业劳动，获得的收入很低，利润空间极小，无力摆脱贫困，面临着很高的风险；而富裕家庭采取的经营方式多变，在获得安全的收入的同时，从农业、林业和批发等行业收入也比较可观。
其次，农民、中小企业家、农业科技技术人员等都是当前中国农村中的重要阶级，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促进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劳动力。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是生产农产品的劳动力，因此，发展农业技术和改良农村生活质量，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措施；中小企业家也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大多把生产分工细化，发挥组织、协调等优势，在拉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业科技技术人员则为农业开发提供科学可靠的技术和服务，是农业发展的领头羊。
最后，中国农村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农民与企业家、技术人员之间的合作可以建立起更均衡的发展结构，促进中国农村经济及社会发展。
这种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农村技术的进步，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增长，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发展不仅与各阶级的发展有关，而且
也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关。
只有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中国农村才能迈向人人平等、共享繁荣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中产阶层正在崛起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过去60年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从新中国成立到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对社会阶级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层正在崛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兴力量。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济正处于战争和内乱的困境中，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生活条件艰苦。
此时的社会阶级结构主要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以及一部分中小企业主。
随着国家进入计划经济时代，阶级结构进一步固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主要的社会基础，知识分子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相对较低。
此时社会阶级结构较为简单，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也相对较低。
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同时，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市场化的使得企业家阶级迅速崛起，他们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一种常态，他们虽然在城市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但通过努力工作，一部分人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成为新的中产阶级。
同时，开放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大量知识分子通过教育和专业技能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从而,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从此呈现多元化。
近年来，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兴力量。
中产阶级人口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
中产阶级的兴起使得社会阶层结构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
中产阶级既不同于劳动者阶级，也不同于资本家阶级。
他们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满足一定的消费需求，又在社会中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
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群体。
此外，中产阶级的壮大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然而，尽管中产阶级的崛起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化，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1-10]
![中国农民调查[1-10]](https://img.taocdn.com/s3/m/a0f1e4988e9951e79a892774.png)
中国农民调查[1/10]陈桂棣:男,国家一级作家,在本刊发过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悲剧的诞生》等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春桃:女,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在本刊发过《失忆的龙河口》及《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二人均供职于合肥市文联.引言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上连连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象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和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留存在我们影响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城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一次，为了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我们曾路过安徽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竟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掰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帐，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和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靠种地已难以为继，但他们仍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文明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仍然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土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认，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乡镇，因为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一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事，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离开白际的那一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那里去.二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农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关”三农” 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镕基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百思不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注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幺又会沦为如此尴尬的境地?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况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所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时候，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显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娇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上21%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纪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40%的农民才养活了这21%的人口的.这至少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第八十七位.这个排名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造出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注视着我国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
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先的农村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许多演变，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社会分层。
按照中央调控政策，从农村社会中可以抽取三个主要的阶级，即：中产阶级、贫困阶级和特别困难的贫困户阶级。
一、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在农村社会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阶级。
这一阶层的家庭收入较高，拥有较多的财产，投资丰富，生活状况较好，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许多家庭拥有大面积的耕地，并且有强大的劳动能力。
中产阶级喜欢投资实体经济，拥有较强的创业活动能力，能够在农村地区形成实体经济发展。
二、贫困阶级在中国农村，贫困阶级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他们的收入低于全国的中位水平。
他们往往处于农村的贫困领域，缺乏充足的劳动力、育龄妇女和养老金收入。
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极差，很多家庭的住房被政府定义为贫困户，并受到政府的扶贫政策。
这一群体拥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较低，在劳动力、农业机械、农业技术生产等方面落后，缺乏资金完成农业生产也是他们面临的问题。
三、特别困难的贫困户特别困难的贫困户是一个小阶层，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处于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比例极高，家庭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生活需求和消费能力极其弱小。
这一阶层的家庭几乎只能依靠务农维持生活，很多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很小，无法自给自足，他们面临着日益加剧的贫困和低收入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存在复杂的阶级结构，其中有中产阶级、贫困阶级和特别困难的贫困户等三大阶层。
中国政府正努力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降低农村居民的贫困率。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村贫困率已经大幅下降，但中国仍然存在贫困人口，仍需要政府的关注和意识。
中国近现代农村社会阶级历史变迁(1912-1979)
3062.6 3738.7 3346.7 3441.7 2672.1 2780.3 4533 4279.2
3000 2000 1000
2632
2365.6
389
418.7
659 416.5 440.7 485.6 534.2 509.7 554.1
733.1
0
乡镇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万人）
3409.3
622.8 1998.7 419.4 1410.6 203.5
4299.1
772.8 2545.2 520 1754 252.9
5017.3
948.6 2993.7 610.4 2023.5 338.2
年份
私营企业户数(万户) 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万人) 私营企业投资者就业人数(万人) 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万人) 城镇私营企业投资者就业人数(万人)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阶级变化 ——基于乡镇企业阶层、农村个体从业者阶级数据分析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变化，从单一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我国阶级队伍状况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有工人阶级的分化、农民 阶级的分化、干部阶层的分化以及知识分子地位 和构成这四个大的阶级阶层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 [5] 变 。
2005年
430.09 5824.1 1109.9 3458.4 721
2006年
498.08 6586.3 1271.7 3954.3 852.9
2007年
551.31 7253.1 1396.5 4581 980
2008年
657.42 7904 1507.4 5124 1066.7
2009年
描写七十年代农村家庭收入的文章
描写七十年代农村家庭收入的文章七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家庭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农村改革的推进，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然而，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收入仍然相对较低。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七十年代农村家庭收入的情况，以及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一、农村家庭收入的结构农村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
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民主要从种植和养殖中获取收入，包括粮食、蔬菜、草果等农产品的种植和销售，以及牲畜和家禽的饲养和销售。
农村副业也是农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包括农村手工业、农村旅游、农副产品加工等。
在七十年代，农村家庭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并且由于技术条件有限，农民在生产农产品时往往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农村家庭的收入往往比较低，生活水平也比城市家庭低。
二、农村家庭收入的变化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得到推进，农村家庭的收入也逐渐增加。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民能够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从而提高收入。
另农村副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创造了更多的收入来源。
在这一时期，农村改革逐渐放开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鼓励农民进行农村合作组织。
这种改革措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权益保障，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等，为农民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并加强了农村经济的支持和补贴。
三、农村家庭收入的问题和挑战然而，尽管农村家庭收入有所增加，但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收入仍然相对较低。
在这一时期，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收益与自然条件、市场需求、政策支持等因素密切相关。
农民的收入往往存在着不稳定性和波动性。
由于农民缺乏土地产权保障和融资渠道，农村家庭在发展农村副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方面存在较大难度。
这导致了农村家庭除了依赖农业生产外，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多元收入，从而限制了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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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阶层现状录：历史奇迹背后的惊人事实中国农民阶层现状录：历史奇迹背后的惊人事实中国思维网 2005年2月26日阅读数： 1060源作者:李猛来源：搜狐文化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群体竟然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中国农民为什么可怜？追根溯源，农民之苦，源于农民之弱，农民之弱，则源于八亿农民是散沙，正因为农民是难以捏合起来的散沙，以至于一个小小的村官都可以骑在农民头上拉屎撒尿，更遑论一个国家政权从制度上存心要将农民变成二等公民。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居然就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这就是中国农民陷入整体性的万劫不复的苦难之源。
自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家庭“一个个单独地站在国家权力机构面前。
”这种图象的更为形像的注解是：一个个赤手空拳的农民面对成群结队的政府官员及警察。
这种政府官员及警察可以专横地向农民下达命令，以合法暴力为后盾剥夺农民的财产、人身乃至生命。
李茂岚等人从研究农民负担问题入手，最终发现：农民社会化组织水平低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弱，往往很难抵挡外界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侵犯。
这可以说是农民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最深沉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八亿散沙式的农民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视为非法的强盗集团，而是一个按照行政原理和军事原理组织起来的可以合法行使暴力的统治集团，而且，这个集团事实上可以行使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
许多人纳闷，为什么农民那么苦，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农民与党国政府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要造反岂不是以鸡蛋撞石头？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除了指望当权者的开明，开恩和盼望多几个包青天之外、或者除了以死相抗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更可怕的是，在权力对比关系的微观层次之外，原子化的农民实际面对的是整个国家官僚体制：它们是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党政官员系统、制定《农业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以及卫生部、水利部、林业部、建设部、国家土地管理局、交通部、农业部、公安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教育委员会、电力工业部、地质矿产部、邮电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等中央政府各个部委、局、办以及各个省的地方立法机构及其政府等等。
稍微明白点事理的人都知道：无论在在理论上和事实上，所谓农民负担问题的最深重的根源绝对不是区区乡村基层政权横征暴敛所致，八亿多农民沦为二等公民，更不是乡村基层政府官员哪点能耐所及，所有这些，都是一整套国家机器合力作用的结果。
也许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1984年前后，数字统计的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历史奇迹，农民王驾远写中堂把农民生活比作“不是神仙，胜似神仙”这些事实的背后是1978年到1984年，全国基层干部数量减少了一半，这个数字出自中央政府在1984－1985年作的一项目调查。
可以说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大规模的瘫痪、半瘫痪导致了农村经济的奇迹和农民的神仙般生活。
而农村农民负担的加剧，则是在共产党政权重建乡村基层党政组织的前后。
这种惊人对比强有力地告诉人们：强大的公共权力并不是农村经济发展及其农民权利的福音，而是一种巨大的灾难。
二、道莫不善于群中国农民的自由和权利成为“幸运”的权利和自由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使农民有八亿之众，他们也没有力量向国家和政府说“不”的能力。
他们没有力量使纸上的权利和自由变成社会现实。
任何权利的背后，其保障机制都取决于政府与公民力量的对比关系。
如果农民是小鸡，政府是老鹰，小鸡如何对老鹰张开的大嘴说“不”呢？如果中国农民强大到象日本农民那样能够让国家和政府不可小觑，中国农民的权利还会是只写在纸上的权利吗？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说过。
“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
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
”梁启超说“群”，就是当今社会的公民组织。
“不论何种形式的社会，其成员组成都是多层次、多阶层的，每一层次或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一阶层的社会成员能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和组织的力量同其他社会阶层发生各种联系。
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越强大，其利益保护就越有效。
”1921年下半年，在早期共产党人沈定一等人鼓动下成立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就是按照这种“群则强”的最简单道理建立起来的。
这个农民协会的章程是这样写的："我们底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的途径。
决定我们底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底命运。
”在当今社会，一个社会群体有没有自己的公民组织，会显现出巨大的利益差别的。
中国的东瀛日本，哪里的政府也想溶入国际社会贸易一体化进程，但那里农民的待遇与中国农民受到待遇就有天壤之别。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农民有自己的组织。
由于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出口赚了大钱，并留下了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导致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让美国的农产品在日本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后，日本在70年代对美国开放了牛肉柑橘类市场，1978年，“东京回合”之后，双方达成的妥协是：日本同意增加农产品进口指标，但美国则放弃要求日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要求。
此后虽然历经1984、1988年日美贸易谈判以及1993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日本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大门仍然没有向美国敞开。
日本人当然知道美国廉价的农产品打入日本后会冲击日本农业市场，在一点，中国领导人也未必不清楚，但是，即使是在日本人理亏在先（对美总体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形下，为什么日本政府仍然能够抵抗美国方面一波又一波的长达二十余年的贸易自由化轰炸呢？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日本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决策必须考虑到一个农民利益集团－－－全日农协联盟（NOKYO）的意见，而这个团体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在日本，这个农民团体在对农业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具有广泛的权力，其领导的提高粮食价格战以及保护家畜和为柑橘生产者反对自由进口农产品而享有极高的政治声誉。
1982年8月和1983年1月，在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日本前，各合作社总同盟前后资助了20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反对农业政策自由化和扩大农产品进口指标。
这个团体有800万成员，其成员超过任何日本的利益集团组织，即使在国际上，它也是最大的农民合作组织。
它的管理总会就有10万人，这些管农民的“官员”都是经过选举的官员组成的执行机构。
只有农民和农场管理组有权投票。
它还包括一个巨大的由37万雇员组成的官僚队伍。
从其力量来说，超过任何日本的组织，包括巨大的日本铁路协会。
在范围上，它也几乎涵盖了全国9000个单一功能和多功能的合作社的所有的农户。
全日农协农民的强大，使它在政治上有相当份量。
1982年，属于NOKYO选民占全国选民的19％。
据统计，从1949年到1983年，属于NOKYO的成员平均在两院各有41席。
或者占5。
9％。
不仅如此，由NOKYO资助的政治家在议会决策中还要替NOKYO说话。
由于全日农协联盟的强大，任何涉及农业贸易自由化问题都会自然转化为日本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牛肉和柑橘市场自由化之后，自民党这个曾经对农民答应不搞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执政党在国会中失去了很多席位。
ToruTakahash在他的研究日美关系的文章中说：如果在大米进口问题上执政党政府处置不好，会导致执政党政府垮台。
仅仅从这个事例便能反映出日本的执政党及其政府受制于社会团体力量制约的程度。
80年代中期，美国大米生产者面临困境，于是，精明的美国农场主将眼光瞄准了日本大米市场。
在日本，在1993年以前，基本没有进口过大米。
而且，在日本农产品市场中，大米份额占到30％。
日本农民生产大米2000多年，大米不仅是一个农产品问题，它甚至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部份，因此，大米市场的开放较牛肉和柑橘问题严重和敏感得多。
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即使在1993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日本也只是局部答应开放大米市场。
即使到2000年，进口稻米的比例也只占总稻米消费的8％。
全日农协同盟在此提供了一个在多元社会条件下，利益集团作为社会政治行动的基本单位，主导社会基本政治秩序，扮演着公民个人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利益传递管道角色的典型例子。
这种利益集团往往“集中了个体的需求，形成集团利益并以集体的形式表达出来，于是形成政治力量，也就是政治压力。
在参与高层政治方面，利益团体推举自己的代表参与议政，它们充当利益团体的喉舌并为其争取利益，团体则作为这些代表的支持系统，起着协商立场，提高资源的作用。
利益团体监督着公共权威，以便阻止它们的越权行为。
……利益团体还提供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使得它们的权利成为有影响力的、受到承认和保护的东西，公民社会的政治地位因此获得提高。
在中国，虽然没有农民组织，但一些局部性的农民组织性行为为农民争取到了迄今为止中国农民可以得到的最大利益。
下面介绍的是几个农民组织行为的成功案例。
案例之一：1989年，山西稷山县因为乡政府未徵求当地群众同意就把原杨赵乡该名造纸农民进行反抗，不可思议的是，这次官民对峙时间长达7年。
作为抗争主体的杨赵村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不服乡镇政府领导的“独立王国”，村民们“拒绝乡党委的领导，不承认乡政府，不与乡政府打交道，前几年甚至不允许县、乡的领导进村。
案例之二：1993年6月，“仁寿县曾由于个别区、乡干部工作作风粗暴、加重农民不合理负担等原因，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在这场名为“不满”，实为震惊中外的农民暴动之后，新县委书记卓明安走马上任。
1993年，也就是农民发动暴动的哪一年，这个县农民的人均负担是50元，但在农民组织起来暴动之后的第二年，农民人均负担只有4。
86元。
这还不是农民享有的全部好处。
谢安乡新民村农民张德安因对抗“作风粗暴”的农村干部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在全县农民中影响较大”，卓明安先后三次去张德安家登门听取意见，并和县区乡干部扶持村上新栽3万株金花梨、10万株葡萄。
1993年四川仁寿农民暴动引发的“地震”，并不局限于仁寿县境之内，农民的“胜利”几乎是全国性的。
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在这份“罪己诏”中，共产党政府明确指出农民负担重的根子在中央国家机关和省级国家机关。
对涉及农民负担费用的各种摊派、集资、达标活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一律先停止执行，在6月底以前清理完毕。
在这以前，**政府虽然发出过各种文件，要求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动真格的：对行动迟缓者、清理不力者，要给予批评、党纪、政纪处份；对造成恶性事件的当事人，要依法惩处；对酿成恶性事件的官僚主义者，要撤职查办；处理结果要广播登报，同群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