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路

运用财政学原理分析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路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任何社会公平的实现都是必需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系转向市场经济体系，相应地收入分配制度从单一的按劳分配也调整适应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同时，国家的政策也在支持和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全民富裕。

取得的成效是卓越的，但居民收入的差距却在这样繁荣的环境中进一步拉大，贫富悬殊。

中国收入分配存在差距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等，且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缺失公平机制，极其容易聚焦社会矛盾和社会失衡，无疑对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是有阻碍作用的。

根据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城乡收入差距是现今影响最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影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的收入不公问题的解决，或许很大程度上首先依赖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

但总体而言，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是多层面的，且极具有结构性特征。

对在收入分配差距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做一个系统的分析和思考，其次会涉及地区和行业差距的相关解析，最后会对现状和出路问题做一个概述。

引起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及造成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发展过程中本身产生收入差距；国家长期以来失衡的城乡发展政策和因此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高度的市场分割状态等等。

经济结构调整、群体结构划分及出于整个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政策不平衡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二元化，农村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如果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收入存在差距的基本原因，那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则可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潜在根源。

劳动力市场分割缺失效率且影响收入分配公平，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消极的。

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工业和城市建设有明显的偏性，不均衡的政策使得农村、农业和农民不断地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及不断的让步。

在大力度的国家财政支持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及收入消费等体系都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建设。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长时间的政策倾斜不断在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

就收入和消费而言，城乡差距是再明显不过的。

此外，长期的政策倾斜还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及诸如医疗社保、就业教育、劳动保护、福利等社会层面，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薄弱的，国家政策如果不能下决心加大力度支持改善现状，农业人口单纯依靠耕种而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效应在近十年来仍呈现增强趋势。

市场分割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造了障碍，导致劳动力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

无论是制度还是政策层面，优化劳动力的配置，推动用人制度改革，致力缩小城乡劳动力的工作和收入差距，类似的改革都是必须的。

不公平政策和制度的实施给了农业人口不应有的待遇，尤其在户籍制度、公共投资和服务等方面农村地区几乎可以忽略。

这里笔者做一个假设，如果转移小部分对城市的财政支出进而转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乡镇建设和社会保障、教育等的设施体制建设上，无疑，即便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利用得当，取得的效果也会是显著的。

拿广州、上海大城市作比，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如若稍稍削减一些非必要性的支出，通过与省市范围内的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市县或乡镇签订政府合约或者类似的互助协议。

支持落后地区和乡镇的经济发展，改善当地收入状况，为个人或者地区的经济改善创建良好的大背景环境。

同时，把这项工作作为官员的绩效考核部分，这样的激励或许会更有效。

因为单纯就道德层面而言，共同富裕非政府绝对的义务，也绝不会足够吸引政府和涉事人员全力以赴的作为。

但如果把事业与自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激励机制带来的效果是可预见的。

过去十年，在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组成中，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财富增加，增长最快的是转移性收入，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

城市化进程继续在政策的推动下大步前行，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我们并不需要至少50%的人口都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是滑稽的。

城市的就业条件和环境吸引农业人口的流入，但现状是，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形成两个阶层，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存在于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之间差异的改变很难成为现实。

一方面，将广大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转移出来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但如果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想要实现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收入状况，另一方面，政府政策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投入。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是明显的，而农村地区普遍的低受教育程度和欠缺的师资、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业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空间。

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也给依靠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业及剩余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特别是第二代的农民群体，受限制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环境，特别是收入状况受到明显的局限。

存在于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最明显的成因应该是政府政策和财政支持倾斜的作用结果。

中国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作用过大的经济体，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准入限制等等，对市场的自发调解不利且某种程度上为地区经济发展设置无形障碍。

近二十年来，相关统计数据单就中国城镇地区不同省份的收入增长指标而言，就出现了明显分化。

地区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尤为突出。

一方面归因于沿海地区优势的政策扶持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便捷的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吸引的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和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不充分的劳动力流动推助了沿海地区人口的收入的走高。

但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度量的统计口径和因素选择存在争议。

对不同地区收入统计进行调整的影响是多重的，其一便是可能会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总结结论。

行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特别体现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次还主要体现在高技术和知识要求的部门与进入门槛低的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强，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趋势不再。

同时，相关研究表明，行业部门中学历及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差距有正比例趋向，学历及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对下一代的养成及收入差距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穷富二代就是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情况下，缩减收入差距不仅仅需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还需解决长期的收入差距问题。

可行的方案之一是政府加大对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随着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差异及城乡和地区间教育差异的缩小，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社会分配不公及非正常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还包括非法或非正常收入，这其中包括一些私营企业的偷漏税、违法的走私交易的进行和政党官员的腐败收入及灰色收入。

尤其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很大程度上引起公众的反感心理，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潜在威胁。

但无论从何种层面上，种种收入差距不公的现状是没有任何正面效应的。

收入分配需要一个理想的、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来解决不公和差距扩大问题。

然而，收入分配的变革又是需要深层次变动体制的，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下进行改革，必然触犯某些获利集团的利益而遭受阻碍。

短期内能有效的是相关收入分配制度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但同时，也应有心理准备，收入差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面临扩大的趋势。

某些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作为是消极的，但如经济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工资体制改革等是可以做的。

目前来说，缓解收入分配不均比较重要的是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格局作调整。

适当的财政支出政策为农村地区稍做倾斜，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建立覆盖全民的收入保障制度，是在国家财力和能力支付范围内的，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

前瞻性的某些认识是必须的。

一个问题如果真正等到它完全显露，到时再采取政策来制止是失效的且滞后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我们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调整。

在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贯彻“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

2008年我国的人均G D P已经达到3266元，已经有条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我国应当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较好的环境，抑制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向农村“过度索取”的趋势。

其次，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乡融合。

应该说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人为的将农村劳动力限制在了土地上，不利于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再次，要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有必要拓宽农村社保基金的获取渠道，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国家、集体、个人的投保比例，防止农民“因病致贫”。

最后，中央应当加大对于农村教育、医疗、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惠农支出。

在解决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新型工业。

西部地区的有色金属储量居全国前列，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有色金属加工工业。

其次，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较为丰富，西部地区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加大对景区的宣传，搞好旅游开发。

最后，西部地区有较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可以发展高附加值的农产品。

西部地区有充足的日照且地热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可以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这不但有利于增加收入，也有利于抵御市场对农产品需求波动的风险。

在解决行业间收入差距的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我国应当打破政企不分的格局，实现政企分开。

政府应当转变职能，成为企业的监督者而非管理者，这样才能使企业间进行公平的竞争。

其次，我国应当完善相关立法，防止垄断行业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尽管我国从2008年起开始实施《反垄断法》，但由于没有实施细则，使得消费者的利益没有从根本上得以保证。

最后，国家可以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进行直接的监督，建立工资指导制度，调控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综上，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重视公平分配，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