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怎一个“性”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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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怎一个“性”字了得
摘要: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不仅从道德观念上对传统意识进行了解构,而且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带进了新文学创作中,开创了一种“自叙传”的浪漫抒情形式,它印证和揭示了人的内心深处某种被压抑的东西。其小说中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文化”的恋母情结。正是这种文化恋母,唤起了读者相通的潜意识,使小说家找到了绕过现实原则所造成的挫折及渲泄压抑的替代性补偿方式而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
关键词:郁达夫《沉沦》性文化恋母
在现代文坛上,郁达夫是以惊世骇俗的自我暴露小说出名的。1921年10月,他的小说集《沉沦》{1}(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出版,在这部小说集中他以大致相同的叙事表现了一种被他称为零余者的病态人格及其苦闷心理。这些小说以违反传统道德的自我暴露引起社会的轰动。
《沉沦》中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留学日本的青年,他们神经纤敏、孤傲多疑,经受着孤独、贫穷、性苦闷的煎熬,精神极度焦虑;他们才华出众而愤世嫉俗,却又自卑自怜;他们都渴望女性的爱,而其追求方式更多的是内心的渴慕与幻想。自卑与渴念往往使其行为有些病态和变态。他们企图以醇酒美人排解内心的苦闷,而结果却徒增空虚,精神更加颓唐。由于身居异邦,他们在穷愁之外,还深感民族歧视的孤独和悲愤,所以其结局不是在孤独中病倒,在酩酊大醉后梦幻般的死去,就是精神崩溃,蹈海自尽。
《沉沦》及以后的许多小说,首先是完全改变了小说的传统审美特征,将一种主情主义的美学意识带进了现代小说中;其次是以大胆的自我暴露,冲破了古典文学的某些禁忌,将一种赤裸裸的抒情写意以及写“丑”的风气带进了文坛。郁达夫的小说不仅从道德观念上对传统意识进行了解构,而且将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带进了新文学中,开创了一种“自叙传”的浪漫抒情形式。其文本成了一股挖掘不尽的源泉,一枝独秀于中国文坛的百花园中。
《沉沦》之所以在当时产生很大的轰动,除了以上说的原因外,笔者认为,它还印证和揭示了人的内心深处某种被压抑的东西。这种东西充满了不容于社会
的各种本能欲望,时刻想冲出意识的层面表现出来,这就是人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在小说中的表现就是主人公的“文化恋母”。潜意识在冥冥之中影响甚至规定着人的心理最细微的活动。只要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经历一旦触及到内心深处的潜在的它,就会外化为一种能为人所把握的情绪感觉。郁达夫的小说中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情绪——恋母情结。正是这种文化恋母,唤起了读者相通的潜意识,使小说家找到了绕过现实原则所造成的挫折及宣泄压抑的替代性补偿方式而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
首先,小说《沉沦》有多处对景物的描绘,而这些景物描写出现的地方,都是主人公备感孤独、压抑、苦闷的时候,离开了这些,主人公的情感难以得到释放。
小说开头“他”译完华兹华斯的诗后,出神地望着高山斜阳以及残照在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胧的岚气,这时一位农夫的咳嗽惊醒了梦中的“他”,马上,忧郁袭来。“他”要在自然中获得什么?“天气清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大求全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的隐者。”“他”二十岁的一个晚上,独自一人从东京乘车夜行N市,满天星斗,蛾眉似的半痕新月,朦胧的夜气中大都市的点点灯火使“他”“胸中生了万千哀感”,早晨走到稻田中间的细路上,树林露珠、农舍炊烟使“他”“觉得前途好像有许多欢乐在那里等他的样子”。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强烈反差,唤起了作者头脑中傲然卓立的与乡村有关的温暖回忆和亲切的记忆。但一到晚上,旷野孤灯、茕茕孑立,风动桐叶,“他对于都市的怀乡病(nostalgia),从未有比这一晚更甚的。”后来,由于偷窥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浴被发现,“他”搬到山上梅园,躲避着这事带来的恐惧和羞愧,也咀嚼着“窥浴”的愉悦。搬进梅园不久,“他的忧郁症(hypochondria)又变起形状来”。逃离了旅馆,却与兄长绝交;享受米勒田园清画一般的风景时,却听见身边苇丛一对男女偷情。他“苦闷一场”,“就同落水的猫狗一样”回去睡下了。这个患有严重“怀乡病”的人最后不得不望着“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的一颗明星,想着自己的祖国,蹈海自尽。
前文虽然未把主人公在“忧郁”中到自然山水间寻找心灵抚慰和拥抱的一类
与作家在叙事进程式中描写的景物分开,但二者实质上是一样的。它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主人公对充满人文精神景物的依恋。日本的山川景物、都市灯火、人流为什么没有给他有效的抚慰?原因虽然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特别是浸染了人文精神的人化了的自然,对于无论是离乡背井的游子,还是宦海沉浮的士子,无论是孤独的,忧郁的,还是愤世嫉俗的,失意的,永远是一股最清新的风,一剂最强的安慰剂,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很有意味的符号,它是浸透在炎黄子孙血脉里的元素、基因。
郁达夫有较高的中国古代文化修养。他谙熟古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许多高人雅士退守自然的掌故,秉承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强弱两国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对话中,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必然期望回到本民族文化的语境中寻找“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憩园,疗治心灵的创伤。这是郁达夫小说中表现出的一种典型的文化恋母现象。
其次,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年青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通过自身的净化作用于祖国。但到了日本以后,他怀疑来日本的目的,怀疑求学问的意义,倒是强烈感受到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实验了受日本人轻侮的。郁达夫在《雪夜》中写道:这些人中的日本人大多数都不懂礼貌,他们在态度上言语上处处都直叫出来在说,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管理你们的大日本帝国来做什么?他将在日本留学的那几年的情绪描绘成忧郁症。其病根就是他那被深深扰乱了的灵魂和后面将要谈及的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2}另外还与中国低下的国际地位所产生的自卑感有关。在这种异质文化强烈冲突碰撞的夹缝中,性格孤独、极端敏感和易动感情的他左右冲突,遍体鳞伤。虽然几次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的呼喊,但祖国受列强的欺凌,政变不断,国势衰微,哪里顾得上他呢。“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爱恨交织的无奈和眷恋中他最终选择了投海自尽。
表面上看,在一个性压抑、性变态者身上有那份强烈的文化恋母情结无异于给猩猩穿上人的衣服一样滑稽可笑,但是深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的合理性。因为“爱国”这种“文化恋母”情结,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群体的无意识中,它并不为个体的显意识所掌握,尽管它包含了连远祖在内的过去所有时代积淀的经验及其影响。正如荣格所说“集体心理的强有力的因素则改变着我们整个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