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_王再文

2003年2月

第33卷　第1期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o urnal o f N o rthw est U niv e rsity (Social Scie nce)

Feb.,2003V ol.33　No.1

收稿日期:2002-06-25

作者简介:王再文(1967-),男,山西曲沃人,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理论与市场理论。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王再文

(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摘　要:首先论证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然后结合我国实际,分析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3)01-0077-04

一、引　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以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由哈罗德(R .Harrod )和多马(E ·D ·Doma r )分别创立、被后人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为起点开始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资本决定论的代表和核心,它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在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越多,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进入20世纪50年代,人们针对资本决定论,尤其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问题的争论和批评,要求放宽哈罗德资本系数是常数这一条件和引入含技术进步因素的模型。以索洛提出的含技术进步因素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论开始占领经济增长理论的主导地位,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然而,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特别是技术进步的产生以及如何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仍然困扰着经济学界。为此,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W.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他以劳动力要素分析为中心,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于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形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把人力资本作为外生变量,也没有建立定量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兴起,并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这种以技术进步内生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纳入模型之

中,在经济增长模型中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卢卡斯(R ·Lucas),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的方法

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和索洛(M ·So llow )的技术进步因素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一国的经济增长不需要外生力量(如人口增长)就能实现持续增长,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同时,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需要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人力资本增量与已有存量成正比关系,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快于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带来一国或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同时,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对经济发展机制的研究和对国别之间经济增长率差别变化趋势的分析均表明,人力资本投资既是发达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具有普遍意义,二战后日本、德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点。日本经济的崛起依靠的是教育,日本当代著名科学史学家汤浅光朝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不是很成功一事,曾有一段精辟论述:“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很好地引进、消化和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

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教育的普及和完善这一现代化之必要条件。”德国的成功依靠的是职业培训,如今职工中的85%以上受过职业教育,其中25%受过高等教育。这些正是德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乃至整个经济贸易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奥秘所在。发展中国家曾采用两种不同的资本投资战略,一种是物质资本优先投资战略,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亚洲的巴基斯坦。另一种是人力资本优先投资战略,如菲律宾、斯里兰卡、台湾和韩国。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埃德曼的计算,在1960～1978年间,实行人力资本优先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 4.68%,而实行物质资本优先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仅为 3.86%。按照我国学者刘迎秋的计算,在1953～1991年间,同等数量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相比较,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比为17.7∶2.42。可见,实现人力资本优先投资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教育投资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也是最重要的投资。舒尔茨曾在1961年发表的《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对美国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的收益作了测算,得出1957年美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教育对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0%。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用不同于舒尔茨的方法对美国1929至1957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中,逐项推算各因素的作用,并估算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5.3%。随后巴洛(R·J·Ba rro)对98个国家在1960年至1985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比较分析表明,教育投资的增长是人均GDP增长的重要原因,奥内尔(D·O′nell)的研究表明:1967年至1985年期间,教育对GDP的贡献率,发达国家为58%,发展中国家则高达64%。

实践证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与其教育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据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增加教育投资,从而每使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这是指头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能使GDP 提高27%。尔后增加的学年收益衰减为每年使GDP 增加4%,或者说,其后三年的教育总共可使GDP 提高1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GDP和政府用于教育支出的分地区资料,笔者测算了人均GDP 与人均教育投入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是1998年为0.8775,1999年为0.8949,2000年为0.8863。

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须要对研究方法进行选择。因为舒尔茨和丹尼森的方法都要用到教育投资收益这一统计数据,而我国目前的统计资料没有这一项。而卢卡斯的方法又要受历史数据资料限制,因此,我们选择劳动力简化系数法来进行研究。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各级教育程度劳动简化系数,它是指一定数量的某一复杂程度的劳动与相应数量的简单劳动的比例;(2)以各级教育程度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比重为权数,加权平均计算一定时期全社会的综合简化系数K;

(3)用公式(KL-L)乘以社会简化劳动量计算的劳动生产率Y/KL作为教育对国民收入的影响额。

(4)计算不同时期由于教育程度提高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G/ΔY,ΔG=G1-G0,ΔY=Y1-Y0,其中,Y1,Y0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基期的国民收入, G1,G0分别表示报告期和基期的贡献额。

选择上述方法的原因是,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可以反映此前该国或地区对教育的投入情况以及各级别教育的普及水平。教育投资的结果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它是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动力,是生产效率提高和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使用该方法的关键是合理确定劳动简化系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办法,已有的几种方法也不理想。笔者认为,在我国,劳动简化系数的确定仍是一个主观判断的过程,使用层次分析比较合适,由该方法得出的简化系数为:不识字为0.64,小学为1,初中为 1.64,高中为2.70,大专以上为 4.30。由此计算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见表1。

可见,教育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教育投资是教育事业得以发展,人口素质得以提高的先决条件,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是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低,比如,1999年,文盲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8.54、9.68、15.47;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 5.10、3.44、2.97。造成中西部地区文化素质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教育投入不足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比如,2000年财政支出中人均教育支出,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171.92元、96.47元、106.5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