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变形记》读后感

异化的躯壳

读《变形记》有感

当卡夫卡的文字，忧伤地掠过我心底那片毫无遮掩的脆弱，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说卡夫卡是孤独的。从格里高尔那陌生而又矛盾的甲虫躯壳里，我隐约窥见到卡夫卡那种歇斯底里的寂寞，这是一种几乎接近于恐惧的寂寞。即使仅仅是隐约，却足以在我心底涂抹上一片广阔的忧郁。

《变形记》是一个关于隔阂与伤害的故事。卡夫卡大概想把他巨大的悲伤通过各种交错的矛盾冲突潜在而又准确地描述出来。荒诞与不合理是《变形记》故事主线里面最突出的特点，但在细节上的描写却又真实得甚至让人感到触手可及。如果把《变形记》中荒诞与不合理仅仅当作卡夫卡写作的手段，那么就会遗憾地错过《变形记》的主旨和精髓。卡夫卡眼中的世界就是荒诞而不合理的，这不仅是卡夫卡的世界，而是现代人共同的困惑。我个人猜测，在卡夫卡的内心，这种荒诞与不合理的源头来自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存在本身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并且卡夫卡个人默认了这种异化，也许因为他的脆弱，他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这种毫无原因存在的异化。善良的卡夫卡无法解释这一切，但他极力要将这种摧残通过各种现象表现出来。这就是卡夫卡作品的主旨，也是他所要传达时代精神和历史价值。

所以，在小说开始的时候，毫无原因存在的这种异化就成了故事发展的主要原因。“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就是全部冲突的起因，而这个起因来得莫名其妙。卡夫卡把这个怪异的变化作为故事的戏剧冲突和开始，而对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的原因和过程只字不提，我想他想传达这个世界的异化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而不必要去理解。重要的是这个不合理的现代世界的各种异化对人类精神的摧残，而摧残却来自于毫无原因存在的异化。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的摧残，使得卡夫卡的内心异常孤独，愤懑。由于他对这种毫无原因的异化的不理解，即使每天时时刻刻地接触，他也对这个异化的世界产保持着一种奇怪的陌生感，并且在精神上对人类世界保持着一定的排斥与距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卡夫卡要选择甲虫作为格里高尔变化的对象，甲虫是本身就是一种和人类生活的社会关系甚微的昆虫，甲虫的外壳使得格里高尔的外在模样上远离了人类社会，这样的处理含蓄又准确地说明了卡夫卡本人的处境，同时也隐喻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异化的现象。

对现象的错位的描写是表现主义里面惯用的手法，现象的错位对应的是精神世界的错位。这种错位，既是异化，是格里高尔与周围隔阂的缘由。

因此理解《变形记》可以从两条线索进行对比。其一是主角格里高尔自己心理活动的变化，第二是周围人行为反应上的各种变化。在同一件事中，我们往往发现格里高尔心里所想的与他父母，妹妹，公司里的上司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变成了甲虫，无法与人做哪怕最基本的沟通，他的各种善良而纯真的想法，都遭到了周围人的曲解，哪怕自己最亲的家人。虽然他的想法依然真挚而又单纯，像他没变成甲虫以前那样。可家里人的态度反应却全变了，他们对待格里高尔不是对自己的亲人，而是对一个怪物。就连他最关心爱护的妹妹，最后也要把他赶走。

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所关心的事并不是自己身体的

巨大变化，却是他工作迟到，从而会连累到家里人。可见他是一个以家庭，工作为重的负责的人。由人到虫的变化对格里高尔的冲击却不如上班迟到的后果。他甚至还以为他变成甲虫是因为他工作过于劳累，看着床边时钟就要到火车出发的时间，他挪动着棕色的大肚子和六条细腿，吃力地想要下床去。格里高尔身体的巨大变化似乎都影响不了他工作上班养家糊口的决心，他极力摆脱着甲虫身体对自己的影响而去完成他该完成的，哪怕是最简单的起床和开门。就连公司的秘书主任找上门来，他也力图向上司解释，丝毫不在意他甲虫的身体。可是周围的人的反应呢，当秘书主任看见格里高尔变成了可怕的大甲虫，他一个影子没留地逃出他家。当他靠近他母亲时，她害怕地后退，撞翻了咖啡壶也不知道。而他的父亲，拿着手杖赶他回去，嘴里还发出“嘘嘘”的声响，就像赶走一个肮脏的令人作呕的怪物，人人都要远离的怪物，而不是他亲生的儿子。

格里高尔的变化使得家人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们像对待一个真正的怪物一样去对待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被关进了他的卧室里，和家人隔绝开来。平常和睦的亲人们人性中所不为人知的方面，由此已经渐渐地显露了出来。卡夫卡是这样描写的，家人对待他的任何行为都是小心翼翼，甚至极其不愿意进他呆着的屋，甚至妹妹进去给他送饭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打开窗户，仿佛他的存在使房间里的空气污秽不堪，她每次放下食物，不做任何停留就匆匆地离开。另一方面，孤独的格里高尔在屋子里静静地听着家里人的谈话，即使家里人根本不愿与他沟通接触，他心里仍然关心着家里的一切，包括父亲的债务，送妹妹去音乐学院的承诺。可悲的是，他细腻的关心，家里人根本就体会不到。

有一次妹妹想要搬出格里高尔屋里的家具，好让他像真正的甲虫那样有一个大的空间四处活动。卡夫卡用家具象征了格里高尔做人时候的回忆，而搬出家具则是对自己“人的身份”的否定。通过妹妹搬家具这件事，做人和做虫的选择象征了正常的人和异化的人，这种矛盾第一次较为明显地显露出来。正是在这件事中，格里高尔不小心吓晕了年老的母亲，而他只是停在一幅画上，防止妹妹把画搬走而已。当父亲回来，以为他做了什么凶恶的事，对他进行了无情地攻击。在格里高尔异化的外表下，他的善良无能为力。

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在他尚未熟悉他昆虫的身体时，便已经拖着一副受伤的躯壳，他的双颚，细细的腿都因为伤害而行动不便。此时的格里高尔仍然一厢情愿地希望自己能够恢复过来为家里工作。一方面是格里高尔的内心真挚的善良，另一方面是家人的歧视与远离，由于格里高尔不能为家里工作，所以在家境江河日下的状况下，这种歧视加深了。特别是为了生计而把屋子组给了三个房客以后，家人把他视为真正的累赘，不但不再照顾他的饮食，还将各种杂物堆在幽禁他本就令人窒息的屋子里，使得他更加肮脏，更加孤独。他彻底成了全家人抛弃的对象。

当他高兴地听见妹妹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他竟然情不自禁地爬出自己黑暗而肮脏的屋子，倾听妹妹的演奏是他最美好的愿望，作为她的哥哥，这是他最真挚的愿望，也是他最后的愿望。他的出现使得父亲在房客面前难堪，父亲粗鲁地劝房客们回屋惹恼了他们，愤怒的房客以退房相威胁，妹妹把这一切怪罪在格里高尔头上，把他赶回房间并且锁上了门。在那片他熟悉的黑暗中，他终于明白他人格的尊严，生命的意义已经被他深爱的家人全部抛弃，“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呢……”

拖着这副饱受摧残的异样的身躯，格里高尔静静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