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一种情愫

乡愁是一种情愫，更是一种文化表达，从古至今，横鬲千年，历久弥坚。

乡愁作为“人类一种难以捕捉的情愫”、无法解开的情结和回家的冲动，是中国诗歌中的永恒话题。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研究乡愁诗就是回望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历史，这历史就是一幅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的浓情画卷；是故园家国的情怀，风物长宜的胸襟；是乡土、乡音和乡味的牵挂。

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表现“乡愁”情愫的古诗歌应当上溯到《诗经》，《小雅·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是用“乡愁”来激励在前方作战的将士奋勇杀敌、衣锦还乡。

汉乐府《木兰辞》中的乡愁意味更浓烈，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但不爱封赏爱家乡；“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木兰希望的是“对镜贴花黄”。

这，就是中国人早期朴素的乡愁观。

上古时期，乡愁诗歌主要表现对家乡、父母及兄弟姊妹的眷念，这是农耕时代人们情感的主要寄托和表达方式。

王云涛先生在论文《唐以前乡愁诗的情感内涵》中认为：“到了汉代，乡愁诗多写游仕求学中的的相思，文人多为求学求仕而远离家乡，自然会产生浓烈的思乡之情。

如王桀《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文人内心深处济世安民的思想和建功立业的豪情被唤醒，折射到诗歌中便是反映社会动荡、有家不能归或无家可归的主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愁诗则将个人情感与时代命运相结合，主要表现游宦羁旅和边塞征人的离乡别情。

唐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王维描述长安城的繁盛：“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乡愁诗的宽度、广度增加，思想内涵更加深刻。

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王昌龄、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创作了大量乡愁诗，题材涵盖了羁旅之情、边塞感悟、仕途磨难、友朋之情等领域，无论从写作技法还是思想内涵上都达到诗歌巅峰，让后世难以超越。

这些乡愁诗中，又以李白的《静夜思》冠盖群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借景言志、直抒胸臆、乡情浓郁，无与争锋。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是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活的写照。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乡愁诗表达的主体转向家国命运和个人情感、人生际遇的交织，更多反映社会现状和国民心态。

宋朝初期，汲取唐末地方军阀藩镇割据的教训，尚文轻武，国家迎来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全面繁盛时期，传统经学让位于理学。

有学者认为这时候的乡愁诗虽延续唐以来的个人与国家命运交织，商贾羁旅和宦海沉浮后对故乡的眷念，但已经无法与唐诗创造的高峰相比肩了。

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宋恭帝及谢太后。

公元1279年，元军南下，最后在福建崖山与残余的南宋军队进行了殊死激战，陆秀夫抱着8岁的宋幼主赵昺投海自尽。

这一历史事件标志着南宋的终结。

元遂统一中国。

连年战乱导致大量中原士庶南迁，中原文明随之向南方辐射转移。

乡愁诗最早诞生于黄河流域，但元代之后因士族文明南下而风景黯然。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散曲家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虽是一幅羁旅荒郊图，但真正表达的却是亡国之痛、乡愁之苦。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从而成为元代乡愁诗的代表作。

清，摇着扇子的风流文人亦不少。

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出身官宦家庭，他感情细腻，创作的“纳兰词”在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像《采桑子·九日》就表现羁旅乡愁：“深秋绝塞谁相忆，木叶萧萧。

乡路迢迢。

六曲屏山和梦遥。

佳时倍惜风光别，不为登高。

只觉魂销。

南雁归时更寂寥。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列强入侵，国家动荡，民族陷于危亡时刻。

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上升为国家主要矛盾。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深入人心，仁人志士纷纷探
索图存救亡的道路。

民国终结了清王朝，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时的乡愁主要表现爱国情怀和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角色扮演，而儿女情长、故土难舍的小家情怀都让位于祖国情感。

正如林觉民在《与妻书》中泣血写下“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汝其勿悲！”那样，舍身救国是仁人志士的理想。

近年来，民国题材的影视剧热播，或许是现代人对“仁者爱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乡愁的反思与追问。

“文革”结束后，经济开始复苏，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迈进，乡愁逐渐淹没在喧嚣的市场浪潮中。

1971年，台湾诗人余光中的现代诗《乡愁》问世。

不曾想，一首小小的乡愁诗却激起千层浪花。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首诗将个人际遇和民族感情融为一体，一咏三叹，句句剜心，一经发表就引起共鸣，从而成为现代乡愁诗划时代的作品。

此外，席慕蓉、北岛、顾城、海子、舒婷等诗人也都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乡愁诗，余光中的《乡愁》则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岸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文化符号。

海峡两岸同宗同源，无论是故乡人还是异乡人都开始重新审视历史，上一代人的悲剧需要这一代人来承担面对。

在这种意义上，乡愁就不仅是乡音乡味、青砖黛瓦和阡陌桑田，而是国家兴盛、民族团结和民主富强。

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溢着乡愁的历史，乡关何处的追问从秦时明月到汉时雄关，无论是“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喜悦，还是“近乡情更怯”的忐忑，都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情感。

从颠沛流离的民国往事到狂飙突进的城市中国，故乡总是魂牵梦绕，让游子夜不能寐，挥毫抒写对故乡的眷恋。

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想要回家的冲动。

”中国人的乡愁是一脉相承的，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着每个中国人。

因此，乡土中国的乡愁始终都流露着东方人文化哲学的思考，“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岁时销旅貌，风景触乡愁”“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表达了中国人的乡愁观，穿越时空，感动今人。

乡愁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具有时代烙印。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乡愁所指向的多是有限的乡村场景、人物和故事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所指的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

”农耕时代信息不畅，交通不便，人们颠沛流离，“黄鹤一去不复返”，“少小离家老大回”是人生常态。

而现代人类社会进入科技超速发展时期，有人称之为“最好的时代”，城市化让人和故乡变得越来越模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后，许多社会问题显露出来，乡愁不仅是文化反嚼，更是对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反思追问，只是以乡愁这种形式表达出来，如邹广文先生所说：“乡愁是我们在生活标准化、理性化，文化个性消弭的今天，对现代性实践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的抗拒和对多元、个性化生活的憧憬。

”①（邹广文：《乡愁的文化表达》，《光明日报》，2014年2月13日。

）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市场化阶段进程中，传统乡村结构、宗族关系解体，但是新的乡村关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大量农民身份转化为农民工，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而将乡愁传递到角角落落，于是人们开始怀念过去，当然，怀念不是要恢复到以前的穷苦生活，而是对由于经济发展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反思。

一旦这种乡愁成为普遍心态，自然会引起决策层的重视。

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提出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指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乡愁本来是一个文化哲学概念，是人的情愫的表达，乡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给予高度肯定，说明中国式的文化哲学始终在牵引着中国人的神经，留住乡愁，留存田园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一经文件形式发布，必然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共鸣。

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得与失。

资料显示：“30多年间，我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而这”拐点“背后，一些大城市痼疾缠身、风貌消失、交通梗阻、食品垃圾化，社会矛盾显性化在‘蚁族’、房奴、车奴、口罩族的背后，‘宜居’似乎近在眼前又似乎似乎渐行渐远。

”①（张海林：《2013城镇化升级：基层官员到北京打听中央政策》，新华社，2013年2月25日。

）最新出版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3）》指出，全球人口日益集聚到城市，至2050年预计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年花在交通拥堵上的时间将达到106小时。

城市这个巨大的“容器”越来越让人觉得糟糕。

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但是经过城市的快速扩张，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人人似乎都想发泄不满情绪。

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高楼大厦、电梯洋房是方便了、舒适了，但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安慰，人反而更孤独、更迷茫了，人和人之间距离更加疏远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消弱了，礼崩乐坏了，信仰缺失了，人在社会转型中迷失了自我。

“不是我不明白，只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当人们告别乡村生活，尚未学会适应城市生活时，城市生活已经普及化了。

乡村何去何从？乡愁何处承载？当静下心来，撕开眼前的迷雾与屏障后就会豁然开朗，原来“乡愁”就是倡导人回归朴素，回归自然，遏制贪欲，不要过度戕害自然，不要一味攫取土地资源，要实现天地人的和谐相处，这才是乡愁的真谛。

“风景触乡愁”，触动的更是我们对以往行为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守望，回归不是开历史倒车，恢复到以前的农耕时代，而是文化上的寻根认祖。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国与国的冲突不再是武力，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出现文明回归与再选择，这是国家、民族寻求身份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必然选择。

乡村文化同样。

原来乡亲们聊天会问：“哪儿的人？哪个村的？”“哪儿的人？哪个村的？”实际就是身份界别，包含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甄别，乡愁就诞生于这种思维和甄别之上，是现代人寻找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是社会进步的新起点、新阶段，是走过许多弯路后寻找到的一条正确途径，并借此来弥补人类过失，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均衡发展。

摘自何建超《创意乡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