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
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
对于陶寺文化晚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化的新认识引子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 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 因此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 历来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2018年是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跌宕起伏, 饱经风雨,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与突破, 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挫折, 也曾饱受各种质疑与非难。
陶寺, 作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性史前都邑考古遗址, 其发掘与研究工作, 非常值得从学术史的角度, 加以总结与思考, 对史前都邑考古, 必定有积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历史, 大致可分为两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8年至1998年。
第二阶段为1999年至今。
两个阶段的工作, 有许多的传承,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一、第一阶段(1958年～1998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第一阶段, 还可再细分为三个时期。
1978年陶寺遗址正式发掘之前为学术准备时期, 1987年～1985年为田野发掘期, 1986年至1998年第一阶段研究期。
1. 学术准备期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晋南文物普查中, 丁来普首先发现陶寺遗址, 当时确认的范围仅限于陶寺村南南沟与赵王沟之间, 约数万平方米(1) 。
1959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组建山西队, 张彦煌任队长, 时任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交给山西队的重要课题就是“夏文化探索”与“商文化研究”(2) 。
1959年～1963年秋冬, 张彦煌带领山西队, 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调查, 行政区域包括临汾地区和运城地区的15个县, 8000余平方公里, 发现仰韶文化至北朝时期遗址306处, 当时重新认定陶寺遗址范围包括陶寺村南、李庄、中梁村、沟西村(3) 。
1973年, “文革”尚未彻底结束, 但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恢复。
陶寺文化名词解释
陶寺文化名词解释
陶寺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河南一带。
该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之一。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的周边地区，以及临汾盆地、晋中盆地和忻定盆地等地区。
这些地区地形复杂，有山有水，资源丰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陶寺文化的考古发现主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墓葬和祭祀遗址，为研究该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陶寺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组织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同时，该时期的人类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定居意识，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得到了较为发达的发展。
陶寺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彩陶为主要的工艺品，制作精美的陶器；二是出现了大量的铜器，表明人类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三是该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已经有了较为分明的等级制度；四是该时期的宗教信仰比较发达，出现了许多与祭祀相关的建筑和仪式。
总的来说，陶寺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纪要
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纪要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22年7月20~22日，“经天纬地 照临四方——中国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十人谈在山西太原召开，本次会议由山西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承办。
来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科研单位十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从考古、文献、天文、建筑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凝练文明起源的陶寺模式，思辨文明论证的哲学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先生从历史长河角度对陶寺进行了高度总结，他认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应以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间上来讲，由夏商周三代上推到五帝时代，乃至三皇时代，下延至春秋战国时期，乃至秦汉王朝；从地域上来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向外扩展到不同的区域和范围。
这一阶段历史，与我们常说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相当。
虽然期间产生了像红山、良渚、石家河、石峁等许多文明，而从中国历史看，中国主脉在陶寺，陶寺模式是中华主脉，这种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首先，陶寺遗址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宝典遗址，它就是一部书、一部宝典，就是一个最好的版本。
现在不同时代的考古发现很多，但陶寺遗址是重要宝典版本。
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尧都平阳的记载，根据这个线索，还到临汾查看了尧庙。
其次，陶寺文化就是这一版本里的核心内涵，即经典文化。
从1978年开启陶寺遗址发掘，至1985年陶寺遗址分期已丰富到早中晚三期，奠定了陶寺文化的基础；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预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包括社科院创新工程的推进，陶寺文化内涵又得到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史前时期最为醒目和研究最为深入的考古学文化。
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
陶寺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摘要: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而陶寺遗址古城址的发现把人们的眼光又引向了山西的西南部。
陶寺文化的重要发现,为研究我国龙山时代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陶寺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研究它当中的古文明因素。
关键词:文明起源;陶寺遗址。
1介绍下文化内涵2介绍下特别之处（古文明因素）3介绍下唐尧4 结语“陶寺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20世纪50年代初发现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对该遗址第一次大规模发掘,2000年以来至今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发掘。
”因陶寺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且具代表性，不仅发现居住址、墓地和古城址，而且出土了铜铃和朱书文字，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意义，故命名为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目前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
一、文化内涵1.建筑遗迹。
在陶寺遗址居住址中有地面房基、烧制建筑材料的石灰窑、窑洞房子、道路、水井、窖穴和陶窑等。
这是了解当时陶寺人居住悄况及建筑水平的一批重要资科。
居住址，在早期灰坑窖穴中，发砚一些夯土块和刻面几伺纹的建筑材料石灰皮，以及烧制建筑材料的石灰窖址，说明在陶寺居住址中，虽目前尚未发现城址和大型建筑，但当时这里也曾拥有相当规摸和水平的建筑。
此外，小型石灰面房子，建筑也很讲究，一般多用石灰，从而反映当时居住条件是具有一定水平的。
陶寺文化遗址已发现70余处，以晋南的崇山周围、汾浍河流域遗址密度最大。
陶寺遗址面积多达400万平方米，从而成为聚落群的中心。
陶寺遗址发现许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密集的灰坑。
灰坑中出土许多夯土碎块和刻画几何图案的白灰墙皮，说明附近曾存在大型建筑。
小型房址有窑洞、半地穴式和平地起建三种，以前二者居多。
陶寺出土乐器 与中国早期的礼乐文明
（虽然只是史书中其性格的一部分，但被片面地保留下来）；第二是历朝历代文学推动（从宗教故事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无不树立关羽的正面形象，并得以使其深入人心）；第三是儒释道三家推崇；第四是历代帝王的提倡；第五是民间对英雄的需求和保护自身的心理（这其实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传统道德精神，就是华夏文明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内在精神。
无论是真实的关羽还是美化的关公，都是在这种民族道德环境中产生和演化的产物。
今天我们在谈论关羽时，实质上是对一个文化关羽的想象，它蕴涵着历史的关羽，艺术的关羽，政治的关羽，宗教的关羽，商品经济的关羽等等多重方面。
当代民间的关公崇拜又开始萌发，关公文化也在复兴，这其中包含的深层文化心理与时代意义与传统文化下的关公崇拜是不同的，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与求索成为了当今关公崇拜兴起的底蕴。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市关帝庙文物管理所）陶寺出土乐器与中国早期的礼乐文明李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文明时代的起点确立了一个终极标准。
不过，学术界对野蛮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却有着不同的解释，诸如城市、铜器、文字等等都被指为构成初期国家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文明时代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概括，有一些文明因素起源很早，但没有延续下来，只具备某些文明因素不一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具体到我国，到底什么时候进入了文明时代一直未有定论，仅仅依靠文献记载显然不能确定从何时起就具备了文明社会的条件，要找到文明的源头只能依靠新兴的考古学。
然而，考古学上真正发现这些遗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东北地区红山文化时期的坛庙冢、东南地区良渚文化的神面纹玉器等等都具有某种文明时代的特点，不过，最后进入文明时代的还是积淀深厚的中原地区。
龙山时期，中原已经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局面，而且一些城邦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和性质，其中，文献中记载的唐尧部族显然最有活力和实力，无疑是当时最为强大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中心。
陶寺的“制度文明”是怎样形成的
陶寺的“制度文明”是怎样形成的作者：王哲来源：《中国报道》2024年第07期《论语》中，孔子对尧的功德无比景仰与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着眼点最终落在尧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上。
“中华文明五千年，制度文明基因的继承与发展至关重要，而作为‘尧都’，陶寺文化可谓有制度文明继承创新的开山之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主脉的贡献，在制度建设层面上集成创新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
”40多年来，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陶寺遗址发现的都城城址、宫殿区、观象台遗迹、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体现出陶寺独特的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礼乐制度等，包括何努在内的多位学者认为，陶寺的制度文明奠定了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4300年前，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建都，城市恢宏，人口聚集，社会分工井然有序，王权和礼制初现端倪。
陶寺的大墓中出土有刻有彩绘刻度的漆杆，何努等学者们认为这是当时测日影的仪器——圭尺，作为世界最早的天文测量仪器圭表系统，在正午时，太阳照在立表上，投在地面圭尺上的影子，夏至最短，冬至最长。
《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
”通过圭表测到“地中”，“王者居中”，再测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极点，称为“四表”，“东西南北中”的五大方位的大致范围，成为后世定义中国疆域范畴的基本依据。
根据圭尺上面的刻度，当时的一尺大约为25厘米，陶寺古城夏至日的影长则为39.9厘米。
这与古代文献记载中天地之中“夏至日一尺六寸”的影长完全符合。
先秦文献记载，当时的“天下”指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何努通过陶寺遗址的圭表实验推测，推断该套数据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测直线距离。
第3课《中华文明的起源》教学设计2024-2025学年统编版历史七年级上册
《中华文明的起源》教学设计一、教学目标1.学生能够了解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标志，知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2.学生能够通过学习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和初步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3.学生能够了解远古的传说，如炎黄的传说和尧舜禹的传说，理解这些传说对认识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意义。
4.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探究精神，提高学生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二、教学重点、难点1.教学重点（1）早期国家的代表——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的概况及意义。
（2）炎黄的传说和尧舜禹的传说。
2.教学难点（1）理解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对认识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意义。
（2）体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
三、教学过程第一课时（一）导入新课教师讲述：“中华上下五千年” 从何说起？考古发现证实中华文明有着 5000 多年的历史。
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提问 1：同学们，你们知道哪些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故事或传说吗？明确：学生可能会回答黄帝、炎帝、大禹等传说。
（二）早期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讲解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提问 2：那么，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明确：随着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人口增长并向区域中心集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加剧，一部分人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管理，从而形成了掌握权力的王和以王为首的统治阶级，早期国家逐渐形成。
2.展示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祭坛的相关图片，介绍牛河梁遗址的情况。
提问 3：从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祭坛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信息？明确：红山文化时期已有阶级，社会分化；可能存在宗教仪式和祭祀礼仪；有发达的手工业技术，可能出现了早期国家。
（三）早期国家代表——良渚古城1.介绍良渚古城的时间、地点和概况。
提问 4：良渚古城发现了约 20 万千克碳化稻谷，这说明了什么？明确：说明良渚农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2.展示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示意图，讲解古城的城市建筑和水利系统。
陶寺文化中的古文明因素
中国文物报/2005年/6月/10日/第007版考古陶寺文化中的古文明因素南京大学张之恒以襄汾县陶寺遗址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分布于晋南地区的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浍河流域。
在该地区现已发现陶寺文化遗址90多处，其中有些遗址的规模很大，遗址面积达100－300万平方米，其中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面积有300多万平方米。
陶寺遗址于1978年至2003年先后经过10余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和中期的城址，发掘墓葬1300余墓，发现了大量反映时代信息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陶寺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早期年代为距今4300－3900年，晚期年代为距今3900－3600年。
陶寺文化早期年代早于夏代，晚期年代已进入夏代纪年范围。
一、陶寺城址的规模、布局和建筑设施陶寺城址可分为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小城。
早期小城平面形制为圆角长方形，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
小城东南部有一般贵族居住区（居西区）和上层贵族居住区即宫殿区（居东区）。
宫殿核心建筑区有北出入口。
一般贵族居住的西区，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
东区的宫殿区，总面积为6.7万平方米。
早期小城的城垣在中期废弃，但是小城内的宫殿区到中期可能继续使用。
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的北端豁口上有两个相互对应的夯土桥墩，供搭吊桥板之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IT5026所揭露的灰沟（HG8）里出土6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头骨；另有散乱的人骨个体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在灰沟的第3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
中期城址分为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和小城的功能不同。
大城内有贵族居住区和宫殿区（利用早期小城内的建筑没施）、一般氏族成员居住区和仓储区等，小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
中期大城是在早期小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即利用早期小城的东墙和早期小城内的建筑设施。
第3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教学设计)七年级历史上册(统编版2024)
第一单元史前时期：原始社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第3课中华文明的起源【教学目标】①通过良渚、陶寺遗址，了解私有制、阶级和早期国家的产生。
（史料实证、唯物史观）②了解华夏族的形成、理解禅让制的含义。
（历史解释）③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家国情怀）【教学重难点】教学重点:了解良渚古城、陶寺都城遗址、禅让制。
教学难点:认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关系。
【教学过程】环节一：导入新课轩辕黄帝的陵寝，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
黄帝陵古称“桥陵”，是历代帝王和名人祭祀黄帝的场所。
每年清明节，都有来自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到这里祭拜，黄帝陵被视为华夏子孙寻根祭祖之地。
为什么黄帝陵会受到后人敬仰呢？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起走进本课，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环节二：整体感知1、先导阅读：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又有哪些重要的历史遗址？答案提示：陶寺都城；良渚古城；牛河梁；炎黄；尧舜禹环节三：新课教学（一）目标导学一：早期国家和文明的起源1、教师指导：何为国家？何为文明？国家形成的标志为：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的一些特征。
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有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教师指导：阶级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器的本质特征。
国家是文明的概括，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
2、教师指导：【唯物史观】距今约5000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答案提示：教师指导：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成果有了剩余，一些人开始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于是，出现贫富差别，私有财产开始萌芽。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陶寺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
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良渚、陶寺等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居住址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 3种，以后二种居多。
长、宽一般2～3米。
室内地面经焙烧或涂白灰面。
中央有灶坑，墙面上往往有壁龛。
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
水井平面呈圆形，深达10余米，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框架，井底堆积大量汲水陶扁壶的碎片。
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状或叶脉状的火道。
窖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内筑有半环形坡道。
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
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墓地在遗址东南隅，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上。
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
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
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的一组打破关系涉及 160多座墓。
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
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
约当公元前 2000 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
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 3类，每类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层次。
早期大型墓只发现 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
山西陶寺遗址群可能是最早的“中国”
著名考古学者何驽表示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孙轶琼）近日，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学术研讨会在张家港举行。
著名考古学者何驽在会议上表示，经过多年考古发掘，距今约4300———39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群很可能就是最早的“中国”。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
作为该考古项目的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已经在此项目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
而之所以确定该遗址为最早的“中国”，是因为在考古项目中“圭尺”的出现，来确立了地中的标志，由此证明该遗址是中国最早的邦国———“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从事该项研究多年，何驽在考古调研中也发现不少佐证，“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圭尺，这是测量日影来判断节令的工具，由此才有了地中这一说法。
”何驽告诉记者，所谓的地中在古人看来就是和上天沟通的通道，很有“划地为城”的感觉，而陶寺遗址中发现的观象时的祭坛，更是标志了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恰恰说明了这就是国家，所以在地中建立都城、在中土建立国家的地方被称为中国。
”何驽笃定地说。
都说华夏文明看山西，既然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那是否意味着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根源之地？面对记者的疑问，何驽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华文明一体化比作一个花朵的话，那核心的形成就是在山西晋南一带，晋南就像是花芯，是最早的文明发源地。
”。
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2014-11-05 09: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有话说作者：何驽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
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坐落于太岳山系（当地称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大缓坡上。
遗址面积300余万平方米。
1978—1985年，陶寺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前2400—前1800），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揭示出阶级对立的特征。
1999年以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了解近50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超过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并发现了晚期城址的一些线索。
从都城微观聚落考古的角度，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祭地礼制建筑区、政府管理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农业人口聚居的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
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微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
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捣王陵的政治报复行为和政治复辟现象，更加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
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
陶寺遗址：最早的“中国”作者：王学涛来源：《华声文萃》2021年第12期从1978年至2016年，历经38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表明，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
这比河南二里头文化还早约500年，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
陶寺遗址的发掘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告诉记者，考古工作者最开始是为了寻找夏朝的遗存，发掘了与文献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
后来通过对陶寺遗址考古的连续发掘和系列研究发现，居彼时“天地之中”的陶寺遗址很可能是最早的“中国”。
2021年10月，陶寺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王都”气魄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为主的遗址。
陶寺遗址早期城址约20万平方米，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而中期城址约280万平方米，已呈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都城，功能齐备而且明确。
中晚期之际，城址曾遭到政治报复性破坏平毁。
“陶寺中期城址标志着中国古代都城主流模式的形成，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先秦时期最完备的都城遗址。
”何驽说。
陶寺城址偏北是宫城，在其中最大的夯土基址出土的陶板瓦是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瓦。
而铜盆口沿残片和铜蟾蜍片均为红铜铸造，奠定了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短暂却承上启下的“红铜铸造时代”，开创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先河。
考古工作者在此夯土地基下还发现了陶寺早期的凌阴建筑——冰窖建筑遗迹。
此夯土地基东侧还有一处宫廷厨房建筑群，以竖窑烤肉炉最有特色，开创了夏商周三代“东厨”的宫室制度。
王权控制的仓储区相当于“国库”，面积约1000平方米，时代以陶寺早中期为主，内部仅有大型窖穴。
城址内东南部为手工业区，面积约20万平方米，其中一处带回廊、门塾及庭院的夯土基址是手工业区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规格很高，大约是管理手工业区的衙署性质的建筑基址。
手工业区内大约有六个工业园区，分别从事石器制造和陶器制造业。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论文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即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的资料积累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的初步探索期，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的全面开展期。
２００１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1928-1976年的资料积累期在１９２８—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
１９２８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
其中又可以１９５９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这时期的前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为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１０年１５次的发掘。
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宫殿宗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牺牲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
这些发掘研究成果，使当时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开始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国家。
１９５４年，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１５次发掘的收获，首次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并于１９５７年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
至１９３９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６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１０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
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陶寺遗址带来的华夏古文明起源的思考
提要从“陶寺城址”的“王都”气魄与观象台基址的发现；“尧都”当时在临汾盆地的社会基础与地位；史前“农业革命”为唐尧时代的到来预作的历史铺垫；陶寺遗址中的“王墓”；“陶唐氏”的“龙”崇拜与“蛇型原龙”；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六方面的考古观察，最后认定，陶寺城址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
作为“都城”，这座“都城”的主人只能是“唐尧”。
陶寺遗址尧都文源国家众所周知，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在夏禹前，文献记载还有尧、舜。
尧都在那里，舜都在那里，这是弄清中国文明肇始之地和其发展脉络之关键。
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事关国家之声誉、民族之威望。
人们通常把“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等作为文源的主要因素，即国家起源的标志。
但某一文明的起源，除了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之外，同时受制于这一地区原始社会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进程。
在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下所诞生的文明，其表现的物化形式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必将文源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三要素”由此看来，唐尧时期，不仅在首都设有主观象台，而且在东、南、西、北之暘谷、南交、西土、幽都设有“观象分台”。
其在天文历象观测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
这在距今四千二、三百年以前，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ⅡFJT1观象台基址的发现，更进一步增加了陶寺城址为尧都之墟的可信度。
同时，也说明司马迁《史记》对“五帝”历史的记述，绝非空穴来风！通常，一般学者都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源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评价城市的出现“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说文》云“城以盛民也。
”《释名》说“城，盛也。
盛受国都也。
”《吴越春秋》云“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及筑城造郭，以为固国。
’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2024年部编版七年级历史上册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原始社会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第3课 中华文明的起源
中华文明的起源设计说明中华文明有着5 000多年的历史。
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的考古发现证实,当时已经出现早期国家。
了解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尧、舜、禹的禅让,对学生感知和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本课教学中,教师要使用直观的教学方法,通过引入图片、神话传说等,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通过观察清晰准确的历史地图,使学生获得历史知识的直观印象,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同时在引导学生思考民族交融的过程中,拓展学生的知识,培养其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
学习目标1.了解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知道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2.通过古代文献中记述的黄帝、炎帝等神话传说,了解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认识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体会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
3.知道考古发现是了解原始社会的重要依据。
重点难点重点: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早期国家和中华文明起源、禅让制。
难点:良渚古城和陶寺古城与早期国家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教学方法自主学习法、史料研读法、合作探究法等。
资源与工具(一)资源1.拓展阅读:《中国简史》(书目)。
2.影视作品:《中华上下五千年》(纪录片)。
(二)工具图书馆资源、网络搜索工具等。
课时安排1课时教学过程一、教学情境教师首先让学生根据他们看过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如《中华上下五千年》中的相关片段,说一说他们了解的炎黄传说,然后引导学生从真实的史料实物中认识历史,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
二、预习检查1.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什么?2.说说良渚古城与陶寺古城的地点、年代、流域。
3.被后人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是谁?三、学习任务一导入新课教师活动:讲述盘古开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远古传说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活动:根据教师的讲述,了解远古的传说。
【设计意图】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学生能够带着疑问学习新课,主动了解并思考本课的主要内容。
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成就
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成就【原创实用版】目录一、引言二、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成就1.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2.制度文明的南北碰撞与融合3.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特点4.结论正文一、引言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远古时期的陶寺文化开始，到秦汉时期的统一制度，再到唐宋时期的盛世制度，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发展不断推进，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二、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成就1.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晋南的陶寺文化，在距今 4300 年~4000 年前，进入了邦国，成为中国文明核心在中原形成的起点。
苏秉琦先生最早关注陶寺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着眼于考古学文化因素与面貌的南北碰撞与融合，迸发出多元一体的文明火花，成为当时文化共识的中国。
陶寺文化的制度成就，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制度文明的南北碰撞与融合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发展，经历了南北碰撞与融合的过程。
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制度体系。
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体系。
秦汉时期的统一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3.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特点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具有以下特点：(1) 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
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在整体上具有统一性，但在不同地区和历史时期，也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
(2) 稳定性与变革性并存。
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在必要时也会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3) 制度文明与文化文明相互促进。
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发展与文化文明密切相关，制度文明的进步推动了文化文明的繁荣，反之亦然。
4.结论总之，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成就，为世界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从陶寺文化到秦汉时期的统一制度，再到唐宋时期的盛世制度，中国文明在制度方面的发展不断推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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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学者对文明起源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资料准备和探索，像苏秉奇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李学勤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王震中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等专著，这些专著显示了我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理论高度。
在实践方面，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还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其中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了重大进展。
通过对文明起源要素的分析，可以发现，陶寺文化正处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开端。
1文明起源要素文明起源是一个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历史过程。
摩尔根在所著的《古代社会》中第一次将人类社会的发展比较系统地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
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所涉及到的“文明”一词的概念与含义，并从考古学上追溯了中国最早的文明，还指明了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和大致的地域范围。
夏鼐依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
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
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
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
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
”关于文明要素有哪些的问题，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来看是初步区分了两个层次：“基本要素”与“诸多要素”。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宏观地来看，从野蛮时代文明起源过程中先后生成的五大要素：制陶术——动物驯养——农业种植业——房屋建筑——冶铁术，而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发生过程中他提出了50个要素，其中摩尔根着重突出的“六个基本要素”是：(1)陶器；(2)畜牧业；(3)农业种植业；(4)房屋建筑术；(5)冶铁术；(6)文字。
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是文明三大物质前提的奠基期，这个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是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这个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可以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
文明要素又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的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2陶寺文化的出现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
陶寺文化遗址中，属于早期的遗址主要有三处：襄汾陶寺、丁村曲舌头和临汾下靳遗址A类遗存。
本文以襄汾陶寺为分析对象。
2.1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
陶寺遗址的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3种。
室内地面经过焙烧或涂白灰面。
中央有灶坑，墙面上一般会有壁龛。
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
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
另外夯土碎块和刻划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在遗址东南隅有一块墓地，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
年代大致与龙山文化居住址相始终。
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
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繁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
约当公元前二千四、五百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
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
约当公元前2000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似乎房址基础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
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3类，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
规模最大的墓使用朱绘木棺，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
鼍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不仅将这二种乐器的出现年代大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
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绘或彩绘(漆)木器，构成陶寺文化的另一特色。
已知有案、俎、盘、豆、斗、勺、觚、杯、“仓形器”、高柄豆等多种器形。
一般器表涂以赭红或淡红色，少数精品在红色地上用白、黄、蓝等色绘出由边框、条带、几何形纹、云气纹构成的美丽图案。
有些彩皮剥落时呈卷状，其物理形态与漆皮相似。
这是迄今在黄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实物，并将案、俎、盘、斗、勺等文物的历史提前1000 多年。
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图案，许多与商、周漆器相当接近。
此外，在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铜铃，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也是最早一件用复合范铸造的金属器。
在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还发现一个用毛笔朱书的字，字形结构与甲骨文类同。
2.2陶寺遗址发掘带来的价值在考古学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认为今年来各地龙山时代城址屡有发现，但是像陶寺这样既有大型墓地、居住址和城址，并出土铜铃、朱书文字陶器的遗址，却是迄今仅有的。
另一方面，陶寺遗址最大的价值莫过于在文明起源层面的研究价值了。
考古专家刘庆柱先生认为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地区，史传为尧都平阳故地，晋西南又素有“夏墟”之称。
经发掘研究，陶寺文化时代约为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
可见从时空两个方面说，陶寺遗址是探究华夏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对象。
鉴于其考古发现的古代文明重要标志已有：金属器、文字和城址，则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之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意思，不言自明。
寺遗址的发掘结果证明，陶寺不仅有城，而且有中国史前最大的城。
同时，在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重要遗迹，极大丰富了对陶寺城邑设计、规划、功能等方面的认识。
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3对陶寺文化的解读陶寺遗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文化，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中文化面貌最为丰富多彩，而且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
考古工作者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仓储区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
2003年又发现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北出入口。
尤其是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
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
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认识了一个全新的陶寺文化，但这一认识主要是建立在对1300余座不同规格墓葬尤其是对早期大墓的发掘基础上的，而陶寺城址及中期大墓的发现则更进一步补充了陶寺文化。
陶寺文化的宫殿区、祭祀区、仓储区及墓葬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划分，显示了这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形成。
陶寺还发现了大型圆体夯土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可以说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观象台。
这一发现与史书记载唐尧时代对天文历法的巨大贡献是相吻合的。
天文历法来自长期的实践经验，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实了“观天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史书上记载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
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3中国文明起源的开端——陶寺文化唐尧时代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这个时期多数酋邦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
其中，尧的酋邦应该是当时最为强大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在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甚至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这些标志性的建筑要素表明了这个聚落应该是“王”级别的都城。
我国面积广大，文化类型极其复杂，所以文明的起源方式肯定不相同。
考古学者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略早于夏代，当时可能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国家雏型已经产生。
他们还推测陶寺遗址、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也可能是与夏人居处邻近的另一个部落。
李民则从古代文献的分析结合陶寺遗址的发掘收获，提出陶寺遗址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遗存的看法。
苏秉琦先生则认为陶寺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朱绘龙纹盘、成套朱黑漆木器、刀俎等，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
这些论述表明，陶寺文化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也从侧面反映了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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