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毒疫苗事件案例分析

山西毒疫苗事件案例分析

一、山西毒疫苗事件经过或情况

自2002年SARS暴发以来，公共卫生的安全就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更是绷紧了社会的神经，公共卫生无小事也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

根据医学常识，疫苗常常是减毒或者灭活后的病毒，本身也常有一定副作用，但大多在可控范围内。疫苗因为是活性物质，又事关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在生产、运输、储藏、销售过程中都有严格的规范，某一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疫苗的失效，甚至带来不可预见的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情况。

从2007年5月开始，山西省疾控中心职工陈涛安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山西疫苗存在的内幕，称该中心将疫苗配送权力“出租”给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靠垄断攫取了巨额利润，造成山西疫苗市场秩序紊乱。

陈涛安的举报引起了卫生部和山西省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2007年9月30日，山西省纪委部门展开调查，山西省卫生厅组建了相关调查组。

2007年12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记者刘万永采写的《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一文，即率先揭露了山西疫苗市场完整的利益链条，引起巨大反响。

报道中概述到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症，问题疫苗成为最大怀疑对象。报道还披露山西省疾控中心和疑似卫生部部属企业联手垄断山西疫苗市场，在贴标签时，导致大量疫苗长时间暴露在常温下，有可能造成失效。山西省卫生厅已断然否认报道所反映的问题。卫生部要求山西尽快报告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报告，但当地卫生部门称一切正常，故引起较大舆论争议。

2008年1月28日，著名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和卫生部首席法律顾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卓小勤等20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召开了“山西疫苗事件”法律透视研讨会。针对疫苗的市场混乱现象举行高级别专家研讨会，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在案件披露前8个月，山西省疾控中心职工陈涛安向太原市检察院、山西省纪委、卫生部等机构发出实名举报，指称山西省疾控中心自2006年起，将疫苗配送权力“出租”给注册资本仅50万元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所有二类疫苗必须经过该公司才能被接种，该公司靠垄断和转移国家财政预算外收入攫取巨额利润，并可能造成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流失。

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一篇题为《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近百名儿童注射后或死或残》的报道在中国的各大网站上疯传。这篇近两万字的调查报道揭露了山西的一些疫苗在流通使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时间，举国皆惊。新闻出来当日下午，山西省卫生厅对此紧急回应，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山西接种点库存疫苗抽取样品进行委托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国家规定，未接到因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时报》的此篇报道，在很多网站上已被删除；案发当晚8时许，卫生部发文称“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有关调查工作，要求山西省卫生厅尽快报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新的情况”。案件至此告一段落，但截至目前政府还没有一个最终答复。

在整个案件中，媒体报道称山西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目前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称为山西疫苗事件。

二、相关背景信息

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向各市疾控中心发出《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明确提出：配送中心具体工作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主要工作是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第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该配送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

据了解，北京华卫公司和山西省疾控中心所签协议的有效期从2006年1月1日开始，为期5年。

同时，山西省疾控中心声称，因为《疫苗条例》规定省、市疾控机构不能供应二类疫苗，利用公司的资质开展疫苗供应和管理，是贯彻《疫苗条例》的新模式。

据分析，这是疾控中心和华卫公司对“商机”的把握，因为二类疫苗从出厂到零售的差价很大，一支10元出厂价疫苗，零售可达30～50元。

山西省疾控中心会议纪要(2005年第14期)记载：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要求，经中心办公会研究决定……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每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

目前报道中可掌握这个信息，北京市工商局的工商登记资料复印件显示，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年底，由田建国、黄彦红、于莉共同投资开办，法定代表人为田建国，注册资本50万元。而北京华卫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建国的名片，一面印有“卫生部产业协会副秘书长”等头衔，及北京华卫公司总经理；另外一面则印着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配送中心主任。

而据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李书凯称，北京的华卫公司是卫生部专门配送疫苗的部属企业，配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价格也压得很低，是真正让人民受益。

但目前新闻媒体从卫生部办公厅了解到，卫生部没有办任何经营性的公司，卫生部疾控部门也没有任何专门从事疫苗配送的公司。

作为一个注资仅50万元的私营公司，为了解决公司资金问题，北京华卫公司同时以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名义，与临汾、吕梁、长治、运城、晋城、朔州等6个地市级疾控中心签订《合作协议》，以65万元、30万元、17万元不等的价格“买断”了属地疫苗供应和管理权，《合作协议》规定，市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配送分中心，省中心保证不向分中心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配送二类疫苗，市中心保证从省中心采购疫苗，同时“在所辖区域内沟通和协调区县CDC和接种单位的疫苗采购渠道，确保市场控制力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要真正理解这次“疫苗事件”，就必须理解中国的“疫苗体制”。在卫生部出台《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之后，疫苗分为二类，一类是免费的（所谓一类疫苗），是政府完全“埋单”；一类是“市场化”的（所谓二类疫苗），由被注射者自己掏钱。这样的分类也是恰当的，因为“二类疫苗”包含着很多特殊需求，而不像“一类疫苗”是针对基础需求（比如小孩“乙肝疫苗”）。同时，“二类疫苗”鼓励疫苗生产企业竞争，而在“疫苗事件”中，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生产商的问题。实际上，当卫生部在2008年抽查二类疫苗的结果也证明了生产者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中，“市场化”并没有产生“生产环节”的质量瑕疵。

“疫苗事件”出在了流通领域，北京华卫从山西省疾控中心获得“排他性的经营权”，这是权力改造市场格局的结果，权力扭曲了市场化。此时，市场变成了权力体制的衍生物。对于市场化的“二类疫苗”而言，省疾控中心通过招标方式从生产商那里获得疫苗，然后省内各地疾控中心从省中心获得疫苗，然后疫苗接种单位（包括医院、社康等）从当地疾控中心获得疫苗。流通的过程，也是中间环节加价的过程，据说各省都有一个利润的分配比例。坦率地说，疾控中心唯一的“财源”就是疫苗，因为除疫苗以外，疾控中心没有任何其他药品的权力。

三、事件概述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疫苗”一文对山西疫苗案件进行报道，案件中山西省疾控中心改造了原来的配送体系，建立新的配送中心，并将中心“外包”给北京华卫公司，并且让北京华卫获得了全省范围内的垄断经营权，它配送的疫苗是指定的、必须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