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统治之二：强干与弱枝

宋朝的统治之二：强干与弱枝赵匡胤释兵权只是消除了中央禁军对皇权的威胁，并未消除地方藩镇对中央的威胁。

为此，宋太祖问计于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而已。

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赵普“三策”第一策为“稍夺其权”，即夺取节镇属县的控制权，也就是稍夺其政权；第二策是“制其钱谷”，即剥夺节度使的赋税收入，也就是限制其财权；第三策：“收其精兵”，即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中央，也就是削其军权。

关于地方政权，宋初节度使沿袭五代，除了管辖所领州府外，还管辖附近几州，叫“支郡”。

宋太祖从平定荆南、湖南开始，每消灭一个割据政权，便规定所属各州府都直接归中央管辖，州府长官直接向皇帝奏事，不再隶属于节度使。

宋太宗又诏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归中央管辖，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

宋廷又以朝臣出任知州、知府。

此后，节度使一般不赴本州府治理政事，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授予宗室、外戚或文武勋臣。

和一般州官相比，除了地位较高之外，在职权上并无区别。

关于地方财权，唐末五代的节度使通常掌握所领地区的财权。

当地的赋税收入，绝大部分以“留州”、“留使”的名义予以扣留，“上供”给中央政府的只是少数。

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监督征收赋税，而后更下令各州赋税收入，除留小部分作开支外，全部调到京城或指定地点，由中央政府支配。

为了剥夺地方财权，宋廷在州以上地区设置若干转运使，又正式把全境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一转运使。

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地方治安等职责。

真宗时其职掌扩大到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

关于地方军权，宋太祖诏令“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作为各地向中央选送精兵的标准。

宋太祖经常亲自考察诸州、军选送的兵士是否精强。

挑剩的兵士称为“厢军”，主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难以与中央禁军相抗衡。

宋朝统治者采取的一系列强干弱枝的措施，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延续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军阀擅权的局面，昔日称霸一方的节度使名存实亡。

“民自徙罪以上，吏自罚金以上，皆出于天子。

藩方守臣，统制列臣，付以数千里之地。

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

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宋太祖、太宗创制的政策为后代所沿袭，强干弱枝遂成为宋朝既定国策。

强干弱枝，即强君弱臣。

在中央，强化皇权削弱相权。

宋朝宰相仍沿袭唐与五代的称呼，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宰相的权限大为削弱。

赵匡胤在宰相下面增设了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职，而宰相与参知政事一般都不止一人。

他还把军权从宰相的权限中分离出来，由枢密使统领全国军政。

枢密院与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并称“二府”，后来宋廷又把财权划归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合称三司），三司使号称“计相”。

当时中央的权力配置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一切政事都须通过皇帝。

当时的地方政权分州（府、军、监）与县两级。

赵匡胤在平定各地割据政权后，即规定所属各州皆归朝廷管辖，又往那些地区派去大批通判，以后全境各州（府）都设置通判一职。

州的文书须该州的长官与通判联署方能生效。

通判好似州官的副手，却又没有明确的职责，实际上担负着监督、牵制一州长官的职务。

赵匡胤还把州府的马步院改为司寇院，过去由节度使派遣的牙将一概罢免，改由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担任司寇参军，以加强对地方司法权的控制。

当时全境分十五路，宋廷在各部均设提点刑狱公事、提举常平司等官，统称为“监司”，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监督州县各级官吏。

宋朝一县的长官叫知县，由中央派遣。

节度使所在州的属县，由中央特别派遣“强干”官员担任知县。

宋廷又在各县重新设置县尉一职，专管“盗贼斗讼”，把过去由节度使掌握的县司法权夺了回来。

在强干弱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差遣制度。

赵匡胤平定各地割据政权以后，往往临时从中央派人去当地方官，以加强对新占领地区的控制。

后来，宋廷又多次把节度使调到京城，去担任没有实职的东宫官之类官职，而改派文官去当地方官。

这些官员带着中央机构职官的头衔去当地方官，称为“权知州事”，简称知州。

权知，暂时管理的意思。

一般三年一任。

宋朝统治者以为，由文官代替武将担任地方官，且不让他们在一个地方任职过长，就可以改变过去“诸侯难制”的局面。

此后中央政府任用官员也采取差遣制。

于是，宋朝官员，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名与实际担任的职务完全分离。

“官”成了一种等级待遇，作为叙级、分等、定薪俸之用；“职”并非职务，而是加官，只是一种虚衔；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

这套制度的实施之后，尽管每个官员随资历而升官，但能否担任重要职务，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派遣。

宋朝皇帝把这套制度作为控制各级官吏的手段，用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

关于宋初的弱枝政策，梁启超曾有评说：“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滥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

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

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

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

’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

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

诸镇之兵，亦皆戍更。

将帅之臣，入奉朝请。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

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

’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

“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

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

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

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

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

“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

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

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

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腼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

”（梁启超《王安石传》）政策本无良与不良之别，只有适与不适之分。

对宋朝国策也应如是观。

从这个观点看问题，宋朝弱兵弱将又弱民的国策显然难以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及其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等割据政权。

宋太祖依据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等州。

宋太祖两次发兵攻打北汉，未获克捷。

宋太宗亲率大军北伐，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辽朝援兵，北汉投降。

但太宋两次攻辽，均告失败，只得放弃收复燕云的打算，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今河北保定、东达今天津塘沽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保定以西则种植榆、柳，设置寨、铺，以与辽朝相对峙。

一旦开战，多少可以抵御一阵子辽朝骑兵的侵袭。

这种办法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极为可怜的办法。

即便如此，辽兵还是侵掠烧杀边境村庄，不让宋人沿边建设坚固的防御线。

惟独太原以北，还有雁门关有险可守，这便是杨家将杨业父子把守的一条边防线。

不过，这条线比起河北一线还是次要的。

宋朝的主要防线无险可守，仅有一道拒马河，由此退下来，就直叩京都开封北大门。

再退就是淮河两岸的丘陵地带，尚有险可守。

过了长江，形势更不同了。

而宋朝最高统治者偏又定都开封。

开封地处黄河、淮河之间，引控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具有漕运的便利条件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但军事上的劣势也显而易见。

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山川之险可守。

“国家都汴，恃河北为固”（《宋史·岳飞传》）但河北也是一马平川，敌骑由北南下，不消几天便直逼黄河边。

一旦渡过黄河，就直抵开封城门，这是宋朝国防最大的一个隐患。

有鉴于此，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外，宋廷只得悉举天下之兵宿卫于京畿地区。

为此，“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军费），而外州无留财”。

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

节度使闲着无事可做，只好把他们好生养着。

养了武将还要养文官。

文官的数目逐渐增多，侍遇亦逐渐提高。

官越养越多，兵也越养越多。

作为正规军的禁军，宋初不到20万。

1049年竟达140万人，为宋代最高数字。

养兵费用占财政收入十分之七八。

宋军数量虽多，却没有战斗力。

真宗对辽议和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将领不识战阵。

沿边骑兵不能披甲上马。

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

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畏敌似畏虎。

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

边防守军平时坐食军贮，一旦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

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

官僚机构日益庞大。

真宗时文武官员为9700余人，仁宗时增至17000余人，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等在内。

英宗时更增至24000人。

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多到不知其数。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大肆挥霍，使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宋朝陷入了日益深重的财政危机。

兵、财乃国之大政。

宋朝兵政财政皆若此，国政也可想而至了。

宋金夹击灭辽后，宋朝军政颓势在金人面前暴露无遗。

金朝将领对宋朝国防软肋也了如指掌。

灭辽当年，金军便乘胜侵宋。

次年前锋即临开封城下。

不到半年，金军即俘虏徽、钦二帝北撤。

北宋至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