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

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
湘军有专门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

当时野史记载，关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能够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

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差不多上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受。

曾国藩内心所以明白如此的局面。

一方面他需要如此，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阻碍。

他是如何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要紧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领。

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

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确实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因此军队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

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专门清晰。

因此他要给朝廷造成那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

因此他在创立湘军时，就赶忙擢升一个满人塔齐布做那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

那个人本来是一个专门小的官，大致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擢升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

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

曾国藩事实上最不喜爱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

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如此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确实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专门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专门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

这是专门可笑的情况。

曾国藩那时差不多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专门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

这专门惊奇！所以有个理由讲，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差不多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

但从感情上来讲，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第一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

只有七天，赶忙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

事实上那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劳累干了五年，能够讲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

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旧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

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方法，叫他出山，仍旧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

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形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如此的，而关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模样？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

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应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得一个七品官员。

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差不多是安徽巡抚。

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擢升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刻里，持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

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

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

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

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赞扬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

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刻，左宗棠确实是闽浙总督，差不多跟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奉献更不能跟他比。

然而确实是那么几年的时刻，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讲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生活，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致有这么几个缘故。

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赶忙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讲曾国藩现在只是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

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缘故，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

史学界也一直有如此的争辩：湘军是“勤王”之师，依旧“卫道”之师？那个缘故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闻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

这篇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

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

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

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然而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

你什么原因不讲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

因此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专门犀利的文章，然而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专门长时刻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缘故，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

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只是是他的偏师而已。

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因此朝廷要压他。

同时要迅速擢升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

专门是关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领，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专门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

这种谋利要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截了当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儿索取。

我刚才讲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专门尊敬，这是什么原因？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

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

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
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讲了如此一番话。

他讲，我那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

他做他的官，我们仍旧靠种田吃饭。

我们在家里依旧种田，不要去苦恼他，以免分了他的心。

关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份礼物。

因此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专门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承诺他。

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钞票，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

因此曾家人直截了当利用他的不多。

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

曾国藩专门注意限制这一点。

我们都明白曾国藩治家专门有方也专门严。

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期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要紧的目的。

另一个目的确实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期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苦恼，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专门注意。

例如他的亲小孩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亲小孩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

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圆，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

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点。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讲，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讲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

讲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

原先只讲八股文，后来才明白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咨询在那个地点。

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

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

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那个情况确实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静。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

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如此的气概。

当时他有一副专门有名的对联，我现在能够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确实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在
一个专门时期需要如此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

这确实是申韩之术。

然而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

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

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如此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因此他后来逐步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

我的小讲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讲那个情况，讲他当时的病要紧是心病，所谓岐黄能够医身，黄老能够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

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域。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如此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

人们都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

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专门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前面，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

这种情况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

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妨，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得，则属主观的缘故。

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域，专门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讲，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通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小心。

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讲尽，一面在背地尽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那个局面看得专门清晰，然而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

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曾国藩面对那个局面，要紧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夫同作战的友军。

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那个情况，讲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
己没有什么功劳。

那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事实上认真想一想，也是事实。

如果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如此的战功。

（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

（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

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颈项上的剑。

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排除了。

最后达成一个交易。

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

然而，这些钞票都入了私人腰包。

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钞票了。

（4）赶忙裁撤厘金局。

厘金局确实是收买路钞票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钞票。

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钞票来保证军饷。

老百姓专门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因此他赶忙裁掉。

（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

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多年。

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专门快举行，1800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

专门多父亲带着亲小孩，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

这一来，大伙儿都歌颂曾国藩圣明。

就如此，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七）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曾氏的最大本领
曾国藩那个人专门惊奇。

他是带兵的人，然而他自己不能领兵打仗，所谓“将人则胜，自将则败”。

确实是讲他自己带兵打仗一定失败，他指挥别人打仗就胜利。

曾国藩早期专门多失败差不多上因为他自己带兵去打，败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

因此他后来凡打仗，就不去。

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会儿就要走，讲我住在那个地点，你会打败仗。

然而他能够指挥别人去打仗。

这叫什么，叫做不是将才而是帅才。

曾国藩作为帅才超过别人的地点确实是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

湘军的做大做强是一个专门大的战略决策。

还有一个专门大的战略决策，确实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

但过去历次打南京，差不多上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围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设在最靠近南京的地点，以为一下子就打下来了。

还有野史讲，江南大营、江北大
营的头领是满人，朝廷的设想是让汉人舍命，满人立功。

不管如何样，朝廷的决策是错误的。

曾国藩当年在打下武汉以后，给朝廷上奏折，要改为西面制胜。

从西面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是自古攻克江宁的正确方法。

那个战略决策，朝廷后来采纳了。

他用如此的方法果然把南京打下来了。

这是因为他看中了一个“势”字。

所谓势，即形势、态势。

确实是谁占据了那个势，谁就在军事上取胜，而南京那个势是由长江来操纵的。

南京本是长江下游的码头。

只有把长江的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码头操纵住了，南京才会失势而孤立。

这是一个统领专门重要的决策。

因此，曾国藩作为帅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八）识才用才，是曾国藩成功的第一要领
后世对曾国藩有专门多争辩，看法不一。

这是专门正常的。

然而，有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辩，那确实是都认为曾国藩专门会识才用才。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没有带过兵，可不能领兵打仗，他靠的是手下的人才。

大伙儿都明白，刘邦在得胜以后，跟他部下讲他有“三不如”：谋划不如张良，打仗不如韩信，后勤不如萧何。

这是一个专门闻名的关于用人的历史典故。

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叙，内里有两句专门重要的话。

他讲太平天国之因此失败，是因为天王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曾国藩却“能识别贤将”。

曾氏自创湘军，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

他的幕府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一时有“第二朝廷”之称。

许多中进士的人，不情愿在朝廷为官，而情愿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是当时的一个专门现象。

因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锤炼，专门快能够擢升。

曾氏到底是如何网罗人才的？我简单地勾画一下。

第一，曾国藩从内心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他明白要集齐众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谓“办天下事，要天下才”。

第二，曾国藩做到了真正的“爱才、惜才”。

我研究曾国藩20年，在他的1500多万字文章中处处都能够看到他对人才的爱护和珍爱。

那个地点略举两个例子：
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邀请，带了6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吴文镕。

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时，吴死了，武汉城差不多被太平天国打下来。

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擢升的道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带领着600人，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军饷也没有着落，也没有人管。

曾国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军一起作战。

因此他给朝廷写报告，讲把这支军队留在湖南，一切军饷由湖南来供应。

他讲“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他那个时候有那么高的地位，这种话不是那么容易讲出来的。

“惜才”，他爱惜人才。

例如当年左宗棠是一个幕僚，充其量相当于我们湖南省政府的一个秘书长，然而那个人自视专门高，也不专门约束自己。

没有一官半职，他难道能够指挥省长，号令三军。

人家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到省里汇报工作，没有向他行礼，他就骂人家，拿脚踢。

那个人觉得受到奇耻大辱，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讲左是一个专门坏的人，非要处理不可。

左宗棠踢朝廷命官，简直是打朝廷的耳光。

咸丰皇帝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湖南调查这件事，如果是确实话，就地正法，杀掉左宗棠。

后来专门多人来保他，曾国藩也坚决保他。

他讲左宗棠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确实是性格不行。

他讲天下纷扰，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请为天下爱惜那个人才，请咸丰帝刀下留人。

然后又举荐左任藩臬一级的官员。

本来曾国藩对左宗棠有再造之恩，但左宗棠那个人后来因为本领也大，官位也高，他完全不记得这些恩德了。

后来就什么时候都骂曾国藩，跟他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两人闹翻了。

然而曾国藩不计较。

后来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的时候，曾国藩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军队老湘营，交给左宗棠。

当时湘军创始之时，有两个专门有名的将领刘松山、刘锦棠，他们是专门会打仗的两叔侄，老湘军的统领。

左宗棠打新疆要紧靠的确实是这支老湘营，新疆第一任巡抚确实是刘锦棠。

那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钞票粮源源持续地予以供应。

那个情况最终感动了左宗棠。

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发自内心地给曾国藩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终生”。

第三，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

后人讲曾国藩善于识别人，尤善相士。

现在坊间有一本书叫做《冰鉴》，这本书类似于《柳庄相法》、《麻衣相术》。

《冰鉴》署名曾国藩，但不是曾国藩写的，是后人假冒的。

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里面专门讲了那个情况。

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冰鉴》这本书了，什么原因后来署上曾国藩的名字呢？确实是因为曾国藩有善于识人如此一个知名度，因此书商就打着他的旗号来推销。

曾国藩识人要紧是建立在他的学咨询和阅历上的，应该是能够值得重视的。

例如讲他讲的“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讲的差不多上一种修养，一种性格，一种处事态度，不是专门神道的东西。

他在识人上有两个要点。

一是在“德”与“才”之间，他专门重视“德”。

他曾经讲过，“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波浪；“德”为木之全然，而“才”是木之枝叶。

二是在“学”与“识”之间，更重视“识”。

他讲过“凡办大事，以识为主”。

“识”是最要紧的。

他专门推崇诸葛亮“才需学，学需识”的观点，他认为这是至论。

他一看到容闳，就认为容闳是个了不得的人才。

容闳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人，对促进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专门大作用。

他跟容闳第一次见面，听容闳谈中国富强的出路。

容闳讲中国要学西方，要把科学技术引进来。

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专门有见地的观点，赶忙就给他6万两银子，要他到美国去买机器。

后来就用这批机器，建立起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局。

同时曾国藩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那个奏折，被史学界认为是掀开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从那以后，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

这确实是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在具体识别人才上，他有一些自己的做法。

第一，他专门看重言谈，他不喜爱夸夸其谈的人，甚至喜爱木讷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比较可靠。

其次，他专门注重小事。

有一个人从乡里投奔他，跟他一起吃饭，看到饭里有谷粒，就将谷粒丢掉不吃。

曾国藩觉得那个人不行。

他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到军营里能吃饱饭，跟乡里比差不多专门不错了，他却把谷粒丢掉。

他觉得那个人不可重用，后来就打发那个人回去。

再确实是看举止。

他认为一个能够担当大事的男人，最好的举止是稳重。

他教育他的亲小孩，一再讲要稳重，不能轻飘。

第四，曾国藩专门善于使用人才。

使用人才才是最后的目的。

他的做法是，（1）广收慎用。

人才大量接收，然而使用上专门慎重。

（2）因量器使。

你是什么才，我就把你放到什么地点。

（3）区别对待。

绝对不能把贤才和庸才放在一起。

（4）培养人才。

他认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

培养的要紧方法是“宏奖”，即充分鼓舞。

他认为鼓舞能够使一个中才变大才。

对待部下要鼓舞，要爱护。

他有句话讲得好：“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对部下好的地点当面夸奖，不行的地点个别谈话批判。

他也专门善于储备人才，这方面最大的奉献确实是开创公派留学生的先河。

他和李鸿章一起提出建议，派一批幼童到美国学习十年十五年，让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成后归国，使中国徐图自强。

第五，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

曾国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确实是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李鸿章。

李鸿章是曾国藩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学生。

他着意栽培重用李鸿章，使得李鸿章成为他事业的接班人。

在曾国藩去世后的30年中，李鸿章执掌中国军事、外交的大权。

曾国藩死后，他的名声在专门长一段时刻比生前还高，这有专门多缘故，其中一个要紧缘故是李鸿章持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这是曾国藩死后名声大显的一个要紧缘故。

三、曾国藩对后人的启发
（一）他能够启发我们，平民子弟照样能够成大事，获高位，享大名，改变命运的关键在自我奋斗
曾国藩是一个农家子弟，没有任何靠山，完全靠自己的奋斗来成就事业。

我能够举一个例子来讲明那个情况。

据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记载，当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跟他讲过“农家多出异材”，并以曾国藩、梁启超为例免励他。

（二）中等资质者同样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关键在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