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

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湘军有专门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

当时野史记载，关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能够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

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差不多上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受。

曾国藩内心所以明白如此的局面。

一方面他需要如此，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阻碍。

他是如何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要紧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领。

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

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确实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因此军队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

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专门清晰。

因此他要给朝廷造成那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

因此他在创立湘军时，就赶忙擢升一个满人塔齐布做那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

那个人本来是一个专门小的官，大致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擢升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

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

曾国藩事实上最不喜爱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

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如此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确实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专门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专门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

这是专门可笑的情况。

曾国藩那时差不多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专门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

这专门惊奇！所以有个理由讲，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差不多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

但从感情上来讲，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第一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

只有七天，赶忙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

事实上那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劳累干了五年，能够讲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

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旧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

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方法，叫他出山，仍旧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

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形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如此的，而关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模样？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

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应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得一个七品官员。

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差不多是安徽巡抚。

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擢升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刻里，持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

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

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

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

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赞扬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

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刻，左宗棠确实是闽浙总督，差不多跟曾国藩平起平坐。

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奉献更不能跟他比。

然而确实是那么几年的时刻，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讲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生活，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致有这么几个缘故。

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赶忙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讲曾国藩现在只是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

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缘故，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

史学界也一直有如此的争辩：湘军是“勤王”之师，依旧“卫道”之师？那个缘故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闻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

这篇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

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

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

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然而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

你什么原因不讲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

因此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专门犀利的文章，然而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专门长时刻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缘故，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

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只是是他的偏师而已。

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因此朝廷要压他。

同时要迅速擢升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

专门是关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领，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专门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

这种谋利要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截了当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儿索取。

我刚才讲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专门尊敬，这是什么原因？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

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

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讲了如此一番话。

他讲，我那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

他做他的官，我们仍旧靠种田吃饭。

我们在家里依旧种田，不要去苦恼他，以免分了他的心。

关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份礼物。

因此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专门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承诺他。

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钞票，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

因此曾家人直截了当利用他的不多。

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

曾国藩专门注意限制这一点。

我们都明白曾国藩治家专门有方也专门严。

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期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要紧的目的。

另一个目的确实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期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苦恼，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专门注意。

例如他的亲小孩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亲小孩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

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圆，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

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点。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讲，依时而变，左右逢源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讲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

讲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

原先只讲八股文，后来才明白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咨询在那个地点。

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

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

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那个情况确实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静。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

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如此的气概。

当时他有一副专门有名的对联，我现在能够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确实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在一个专门时期需要如此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

这确实是申韩之术。

然而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

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

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如此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因此他后来逐步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

我的小讲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讲那个情况，讲他当时的病要紧是心病，所谓岐黄能够医身，黄老能够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

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域。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翻开中国史册，常见如此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

人们都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

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专门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前面，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

这种情况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

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妨，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得，则属主观的缘故。

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域，专门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讲，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通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小心。

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讲尽，一面在背地尽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那个局面看得专门清晰，然而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

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曾国藩面对那个局面，要紧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夫同作战的友军。

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那个情况，讲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

那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事实上认真想一想，也是事实。

如果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如此的战功。

（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

（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

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颈项上的剑。

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排除了。

最后达成一个交易。

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

然而，这些钞票都入了私人腰包。

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钞票了。

（4）赶忙裁撤厘金局。

厘金局确实是收买路钞票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