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王国中的人》课外阅读

的初学者课程，所以我们免费获得了一位专门教我们的老师。她是位严厉的中年妇女，用的教学方法就像是我们瑞典几百年前的方法。
起初的学习艰难乏味。每天20个汉字，一周学六天。每天第一节课总是先做家庭作业小测，然后过一遍要新学的汉字，从来不介绍任何汉字结构，或者此字在甲骨文或金文中的古老字形。只是重复、重复、再重复。每周的最后一天则是总复习，把本周所有学过的汉字全部温习一遍。
正如我在《汉字王国》的前言里写道：“我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和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的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当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正是中国大量50年代考古发现被出版成册的时候。去之前我在瑞典是学美术史的，很多的课程都和考古相关，所以很自然地，我也就开始研读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譬如关于邯郸、安阳、半坡遗址等详尽的报告都不贵，所以我就把能找到的都买了下来。这些书在我教汉语时帮上了大忙。书里的那些照片恰恰是我讲生字的历史时给学生提供的最佳背景资料。我在这些书里找到极其精细的图画和照片来说明那些考古发现，而这些图片让人对一些汉字的形状来历一目了然。譬如，鱼、夫、目、面、耳、齿－－这些书整本整本都是这样的图片。有了这些图片，我的学生们不仅学得快记得牢，他们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学得兴致勃勃。
这也是十年后，当我开始教授汉语时，我为什么会想给我的学生带来我在古琴协会所经历的东西的原因，我想让他们从各方各面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让汉字与中国古老辉煌的文化相依相衬。在瑞典教汉语
1962年的冬天，我因为个人原因不得不离开中国－－我丈夫已经受够了这里。而那时我对中国文化和音乐的理解才刚渐入佳境，还有那么多没有学习和体验的东西，这让我觉得很不爽。但是生活有时并不会给我们留有选择的余地。那时如果我能预见到1972年之后我能够一年一次甚至几次地回到中国，就会坦然地离开了。
然而在当时，要获得留学签证很不容易。起初，驻瑞典的中国大使馆官员态度非常消极。他们首先会问：是谁派你们去的？哪个组织？哪个政党？我们解释说我们完全是个人想去，我们已经攒足了在中国生活一年的费用。我们跟任何组织或政党都没有关系。但文化参赞明确指出：中国大学不接受外国学生的个人入学申请。
无奈之下，我们开始搜集包括高本汉在内的重要学者的推荐信，甚至还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六世的许可书。一年多后，北京大学发来了入学通知书。1961年1月2日，我们离开瑞典，开始了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两年时光。因为在学期中入学，没有适合我们
为了让他们能记得更牢，我开始将课本里我们见到的生词都整理出来，这个词汇表很快就堆得老长。这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公众来讲，这些词汇或许可以结集成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呢。
重返中国
1972年冬，当我再次申请去中国的签证时，一切都很顺利。这次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去的。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呆了一个月。每天从早到晚，我们密集地参观学校、医院、工厂、托儿所、村庄。也许是因为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帮助我们安排了这次行程，所以一路绿灯。
信是6月中旬发出的。当时，我以为大伙都已经去休假了，而接下来的秋季要举行选举，所以我以为文化部的回复估计得到11月了，而且很有可能是个“不行”。但是，有时候，生活就那么奇妙。两个星期之后，我就收到回复：秋季那个学期开学后就开始吧。
我很是吃惊。我没有任何课本或教材，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教汉语。如果是教中国历史，我可以如鱼得水地完成，但这是汉语啊！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做课本教材。我买了一台复印机，把我在北京用过的课本章节和一本美国出版的课本里的笔画笔顺图解等都复印了下来。秋天开学了，我进到学校的七个一年级班里给他们挨个讲：你看，这是木、日、月、女……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校长已经同意我们增开汉语课了，谁想学都可以从原来的语言课转过来。23名学生报了名。就这样，瑞典的教育系统里从此里有了汉语教学，我对《汉字王国》的探索也从此开始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初到中国
话说1952年，我高中毕业，之后的九年时间里，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不同的科目：艺术史、历史、语言学。瑞典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做一辈子的大学生。
后来，我在希腊住了几年，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音乐，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鲁特琴。当我28岁时，才开始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高中安顿下来教历史。我喜欢教书，但又不甘心这么早就安定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对欧洲文化非常熟悉了－－花了12年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意大利语也不错。但我渴望体验并了解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也许我可以学一下汉语？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高一年级语文——《我的汉字长征》
课外阅读
阅读与反思
我的汉字长征
林西莉
我花了十五年写成了三十多万字的书《汉字王国》。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选择去过我的一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走同一条道路。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汉字的感情，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花了十五年写成的三十多万字的书《汉字王国》才是答案。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一本关于汉字的书。要了解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要这样写，说来话长－－但没有这个有点长的引子，我不可能最终完成这样的汉字长征。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好事多磨。虽然，我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教授历史和教授外语的方法完全不同。我唯一认定的是，我绝不要用像北大教授汉语那样的办法。
所以我主要借鉴了高本汉当时让我们对汉语产生兴趣的办法：让汉字活起来。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些字简直太美太生动，所以我也想让我的学生这样对汉语着迷起来。当我用自己编创的“课本”要开讲下一课时，我一般都会先从生字开始，给学生们讲这些字最初在甲骨或青铜上的样子。
1964年回到瑞典后，我重拾教书旧业。有一天，我听到教务室里传来一阵笑声：“有18名学生提出申请，说课程里应该包括汉语！他们疯了吧！怎么可能？不说别的，上哪儿去找个老师去？”我的兴趣一下就起来了，说我可以试试。毕竟，我在瑞典和中国的大学里学习过汉语。这么着，汉语课得到批准开课。
这是个额外的课程，每个周一下午从3：30上到5：00。大伙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还得上课，开始时觉得挺辛苦，但是到五点钟下课的时候，我们又都觉得充实而且精神。当这个学期在6月份结束时，我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我的学生们也都签了名。我们在信里介绍了我们学校开设的汉语课，同时也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考虑将汉语列为第三语言（或者我们叫C类语言）。在瑞典，英语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的。四年以后，学生可以选择法语、德语或者西班牙语。再过四年，学生可以再选择一门外语，这时候，他们已经长到15、16岁了。
当春天来了，树木复苏了，长出了新的叶子。然后在树丛中、树枝上，到处是人。平时在路上悠闲散步的大学生们不见了，他们像山羊一样采集树叶。我向老师抱怨说：“这是一种破坏行为！没有人能制止他们吗？他们在破坏树木！”我的老师平静地说：“你要知道，他们半个冬天没吃到任何绿色的东西……”
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突然用另外的眼光来看待华北平原上的树木。它们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们被过多地索取。人们无法想象自由的参天大树，那种形象一定很特别。而“木”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叶子，只有干和枝，在冬天的天空下树黑乎乎地站着，没有任何美感，一种单调但真实的形象。这个形象一直与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树与一个“木”字立着的形象相连。
渐渐地，我们得开始用学过的汉字写短文。多亏了我们还带着高本汉的《古汉语字典》，才能独立地对汉字进行分析，这也成是我们理解和记忆汉字的唯一方式。
我们学习的课本和句子都是政治挂帅，比如“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公社好！”。几个月后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就跑去问老师能不能找些不带“色彩”的读物，比如成语故事等。她一开始很生气－－也许只是装出生气的样子来，不过还是去和上级领导讨论了这个“问题”。最终，领导同意她将政治性教材换成精彩的传统故事，如“东郭先生和狼”“牛郎织女”和“曹冲称象”。
那时，我开始怀着最浓厚的兴趣观察我周围的世界。每样东西，每一个细节都那么重要。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能会发现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我越是认真地观察，我就理解得越多，我对汉字的理解也更深。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大跃进”刚刚失败，随后一连几年食品很少。秋天连大白菜都很缺乏，每一片叶子都要捡起来，晒干使用。我们宿舍外的树刚刚落叶，有几周就挂满了白菜叶，好像给死人披麻戴孝。我来自另一种文化，人们已经忘记晒干菜的方法，因此这种景象是不可理解的。
1961年的冬天和来年都是那样绝望的年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政治运动，这个国家发现自己处在真空之中。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平等的社会突然成为非常遥远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陷入停滞。数百万的人吃不饱肚子，许多人就此消亡。所有的希望都被
舍弃。封闭、绝望，这就是我初来乍到时看到的中国。但在这个表象之下，古老的中国文化依然不屈不挠地残存着。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教授是我学习汉语以及决定去中国的关键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已经退休，但依然每个周一的晚上开一堂两小时的讲座。这对我来说太合适了：我白天教书，晚上听课。在课上我学会了如何使用字典来翻译他发给我们的课本－－孔孟重要典籍的影印本。
高本汉每教一个汉字都会把字的来源和已知原型告诉我们。他讲授的汉字，个个有史有据、鲜活生动、易于理解。在汉语言研究领域，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权威，但他对汉字的热爱依然不减当初。带着这股无法抑制的热情，他在黑板前侃侃而谈，直到粉笔灰像龙卷风一样环绕着他。他的博学，他对汉字的热爱强烈地吸引了我，他的课让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汉字越来越着迷。我和我的第一任丈夫决定一起到中国去学习现代汉语。
除了学习汉语，我很幸运能在北京古琴协会这样的地方学习古琴，而且是这里唯一的一名学生。成立于1954年的这个协会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闭了，但那里的环境和人改变了我的一生。那里的音乐学者和音乐家有着很深的文化造诣。他们对古琴音乐的诚挚热爱、无私奉献以及不懈努力让我印象深刻，让我心潮涌动，想要学习他们，像他们那样生活。他们是我遇到的最不同寻常的博学者，无论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无论是关于汉字、诗歌、瓷器、哲学、建筑还是音乐，他们都能给我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