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分析方法的综合性

第十四章词义分析方法的综合性

从对词义有了分析的时间起，也就有了词义分析方法的运用。两千多年前，人们对词和词义就进行过剖析，《论语·颜渊篇》记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里用单音词“正”来解释“政”，表示从政的要义在于行正道、主正义、立正身。“正”与“政”的语音又相同，给后代又开了根据语音来解释意义，即所谓“声训”的先河。《孟子·梁惠王下》也记载：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这是以多个词的形式来解释词义，显然其精确程度要比单音词来解释要大，像上面的例子就包含了被解释词的两个义素。而前面“鳏”“寡”“独”三个词共同的义素是“老”，差别只是在于或“无妻”或“无夫”或“无子”，释义效果相当简洁明了。

还有从汉字的构成方式来解释词义的，最典型的例子如：

《左传·宣公十一年》：“止戈为武。”

后来对“止戈”的“止”应是“脚止”的止，以此来表示行进、行动义，还是“制止”的止，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左传》原书之意来看，宣公所主张的武是“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之义来看，应是前者之义。又如：

《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公”“私”两字据形显义，针锋相对。从小篆之笔形来看，非常形象，直接从外观映射出了词义的构成。至于说到从先秦就有的古书注释，对词语词义的解释就更是普遍。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不要说是在对词义进行有目的的分析时要运用，就是在对词义的习得、理解、传布中也必定会用到词义的各种解析方法。但尽管释义方法从先秦就有了，有意识、自觉地、成系统地进行词义分析的方法还应是从汉代算起。传统所遵奉的形训、音训、义训、界说，或种种训诂体制，都在汉代的几部语言文字的经典著作及注疏著作中才有完整的表现。在现代，从西方引进，或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些诠释方法也不断涌现，如义素分析法、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等，将词义的分析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词义分析的方法，是在语言研究总方法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古往今来，研究语言的这么多学派，无一不是在对语言的总体看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和独特研究手段。语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于语言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于对语言属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开辟了三章专门论述词义的分析方法。它不仅仅是可供运用操作的具体分析手段，也映射出词义本身的内部构成、存在的形式、结构状态，反映出人们对词义的研究角度和深度。词义分析方法史，也就是一部词义研究史本身。

一、方法论代表了人们对词义构成的认识手段和水平

不同的词义分析方法体现了对词义构成的不同看法和认识水平。一种具体的词义分析方法总是对解释某一部分、或某一类词义会起到作用，这种方法的形成表示着人们在认识某种

词义过程中形成的手段和经验。

形训法是从汉字的字形上来解释词义，这是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古老的释义方法之一。几千年来，古人对词义的认识都是通过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书面词语进行的。由于古代汉语词主要是单音词，以至汉字与汉语词的关系几乎达到不可分，甚至是不必分的地步。分析汉字的形、音、义也就成了分析汉语词的意义、语音及书写形式。汉字反映出来的词语固定少变，便于流传保留，古代的经书都是通过它而记载传播，它因此而成为古代对汉语词语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古代的文字学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语言学，对汉字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譬如对“六书”的分析，对古音古形古义今音今形今义六者互求的具体操作，对以形求本义的运用，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音以生义、形以载义的认识，都取得了几乎是后无来者的成绩。形训的普遍运用，说明了人们对汉语词语的认识基本上限于古代的或已经凝固了的词语，在认识词义的过程中重视的是视觉感受而不是听觉感受。

形训法既受到汉字的巨大影响，也受到它的深深限制。随着汉字字形的历史嬗变，这一方法的作用正在受到威胁。假如是汉语的文字推行了拉丁化，汉字消失了，形训的存在基础自然也就不复有了。就算不走到这一步，在汉字脱离于小篆，走向隶、楷、行、草的结构和书写变化之后，形训的生命力已经大受影响。人们已经难以辨认“定”为“从宀从正”，更不要说去认“及”为“从又从手”所会出的“逮”义。汉字由象形向象意的变化，也就必定会影响到人们由形来认识词本义的能力和兴趣。

又如声训法，在秦汉就有了，可以西汉的《释名》为代表。引起人们相当注意的还有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而真正科学的声训法是在清代的古音学建立起来后才有的。在古音学建立之前，声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靠口耳相传个人体验，所分析的材料也零散不整。在古音学完成以后，大规模地探索声义联系也才成为可能。声训所解释的词义除了具体文章中的通假使用，主要就是用来阐释词汇历史发展中由同一源头繁衍而来的同源词同族词。它所诠释的意义比较宽泛隐含，这种词义在共同源头的同源词当中是普遍存在着，与能够具体运用的词义相去甚远。从古到今，人们对声训的评价最为相左，即便在今日，仍有人称“声训的训释极不准确，根本不符合语词的实际情况，违背了词义训释的原则”[1] 。这是把声训中的训释词与被释训词的词义关系放到客观对象对等的位置上来看的结果。而从词的意义成分有表层义、深层义，具体义与抽象义，运用义与词源义之分的角度来看，声训又确实是有它的存在价值。它对后者的形成和显示所起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不承认词有深层义、抽象义、词源义，也就失去了承认声训的根据，要承认也会是相当勉强，也就根本谈不上总结挖掘这一古老的词义训释方法所揭示的重要词义现象。

又如界说法，古今都可以用它来描述一个词的内涵外延，揭示词义的内部真实面貌。但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角度和深度都不同，再加上主观认识条件和能力的不同，使得既使对同一词义都运用界说法来阐释，所得出的结果可以微殊，也可以迥异。

而义素法的出现，直接受到现代语音学中音位理论的启发。它希望借鉴音位理论，象划分音位一样来划分语义。而探求语义内部的原子结构及排列顺序，又与入微地研究每一个个别对象的科学时代有很大关系。

在从事客观的、纯结构性的、以形式表现为主的语言研究时代，当然也就谈不上人文词义的分析方法。在对汉语开始进行人文性研究的思潮中，汉语的词汇词义领域首当其冲，人们首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开垦。对象和目的改变，也就必然会带来方法的改变，这时人文词义的分析法也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体现人文词义的构成？如何表述人文词义的存在？如何处理人文词义与结构词义的关系？都由研究对象的问题转变成了研究手段的问题。从结构词义分析法向人文词义分析法的转变，反映出深层的变化是语言观的变化、语言研究领域的变化、语言研究目的变化。

二、方法论反映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