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信息资源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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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RM学科的发展

物质、能源和信息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所依赖的核心资源有所不同。在信息社会，核心资源是信息。信息资源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数字化革命将使信息资源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财富，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不仅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还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战略价值，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凸显重要，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资源观念、调整资源战略、大规模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节约物质资源和能源，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道路。

IRM 理论产生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自产生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就IRM理论的起因而言，一则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信息系统的推广；二则归因于信息资源总量急剧增长所造成的信息供求矛盾的激化，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决信息实践中的种种问题，IRM 理论最初

萌芽于工商管理和政府部门这两个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引入了IRM 理论，并与欧洲学者有相似之处，即在引入理论的同时大量地植入了情报学等学科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IRM理论。现在IRM主要应用于政府、企业、图书情报及民间信息服务等领域[1] 。

一门学科的制度化，即形成稳定的学科规则和模式，应包括以下内容：学科职业的制度化、学习和训练的制度化、研究的制度化、交流沟通的制度化及评价和奖励机制的建立[2]。虽然IRM出现时间短，但在20 多年中，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我国不仅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期刊，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地区IRM中心（北京和大连IRM中心等）；而且成立了专门的IRM协会和研究基地（国家IRM北京和南京研究基地，国家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IRM 会议和论坛（如2004年人民大学IRM学院举办的“ 2004年中国IRM论坛”和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信息化与IRM”学术研讨会），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和专著；尤其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得到了发展：最先是一些相关专业开设IRM 课程，后来一些研究生专业开设IRM 专业方向，发展到设立IRM硕士和博士专业，而本科专业的设置，在2003年浙江大学、2004年四川大学批准开设IRM专业（由档案学、图书馆学合并调整）后，2005 年河北师范大学也被获批准增设IRM 专业，在此期间也有一些院系改名为IRM学院（系）。

2、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科一体化的发展图书馆、情

报、档案学科同宗同源，图书馆和档案馆最初是合二为一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三门学科进行了分流，经过各自独立的发展阶段，又各自为政地形成了三个系统。19 世纪初出现了图书馆学，19世纪末档案学开始形成，19世纪末20 世纪初出现了文献学，20 世纪中期诞生了情报学。这四门学科最初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图书资料，档案学研究文书档案，文献学研究期刊论文，情报学研究科学文献情报的机械检索。由于出发点不同，并且从产生之时就朝着建立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方向迈进（特别是情报学），因而它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呈现出强烈的“离心化”发展趋势。可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图书馆、档案、文献和情报工作的对象逐渐出现了趋同趋势——它们都要处理图书、期刊及其他各种数字文献。由于这些学科研究的对象都是文献，只是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必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在当代它们之间出现了“集成化”趋势。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老化周期愈来愈短，现代科学日益向微观方面纵深发展，分支学科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也越来越多，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向整体化发展，这标志着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级的综合阶段，“大信息观”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现象。

三个学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在20世纪50 年代已露端倪。196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改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 。1974年9月，该组织又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

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NATLB的计划。许多国家据此采取了推动图书情报档案综合发展的相应措施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是机构、工作流程，还是资源和事业都有共性，所以它们的一体化自然顺理成章。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的出现，三个学科更是错综复杂，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①研究对象的同一化；②研究人员的一体化；③专业教育的融合；④专业期刊的交叉。叶继元教授甚至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基本重合，作为过渡性名称，可以称为“图情学” [3] 。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机构进行了三者的一体化，从其表现形式分：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档案集中到某个部门管理，实现全部的一体化，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图书、手稿档案（包括23 位美国总统的手稿）和科技报告等，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还是情报研究机构；另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和档案相互交叉地保管在一个部门，实行部分的一体化，例如，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实现一体化，这种模式比较普遍，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图书馆等；也有的将图书馆与档案工作合在一起的，如玻利维亚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柬埔寨国家档案图书馆。但在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2.1 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将是失败的实践。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分别指导着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然而，那种追求自我完善的学科建设现状是无法为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目前，少数图书、情报和档案单位进行了一定的一体化实践，但其中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