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与元大都

没有元大都，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

13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的元大都城，奠定了今天北京的规模。明清两代在元大都基础上发展变化，基本上未超出元代的规模。可以说，元代的大都是非常关键的，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城。
辽朝的南京城和金朝的中都城范围主要在今天北京城区的西南、宣武区一带，忽必烈筹备造新城，选址在旧城区的东北方。为什么选这里呢？主要是考虑到水利问题，新城基本上以高梁河水系为中心。原来的老城被称作南城，新城被称作北城，在居民陆陆续续迁到北城之后，南城就荒废了。
郭守敬的贡献很大，他解决了水利问题，从昌平把水引到玉泉山一带，再由玉泉山脚经高梁河进入城内，解决了大都的用水困难。可以说，解决了用水问题，大都城才建立起来，比原来的旧城大了许多。
大都在中国都城建造史上是罕见的。原来这一带比较荒凉，只有一座金代的离宫大宁宫，在今天北海的琼华岛周围，元大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的勘察设计而建造起来的。
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不是过去常说的色目人也黑迭儿，而是汉人刘秉忠。
大都城的确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过去有人常说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色目人也黑迭儿，其实主要设计者是汉人刘秉忠。刘秉忠的学问很渊博，他的身份是个和尚，但对儒学、道教、阴阳五行都感兴趣，大都城的建造就反映了他的思想。
具体负责领导修建工程的包括汉、蒙、女真、色目等族官员。其中，行工部尚书段桢（段天祐）所起作用比较大，他不仅自始至终参与了修建工作，后来又长期担任大都留守，都城建成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墙、宫殿、官署、河道的维修和增设，也是他负责经营的。
大都基本上按照我国传统建筑格局建造，但也增加了一些其他特点。比如传统的建筑都是讲究对称的，前后左右对称，可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但是，在刘秉忠主持下建造的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东南西三面均是三座门，只有北面二门。元代官方文献对此无说明。但一些元代笔记诗文中讲到这个问题，说是十一座门象征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元代甚至更早就已经盛行哪吒故事。原本从印度传来，后来中国化了，佛教道教都把哪吒当成保护神。刘秉忠对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类都很通晓，大都城设计的这种神话色彩完全合乎他的特点。
元代开国皇帝忽必烈实际是蒙古第五代统治者，与前四代大汗相比，他采取的政策有较大改变。刘秉忠深得忽必烈信任，足见忽必烈本人对汉文化的向往。但忽必烈思想上还是有

矛盾的，既对汉文化充满兴趣，又热爱游牧生活。他原本想定都上都开平（在今天的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但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了更好地统治广大农业区，安定中原，最后定都大都。元代的政治中心其实有两个：大都和上都。忽必烈一年里有五六个月都在上都生活，在个人兴趣和政治利害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这与清朝统治者比较相像，清代行宫在热河，也是为了适应游牧民族的本性。

明代的北京在哪些方面继承了元大都
明代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了巩固统治，避免元代残余势力作祟，所以把遗留的元朝宫殿几乎全部拆除。后来，永乐皇帝迁都到北京，在原址上重新建造了宫城，但比原来的元宫城又稍稍往南移了一些。
大都奠定了后世北京的城市规模，元大都比明北京的规模要大。今天的土城遗址处是大都的北墙，很显然比明北京的德胜门更往北。许多胡同、街巷也都是元代成型的。还有水利工程，后代的水系基本上都是修大都时传下来的。而且，明清两代的水利规模都比元代小。大都时的积水潭就是码头，是很大的内湖，帆船可以从运河直接驶入，停泊在那里。明清两代都城水系的漕运功能就衰落了。

元大都呈现的是多民族的文化，它的艺术、宗教、水利、建筑等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大都有十万户，约五十万人，无论人口，还是规模，都可能是13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惟一能与之媲美的是巴格达，不过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时，巴格达遭到很大破坏。元大都呈现的是多民族的文化，它的艺术、宗教、天文学、水利、建筑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不仅仅是政治性的，更是文化上的。虽然政治上人分四等，南人最下，但是汉族文化在元代仍属于优势文化，占据重要位置，这在文学、艺术、建筑、科技等诸多方面都有反映。
因为元代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所以藏传佛教势力很大。伊斯兰、基督教文化都有影响。大都城内肯定有基督教堂。有些建筑是伊斯兰风格的。不过，元大都的具有较明显民族特色的建筑大部分被毁掉了，今天尚可见的就是妙应寺的白塔，还有土城遗址。白塔基本上是藏族文化的反映。

蒙古民族要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如此多样的文化形态，不能不采取包容的措施。再说，他们以弓马之利取天下，难免有点低估文化的作用，不像汉族统治者那般重视，这也是能够包容多种文化的一个有意思的前提。

外国文献中记载的元大都
朝鲜半岛上的不少高丽人到大都参加科举考试。李榖、李穑父子在14世纪高丽文学史上非常有

名气，他们先后考中元朝进士，中国文化修养非常深。李穑的《牧隐集》、李榖的《稼亭集》中的诗文都有对大都的记载。
高丽还有两种书，产生于元末，14世纪中期，一是《朴通事》，一是《老乞大》，对研究元大都历史很有用，从中可以看到大都当时的盛况。比较通行的是两书的“谚解”本。所谓谚解，因为朝鲜文叫“谚文”，这两书都用当时汉语白话写成，朝鲜文注解，所以叫“谚解”。两书是高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尤其前者，讲述渡过鸭绿江到大都的见闻，以及到了大都怎么做买卖，很有趣。
同是外国人的记载，它们与《马可·波罗行记》相比，角度不同：这两种书着眼于一般城市生活，作者通晓汉语，熟悉中国情况；而马可·波罗呢，根据现在的研究，他不懂汉语，也不懂蒙古语，可能会波斯语，又主要在上层社会活动，所以对中国了解不深，其记载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可·波罗行记》的争议很大，至今仍是如此，不过，凡持怀疑态度的大多不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的一般肯定它的价值，因为书中许多描述，不亲历就无法写出。《马可·波罗行记》的漏洞主要在于作者不懂汉语，接触不到民间生活，比如书中不叫“大都”而叫“汗八里”，就是突厥语“皇帝之城”的意思。

对元大都要广泛宣传，保护实物，多做研究
元大都遗迹历经战争动乱，保存得很少，现在元大都遗址公园已经开放，首都博物馆正在建造新馆，对大都历史都很重视，如果做好了，很有意义。对于元大都要广泛宣传，我们不仅保护实物，还得多做些研究工作。大都与其他古都相比，更有研究价值。公园、博物馆建好之后，最好有一些准确的说明文字向参观者普及相关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