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

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

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

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

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

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

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

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

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

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

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

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从一开始办报就注意到报刊所具有的强烈政治性和党派性，重视报刊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

其次，开民智、造新民是梁启超一生新闻思想不变的内容，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报刊编辑观等四个方面。

（一）报刊功能观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

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报馆怎么“去塞求通”改变因塞受侮的现状？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主体是报馆；“去塞求通”的途径和方法，就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5]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6]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

报馆监督政府应当“如父兄之视子弟……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应当“务其大者远者”，当纠政府之大局，当“监督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应拘泥于细枝末节。

[7](2)向导国民的功能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报馆是“鉴既往，导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养普通之人物者。

”[8]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3、报刊功能实现的四项原则那么报纸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各项功能呢？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提到办报四原则：一曰宗旨定而高。

梁启超认为办任何事都有宗旨，办报也是如此。

“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报馆宗旨应不为谋私利，不媚权贵，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9]二曰思想新而正。

这里的新指“万国之新思想贡献于其同胞者”，“报馆之著述者，贵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应依据国史民情选取“最有利而无病”之新思想，“而后以全力鼓吹，是之谓正” [10]。

三曰材料富而当。

梁启超认为报刊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报刊对要刊登的材料“选择极严”，“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 [11]。

四曰报事确而速。

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或访问，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

”[12]一定为求准确无误，错了要公开纠正。

（二）报刊舆论观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把报馆等同于舆论中心，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

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1、区别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在谈到舆论的重要性上，他说“舆论之足以为重于天下”，且区别了健全舆论与不健全舆论：“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 ，舆论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人意思之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

[13]他认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

2、报馆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有五要素梁启超认为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有“五本”：一曰常识。

就是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在报事和论述时有根据，有凭借。

梁启超认为，常识是普通学识，它包括：自然界，社会界的重要现象和原理、原则；本国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实；目前陆续发生之大问题、其因果和背景。

二日真诚。

至诚才能打动读者，至诚才能形成健全的舆论。

怎么做到真诚？就是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

三曰直道。

造舆论者，要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重，要不畏强暴勇往直前。

若遇强权威逼便“依草附木”、一味迎合，这样形成的舆论非舆论，而为“妖言”。

四曰公心。

不能以个人或党派之私来判断是非。

五曰节制。

就是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做偏至之论。

梁启超将以上五点中前三者归为“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归为“保健之要素”。

3、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

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

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14]；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

……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龚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15]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他深切感受到，无经济独立能力的报业，要求生存，要求自由发表独立的言论，是何其艰难。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两种功能梁启超早期就认识到报刊具有“去塞求通”、“通上下内外”的功能，这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而言，报刊通过传播信息，国民知晓后形成话题，从而形成、反映舆论。

后来，梁启超提到报刊“监督政府”时，明确提出舆论监督的概念。

他说：“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

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

”[16]梁启超论述了舆论监督的必要性：人性有弱点，需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对其监督、约束，以确保政府履行本职；政府的权力受托于公众，所以要受到代表公众意见的舆论的监督；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特点：舆论监督即“名誉监督者”，它区别与法律监督和宗教监督，它不使人服从、信仰和畏惮，“却隐然示人”，若无视舆论监督将不容于社会，将于乐利有所损；他还明确了舆论监督主体的地位：报馆和政府地位平等，认为报馆和政府如父兄与子弟的关系；最后，他分析了舆论监督的方法：需教导、扑责，需监督政府的全局、大政方针，要区分主次、轻重，着眼于全局。

（三）党报理论梁启超承认报纸的资产阶级党性。

他认为党报宣传是政治斗争重要舆论工具。

在他看来“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

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

”[17]梁启超非常重视党报宣传的作用。

他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支持，是政党（主要是指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工具。

在戊戍维新时期，《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和《时务报》都具有十分浓重的政治色彩，鼓吹变法，反映维新派意志，为其政治经济利益呐喊，具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

变法失败后保皇会机关报，以《清议报》、《新民丛报》最重要，鼓吹保皇立宪；梁启超曾指《新民丛报》实为“吾党一生力军”，他于1907年4月筹办《政论》月刊时，更明确谈到“党报将出”，“先造此基础，为立党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