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终点与起点_评_浮出历史地表_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３－１０作者简介：惠静（１９８７—），女，陕西延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终点与起点———评《浮出历史地表》惠　静（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２）摘　要：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当时妇女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这部以女性主义视角和立场写作的文学史著作，以其新颖的思考方式、深刻的洞见对现代女性写作和八十年代之后的女性研究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见解。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文学批评；《浮出历史地表》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８７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７０－０４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２０世纪文学批评中重要而充满活力的流派之一。

它对整个西方思想文化产生的震撼和冲击一直延续至今。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开始了这一批评模式在中国的理论旅程。

通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脉络的掌握，可以发现对于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是一种阶段性的递进，经历了“一个前冷后热，目标比较模糊泛化到比较清晰集中的过程。

”［１］（ｐ３４）其中学术界的有识之士的参与和讨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参与与讨论，使得女权主义理论从最初的小范围的、小心翼翼的译介到被越来越多的学界中人所关注，它的影响也从文学领域伸展到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

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在１９８９年《上海文化》的“女性文学批评”专栏中的女性专号首次发表。

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当时妇女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一些论者认为“因为有了这部著作，中国大陆的女性主义批评才名副其实”［２］（ｐ２）“直到目前为止（１９９７年），本书代表了这一领域里研究的最高水平。

”［３］（ｐ２１０）这部出版于１９８９年的著作，在理论上表现了当时富有胆识的彻底性，以及在对文本重读过程中一种意识形态话语拆解的游刃有余，和其中论述的精彩巧妙，使其成为一部具有奠基性与开拓性的厚重之作。

本文就将从该本著作的写作思路、研究方法与立场以及对于现代女作家研究的内部逻辑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拆解性的颠覆———写作思路的探讨罗兰巴特的有句名言：“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社会秩序，就让我们去颠覆语言秩序。

”［１］（ｐ１）这句话被反复引用。

而在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家中，有着十分明确的颠覆意识和颠覆目标的，就要首推孟悦、戴锦华的这部作品。

在绪论中，作者就交代了本书的写作思路。

它从女性立场、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这种重构的方式恰恰是通过对过去理论建构的消解和拆解来完成的。

在绪论第一篇《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前面的论述中，作者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大厦进行复原，这种复原恰恰是拆解的前提。

如同拼图一样，在对每一块拼图结构的过程中来发现每种元素是如何进入这座大厦并发挥自己的作用。

首先是对父权社会秩序的复原，“从男耕女织到父子相继，标志着父系社会统治秩序的最终确立。

”［４］（ｐ５）父权社会的统治秩序要想得到确立，必须经过的关键性枢纽就是家庭。

由此作者认为，家庭是专为女性而设的特殊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　２０１１年５月第２１卷　第３期榆林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ａ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２１Ｎｏ．３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职意味。

通过这一作为女性永恒的囚牢、作为对女性的强制工具的家庭，父系社会从两个方面或者说分两步确立了自己的统治秩序：首先，由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大多数的责任，这使得家庭或氏族像一面“人墙”，将女性强行排除于社会主体生活之外，无法参与到父权社会的统治活动当中。

其次，虽然将女性排除于主流之外，但女性又是父子关系存在的前提，所以父系社会又势必以某种符合统治原则的方式将女性重新安插在自身秩序里。

在这样的过程中，将女性、异己他性的本质转化为可接受的东西，如传宗接代工具或妻、母、妇等职能，从而纳入秩序。

作者通过这种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层层剥离，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父系社会的建立是以对女性的被压迫和被奴役为前提的。

之后从人伦统治的确立到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的编码方式和语义系统，都是以男人为主导的，孟、戴通过对其中诸如“妻，与己齐”、“妇者，服也”等话语的拆解，不仅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女性生存处境的认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理论叙述框架，这就是不断地对现存秩序、话语的“解码”、“去蔽”，探讨女性生存与意识形态、权力网络的关系，进而去发现被层层包裹着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构成机制，揭露这些机制一旦形成之后的压迫性。

孟、戴以这样的叙述达到了两个目标，“第一目标完全是女性主义的，就是拆解男性统治大厦，让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第二目标则是超女性主义的，它的拆解方式适用于一切产生主流、中心、权力压迫的领域，包括以正统、正宗的方式和名义确立的秩序、规范、尺寸与标准，达到一种真正的反抗与颠覆。

也正是第二个目标使得这本著作产生出震慑人心的力量。

”［４］（ｐ７２）所以说，这种重构之后又拆解的写作思路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颠覆。

二、始终与女性站在一边的研究方法和立场《浮出历史地表》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誉，“浮出历史地表”这一说法也由此成为后来女性文学批评者惯常用的表达方式。

这部著作中应用的一些研究方法和观点在之后的女性文学研究中也被经常使用。

这本书主要侧重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创作加以考察，这种考察与以往的现代女作家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渗透着很强的女性主义色彩，对现代的女作家用一种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审视，摒弃了以往现代文学研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运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加以解说。

在绪论中有这样一段：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力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

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重新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并正在如何生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将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性别斗争的历史，事实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的东西。

“颠覆”、“重构”这些词里有着强烈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色彩。

８０年代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使得戴、孟两位学者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但是她们并不是对西方的理论和批评话语一味的模仿和追随，而是娴熟运用了有别于主流的话语方式，并且使用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拿来为己所用游刃有余地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进行批评、探讨。

在对书中选取的现代女性作家进行论述时，二位著者鲜明的女性立场清晰可见。

对于作家的评述她们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鲜明的立场，这也是一部具有建树的文学史作品应该有的品质。

不是人云亦云的泛泛而论，也不是模棱两可的周旋迂回，而是在对一个作家定位与对其文学地位进行判定时，用自己敏锐的文学眼光与犀利的批判标准进行自己的判断，不受以往研究的束缚。

三、矛盾与选择———论述女作家的内部逻辑将几千年来女性所处的父权社会进行了瓦解和颠覆之后，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找到女性的地位。

鲁迅的“我是我自己的”是一种富有力量的呐喊，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喊出了她们对自己地位的认识和觉醒。

但是摆脱了女儿、妻子、母亲等通过对他人的依附才能产生的角色，女性自身到底是什么呢？身为女性“我到底是谁”？这成为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于是，作者引出了“男性大师们”，他们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刻画和定位的同时将女性再一次纳入自己的意·１７·惠　静：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终点与起点———评《浮出历史地表》识形态架构中。

比如祥林嫂、比如子君、比如白毛女。

在这过程当中“女性从牺牲式的祭品变成取之不尽的奉献者，继而变成被拯救的价值客体并获得拯救，……这些形象的内涵都不是自足的，都有待于作品之外的另一个主体，……也就是在这里，解放了一小半的女性遭到了无意的背叛，她们在走到主体之前先成了新的话语世界的新客体。

”［４］（ｐ３８）也就是说，在女性“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开始想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之时，她们遇到了来自时代语汇系统与自身经验双向的挑战，一方面，汇入时代语汇意味着她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声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继续坚持将自身作为女性的经验表达出来，就使得女性退出主流，走向边缘，这种边缘化的地位使她们的声音变得脆弱，无法进入主流视野。

不同的女作家在挣扎于这两者矛盾以后都有了自己的选择。

有的屈从于主流意识形态，有的潜入对女性经验的不厌其烦的描述，还有另辟道路者，或是荆棘或是蹊径。

孟、戴二人以这样的内部逻辑为前提选取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

下面选取的丁玲、萧红、张爱玲等人都是在书中论述极为精彩并且能够反应全书内部逻辑的。

１、在夹缝中屈从的丁玲。

丁玲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作家在主流语境中屈从的状态，所以选取她极具代表性。

以往在分析丁玲文学创作几番变化的问题时，批评家们一般都是用社会环境变化来理解，在丁玲前后时期“革命性和文艺性”的问题上进行模棱两可的解释。

而孟、戴在这里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对丁玲的转型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和立场鲜明的评价。

在创作初期，丁玲采用一种异于主流的视角来描写女性独有的经验，也就是书中所说的“异己感”与“批判性”，正是这种重要的写作品质使得她笔下的梦珂和莎菲女士成为了“五四以来第一声真正女性的绝叫”，这声绝叫是振聋发聩的，同时也是异常孤独的。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感，丁玲只有放弃异己的立场，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走上“历史正路”，虽然在中间她的女性意识回光返照般觉醒过，比如《三八节有感》，但接踵而来的批评声又会将丁玲作为女性的独立意识淹没。

最终“成为一件随时听令而动的武器”。

作者的结论非常沉重充满遗憾：“丁玲顺从时代潮流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不无损失，抛弃女性自我的结果不仅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历史价值，也意味着抛弃、压抑、丧失五四时期初露端倪的批判传统，……丁玲的穿凿道路也代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只是在异化环境中才有所觉醒，但随着都市生活的文学价值在左翼阵营中遭到冷淡，这一性别意识重新流入盲区。

”［４］（ｐ１３３）从这种思路清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鲜明的立场，而不是左右逢源的含糊其辞。

２、无意选择的选择———张爱玲与苏青。

在面对时代语汇系统和自身经验的两难选择中，出身于旧上海的张爱玲和苏青显然选择了后者。

她们用一种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用苍凉的笔触勾勒自己心目中世俗的世界和人心，像“碎片”一样跌落于正宗文学史的缝隙之中，也正是在这种缝隙中，一种女性立场和女性话语开始悄然确立和生长起来，她们也从往昔的女儿真正的蜕化成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