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与《保卫马克思》

阿尔都塞与《保卫马克思》张一兵【专题名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专题号】A1【复印期号】2003年01期【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02年05期第79～87页【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内容提要】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是上一世纪后半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本文着重分析了这一文本形成的特定历史语境，即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非斯大林运动中的严重思想混乱，特别是阿尔都塞此时着重批判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凸现出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思潮，以及他用以“保卫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辩识。

【关键词】阿尔都塞/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前置20世纪50-60年代，正当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达及巅峰的时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却凸现出了一种与人本主义倾向截然相反的科学主义理论思潮。

这一思潮的核心是以实证科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从而导引出一条异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导逻辑并与之相对峙的新的思路。

它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悖结的表层突现，这也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片面倾向必然互补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逻辑倾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旗帜下的主要是法国的阿尔都塞、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以及较晚出现的英美大陆的功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

其中，阿尔都塞第一个观点鲜明地提出了要在科学的立场上“保卫马克思”的战斗口号。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中，这是划时代的重重一笔。

一、阿尔都塞为什么要出来“保卫马克思”从理论逻辑上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主导本质的理论反拨。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一思潮得以突现的特定的历史情境，这就是二战结束后西欧工人运动再次转入低谷，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打着“反斯大林主义”旗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这股思潮背后，西方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则是其深层的思想基础。

正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软化为抽象的人性、总体性和异化之类的非科学规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本身丧失了强有力的战斗性。

由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重大的危机，必须起来“保卫马克思” ，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质。

在这一点上，阿尔都塞首开先河，功不可泯。

我说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后就是一种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思潮。

在2 0世纪30—40年代，由于自然科学的总体革命，人们对战争灾难的理性反思以及西方新人本主义成为显学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流又直接依托人本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面公开招展的旗帜。

而二次大战以后，一些新的历史因素又促使这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倾向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和西方左派思想界进一步得以泛化(参见拙著：《折断的理性翅膀》，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苏联为核心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可是由于苏联当时对内对外政策的某些失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实行不平等的强权政治，加上理论上严重的教条主义，造成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

1947年10 月，苏联领导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联合组成的“情报局”，强行实施并不适合西欧工人运动的具体实际的路线和政策(强求西欧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引起了刚刚从残酷的战争中摆脱出来的西欧某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极大不满。

1948年6月，由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企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进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改革，结果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

这又引得人们对斯大林式的大国强权主义的深深厌恶。

一些西欧共产党的领导人痛心地说，“如果在共产党内部连起码的平等都没有，还谈什么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具体到理论研究上，斯大林教条主义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一切。

这不仅发生在前苏东国家内部，而且殃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那时，在欧洲共产党的哲学界中，“ 哲学家不研究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页)要么是无产阶级，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革命，要么反动。

“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求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意识形态”。

这是我们也多么熟悉的一个时期!作为一名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阿尔都塞痛心地说：“我们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在这条专横路线统治下，只能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盲目信仰，或者被迫信仰，再不就是尴尬地装聋作哑，绝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页)由于一味地去搞阶级斗争，“就哲学来讲，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

这很像我们自己的老师辈今天常说的话。

“只要他为了党去讲哲学和写哲学，他就只能人云亦云，只能对著名的引言在党内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不同见解。

我们在哲学界没有听众”。

这是阿尔都塞对当时情形发出的哀叹。

哲学家没有自己的独立精神个性，只能按照同一种声音去鹦鹉学舌，这绝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可能真正赢得听众。

阿尔都塞将这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指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种非科学的“冲击”。

显而易见，他并不赞成这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注意到，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阿尔都塞原来是曾经身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释框架之中又转而反对这种意识形态构架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异质点(另一个有特色的是卢卡奇的之字形道路(参见拙文：《深度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卢卡奇》，《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

可是，他对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了让别人起码能听得下去，不得不把自己乔装改扮起来——他们这样做完全出自自然的本能，而不怀有任何策略的考虑——，他们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而不惜冒弄假成真的危险”(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页)。

前者如陶(陶(Tran-Duc-Thaoc，1917—1993)：著名越南裔法国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后者如列弗斐尔和弗罗姆。

阿尔都塞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

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我发现，这种情形其实也发生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域中)。

1956年，情形急转直下，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接踵而至的波匈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使原有的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促发了在人们内心中长期压抑的种种不满情绪的表面浮现。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在苏共内部特别是在和其他共产党的关系上所表现的所谓种种“暴虐行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一夜之间成为法西斯主义式的暴君。

由于这种对待斯大林的非科学的简单化态度，也就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偏激倾向。

这使得各国共产党和左派人士大为震惊，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刻之间却成了丧失人性的希特勒式的暴君，在这种突然的断裂中，人们不是对一个个人，而是一种信念发生了动摇。

人们的思想出现了极大的混乱。

人们“不仅把斯大林应负的罪责和错误，而且把我们自己的失望、错误和混乱，统统推到斯大林的身上”(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页)。

关键在于，这种对斯大林以及苏联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失误的批评，在思想根源上被错误地诱导到一种人道主义的注解中去了。

一些人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主要源于苏联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非人的”教条主义，而更多的“ 罪行”都归因于斯大林个人对人性的粗暴践踏和蔑视，由此从逻辑理论上得出的结论便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沦丧的人学本质了。

行文至此，我又想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那一幕，卢新华的《伤痕》和白桦的《苦恋》导引出一种非常感性的人性的屈辱情景剧，毛泽东过去定义人的基本属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开始悄悄地变异，先是论证共同存在于不同阶级之中的人的自然性，然后“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逐渐叠化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当人们去论证“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时候，人学异化史观就一定会按时到场。

邓小平即时地中止这种形而上学式的美学救赎论，是因为他深知现实的中国大地首先需要是“非人的”科学与生产力的真实发展。

阿尔都塞固然不赞成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经济决定论，但对斯大林主义的简单颠覆导引出来的这场“人学”复活却是警醒的。

他称斯大林逝世和苏共“二十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种)冲击”。

当“教条主义说教一旦被证明在理论上一钱不值以后”，出现的情况就是科学理论本身的被废弃。

之后的哲学，已经“作为实用主义、宗教或实证主义而死去”(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

作为一种绝望的补偿，人们“热衷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意识形态火焰里重新发现自己炽烈的热情”(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页)。

津津乐道于“人的本质”、“主体”和“劳动异化”，并用这种激情挟击非人道的现实，从而同样远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也使一些人产生了一种狂热，仓促地把他们获得解放的感受和对自由的喜爱这类意识形态言论宣布为哲学”。

情绪和义愤恣意充当起哲学，人的悲剧性生存情境的反转伪托成一种人学狂热，以一种意识形态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这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从教条主义时代断裂中发生的共生性现象。

对此，阿尔都塞曾有一段十分重要的描述：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普遍地被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当作一种“解放”。

这种“解放”产生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反应，即“自由主义”和“伦理”倾向，它自发地新发现了“自由”，“人”、“有人性的人”和“异化”等陈旧的哲学论题。

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确实包含了一种关于人，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哲学的全部论点。

这些情况自相矛盾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面。

自3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

这些早期著作，开始是一点一点地，以后又是大规模地被用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新的解释。

今天，许许多多被苏共“二十大”从斯大林“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正公开发展这种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的论题和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人本主义”解释，正逐步地不可抗拒地把自己的影响强加给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阿尔都塞：《致我的英文读者》，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5期，第153 页)。

这就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阿尔都塞的评论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托底之论。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派一下子获得了众多的拥护者，似乎人本主义的马克思果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形态，社会主义果真成了一种趋向人道主义的现实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