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

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若将其内涵及外延做进一步拓展，它便不仅仅停留在南方，而由南方扩展到内地乃至走向海外。

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微严格的界定，那么，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工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30年前，怀揣梦想的各地青年涌入深圳。

他们带来了掘起热土的力量，也催生了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

深圳是打工文学的策源地。

1984年，《特区文学》刊发了来深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成为全国打工文学的“头炮”。

深圳更是打工文学的举旗者。

上世纪90年代起，深圳打工文学作家队伍迅速壮大，《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轰动全国。

在迈向市场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打工文学根据时代变迁作出适时调整，日渐成熟。

如今，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深圳文化品牌中一张闪亮的名片。

二十多年来，深圳打工文学的发展，是一条由幼稚到成长再到成熟的生命轨迹。

雏形孕育：真情笔触引发共鸣打工族背井离乡，在卷入城市化进程后遭遇种种困境。

一方面，他们具有传统农民文化资源稀少、无力争取权利等弱势群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城乡差异触发他们情感错位，“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

这些被压抑的情感成为打工文学崛起的原动力。

自1984年诞生第一篇打工文学作品以来，无数个“林坚”开始动情写下“别人的城市，自己的文学”，奠定了打工文学日后发展的基石：刘澍泉的《深圳临时工》多角度解释深圳几十万临时工的奋发与悲欢；陈秉安的《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书写20万女临时工的爱欲渴求，生动呈现她们的生存图景；蛇口一工地围墙上还出现了这样几行字：“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眩晕，七滴眼泪，八把鼻涕……”，成为“打工诗歌”的源头。

深圳大学教授胡经之这样评价打工文学的诞生：“它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与理想追求，以形象、鲜活的文字，记载了当代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过程的精神历程。

”打工文学勃然兴起之时，《特区文学》等杂志开始为这一类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

1988年，由宝安区文化局主办的《大鹏湾》创刊。

这本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追求打工仔文学特色的刊物成为打工文学的“黄埔军校”，受到广大打工者的欢迎。

戴斌、谢湘南等一批因创作打工文学而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家、诗人，其成长都离不开《大鹏湾》的丰厚土壤。

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打工文学研究专家杨宏海认为，在深圳这个外来劳务工远超过原住民的城市里，打工文化与打工文学从萌发时开始，就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扶持。

羽翼渐丰：第一代作家掀旋风打工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涌现了以林坚、张伟明、安子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

当时，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的文坛，掀起一股旋风”。

这是打工文学的高产阶段。

1992年，海天出版社推出“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其中包括报告文学集《青春寻梦》，安子的《青春驿站》，林坚、张伟明的《青春之旅》等八部作品。

当时担任《青春寻梦》主编的杨宏海说：“这些作品大都属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

它们以真实性的笔触、原生态的信息，公开了‘打工一族’鲜为人知的生活，引导读者了解打工阶层乃至整个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间的新关系，以及劳资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社会现实。

”这些饱含真情的作品在打工族间反响强烈，《大鹏湾》仅单期发行量就在10万份以上。

在“打工文学系列丛书”中，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尤为值得关注。

作者安子通过16个打工妹的故事再现了打工妹的复杂心态和“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太阳”的执著追求。

该作被《深圳特区报》、上海《文汇报》等多家报纸转载。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彭学明认为，《青春驿站》文字粗粝，故事简单，其文学性远远不及后来郑小琼、王十月的作品。

“但《青春驿站》巨大的真实性，却掀起了打工文学的狂潮，这种情感的共鸣，是作品成功的最大因素。

《青春驿站》的真情实感，是对披着华丽的文学外衣却不知情为何物的垃圾作品最大的打击。

”鲲鹏展翅：新生代向新高度进发进入新世纪以来，深圳打工文学迈向新台阶，崛起了王十月、戴斌、谢湘南等新一代打工作家和诗人。

2005年，共青团中央设立了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的“鲲鹏文学奖”，打工文学已经进入了主流视野。

与上代相比，新一代打工作家开始回归纯文学、用更尖锐的目光观照生活点滴，意境更深远，胸怀更大气。

在小说领域，深圳作家王十月是代表人物。

他的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表现异乡打工者的生存焦虑感和“如履薄冰”状态，《刺个纹身才安全》、《示众》涉及打工群体基本权益保障问题等等。

他说，自己在刚开始写作时，心中的读者就是在工厂打工的兄弟姐妹，“将有没有感动工友作为检验小说好坏的重要指标”。

再看另一阵地——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诗歌，也脱离了最初形态，登上舞台。

谢湘南、安石榴等深圳诗人用“极具‘陌生化’效果的艺术观照让我们对打工生活有了立体化的认识，将打工文学的艺术成就推向新境界”。

深圳大学副教授黄玉蓉说。

打工文学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离不开深圳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

多年来，深圳市为促进打工文学发展做了诸多有益的实践。

自2005年起，深圳已连续五年成功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2008年，深圳主办了“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

深圳市宝安区作协主席王熙远介绍，仅宝安一个区，就产生了近300人的打工作家群，其中有近80人经常在省级及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这种独特的“打工文学现象”还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持续关注。

此外，全国独创的《打工文学》周刊也由《宝安日报》推出，创刊一年多以来已发行近80期，为一大批打工文学新人提供了创作平台。

可以说，打工文学早已深深地浸入于深圳的骨髓，成为这座城市的文脉。

对于未来，不少研究者认为打工文学会长期发展。

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王为理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才刚刚进入中兴阶段，打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持续存在。

”另一方面，专家也为它走向新辉煌献策，著名评论家萧夏林认为，打工文学应该告别单纯的体验式写作阶段，进入更深层次的研究领域。

让打工文学现象进入大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的框架下进行多元、系统的研究。

深圳打工文学代表人物安子：作为第一代打工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安子根据自己八年的打工经历创作了《青春驿站》、《安子的天空》等十多部作品，激发了一代南下的寻梦人。

安子自言“不安分”，上个世纪90年代，她进大学念中文，到深圳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如今，安子还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成为深圳人心目中“白手打天下”的传奇女性。

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

王十月：新一代打工文学的核心人物，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

王十月2000年开始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活物》、《大哥》及《无碑》共五部。

曾获团中央、中国青联颁发的全国首届鲲鹏文学一等奖，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等。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说：“在王十月这里，打工文学发生了一次蜕变，蜕变之前，打工大于文学，打工统领着文学；蜕变之后，文学大于打工，文学溶解了打工。

”谢湘南：70后代表性诗人。

1974年生于湖南，1993年到深圳并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在《诗刊》、《人民文学》、《山花》等刊物发表诗作数百首。

其作流露出一个乡村青年来到现代城市的心路历程，富有真情而清新自然。

2000年，个人诗集《零点的搬运工》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6年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

深圳打工文学部分代表作《青春驿站——特区打工妹写真》：作者安子描写了16个打工妹在深圳特区的故事，洋溢着勇于开拓的奋斗精神。

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于1991年先后在《深圳特区报》、上海《文汇报》连载，1992年被列入海天出版社出版的“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在打工阶层中产生轰动效应，成为深圳文学中第一部北上的作品，被誉为“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

《别人的城市》、《下一站》：《别人的城市》，最早刊发于1990年《花城》杂志第1期，作者林坚；《下一站》，最早刊发于1989年《特区文学》内刊，作者张伟明。

这两部小说皆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打工者尽管行走于“别人的城市”间有些迷茫，却在内心深处渴望“下一站”。

1992年，这两部作品和安子的《青春驿站》、黄秀萍的《可厌的风雨夜》获首届“深圳青年文学奖”。

《打工》：作者郭建勋，小说以深圳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描写了一群小人物在一个被虚构地方“天堂凹”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2008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天堂凹》，并在全国公映，这是国内第一部由打工者创作的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

《无碑》：王十月以文字为小人物树起一块碑，主人公老乌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但始终坚守正义与良知。

这部长篇小说属中国作协国家重点扶持项目，2009年，该书是广东省出版集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推出的精品图书之一。

文学评论家陈福民认为，在《无碑》出现之后，打工文学才真正名副其实起来，打工文学才真正地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