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和预防措施方案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和预防措施

作者:时德(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Thrombosis，LDVT）是临床常见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虽然近年来对DVT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发病率仍呈逐年上升的趁势[1]. Aqulia报道[2]在美国各种疾病死亡的患者中，有DVT形成者占尸检的72％，每年因肺栓塞死亡的人数达50 000～200 000，在严重创伤的伤员中，60％并发下肢DVT。每年因患此病而丧失的劳动力大约200万人。Rathbun等[3]统计美国每年新增DVT患者超过60万人，其中DVT所致的死亡患者总数接近10万人。

Heit等[4]报道欧美国家对各自过去30年人口调查发现，每年DVT的发病率1.0～1.6/1 000人。我国目前尚无DVT相关发病率统计资料，但有资料显示，DVT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徐宝立等[5]报道髋部骨折术后DVT发生率达16.7％，吕厚山等[6]报道人工关节置换术后DVT 发生率为47.1％。

DVT严重时可引起致命性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7-8]，Kahn等报道50％左右的DVT最终发展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后遗症（Post-thrombotic syndrome，PTS），可见DVT危害围广且严重，因此，探讨LDVT的危险因素及预防显得尤为重要[9]。

1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发生的危险因素

静脉血栓形成的病理生理学主要包括三个相关因素，即Virchow提出的三要素：（1）血管壁损伤；（2）血流缓慢；（3）血液高凝状态。

LDVT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年老、长期卧床、近期施行较大手术（尤其是下肢、盆腔等手术时的长时间仰卧、长时间截石位、长时间肢体制动、长时间坐位）、脑中风、恶性肿瘤、骨折、肢体制动、妊娠、产褥期、各种慢性病、静脉曲、肥胖、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脓毒血症、口服避孕药、长时间乘座飞机、火车、汽车等。抗凝血酶、蛋白C和蛋白S的缺乏，以及Vleiden突变导致的抗活化蛋白C现象所致的遗传性促血栓因子。高半胱氨酸血症、某些维生素类如B12、B6或叶酸的缺乏。此外，纤溶系统异常、纤维蛋白原缺乏，因子II突变和因子VIII水平的增高也是血栓形成的潜在原因。

在某一个体常是以某一危险因素为主，也常有其他因素的参与，因而分析主要危险因素至关重要。成年人发生DVT要具备2个危险因素，而儿童则往往要具备4个以上的危险因素。Oger等[10]报道65岁以上，以前曾有静脉血栓史；高危情况（最近3个月有外科手术史或下肢外伤史）；恶性肿瘤以及静脉曲等5个因子是影响DVT发生的独立变量。

Virchow提出静脉血栓形成的三个相关因素，至今仍被各国学者所公认。完整的血管膜是血小板聚集的生理屏障，一旦静脉壁受到损伤，释放促凝物质，使血小板聚集，在此基础上导致血栓形成。膜损伤又可释放凝血因子III及其他组织因子，启动外源性凝血系统，凝血酶原被激活，继而血小板和纤维蛋白以及各种血细胞共同形成血栓。任何原因对下肢深静脉的热损伤（如手术中局部渗血，用热盐水纱布的加压）、机械性损伤（如术中的牵拉、压迫）、感染性损伤（如术后深静脉旁的软组织感染）都会造成静脉膜的损伤。临床上常见的术中静脉损伤，挤压、静脉注射刺激性的药物如高渗性液体、某些抗癌药、抗生素等，在同一静脉处反复穿刺，静脉留置导管、静脉置管的各种有创性操作等。这些情况能引起静脉收缩和膜损伤。导致管壁弹力板断裂，使血小板和纤维蛋白沉积，并网罗各种血细胞而形成血栓，Yanazak等[11]报道在综合医院住院期间死于PE的患者中，75％是因为慢性病如中风、恶性肿瘤、心肌梗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肺部感染者，其肢体活动减少，血流缓慢是主要因素。近年来研究表明，乘坐汽车、火车、飞机等旅行持续在6小时，尤其是较长时间睡觉者，由于下肢静脉血液的滞缓，使静脉血栓性疾病增加5倍左右。恶性肿瘤、外伤或麻醉、手术、卒中等使局部凝血酶聚集，纤维蛋白活性下降。将患者推向血液高凝状态，继而发生血栓形成。髋关节置换术的老年患者，术前运动量已明显减少，甚至卧床，加之心肺功能下降，使下肢血流处于相对缓滞状态，在接受人工关节置换时还会因制动、麻醉、止血带的使用，对深静脉的挤压，进一步加重大血液淤滞，从而导致深静脉血栓形成[12]。胸部、腹部、盆腔，下肢等较大手术等应激状态可释放大量组织因子、凝血酶原、使血液凝固增加，手术造成的失血，脱水也可导致血液浓缩。同时患者的自身因素如高龄、肥胖、吸烟、糖尿病、心功能不全等可促使患者进入高凝状态[13]。年龄作为DVT的独立危险因素，已得到认可，While[14]报道＞15岁人群DVT发生率仅为5/10万以下，而80岁以上人群DVT发生率高达450-600/10万。

多数流得病学调查认为女性口服避孕药和雌激素治疗等可使血液粘度、纤维蛋白原、X因子、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增加[15]。妊娠时胎盘产生大量雌激素，足月时达到最高峰，体雌三醇总量可增加到非孕时的1000倍，雌激素促进肝脏产生多种凝血因子，同时妊娠末期体纤维蛋白原大量增加，加重了血液高凝状态，目的是使产后胎盘剥离面迅速止血，但这种变化也为静脉血栓形成提供了机会[16]。Fletcher研究发现，服用避孕药者，发生静脉血栓的机会，比正常妇女大五倍。从解剖角度上来看，由于左髂总动脉在左髂总静脉前方越过，使左髂总静脉部分受压，腰骶部的前凸使左髂总静脉后方受压，因而造成左下肢静脉的回流较右下肢缓慢。女性骨盆较宽，左髂总静脉几乎呈直角汇入下腔静脉，造成左下肢静脉血流更较右下肢缓慢。

LDVT左下肢多见，孕期胎儿增大后对髂静脉的压迫也是使孕产期女性易发生DVT的另一个原因。

盆腔静脉密集，静脉壁薄，缺少四肢静脉所具有的筋膜外鞘，加之膀胱、生殖器官、直肠3个系统静脉彼此相通，故剖宫产易使盆腔淤血，血液缓慢。

麻醉尤其是硬膜外麻醉使下肢肌肉完全处于松弛状态，而比目鱼肌静脉窦的血流是依靠肌肉收缩作用向心回流的，下肢肌肉长时间不活动，造成下肢静脉血液淤滞，从而诱发下肢DVT。手术后较长时间卧床，失去了小腿的肌泵作用，更促使DVT的发生与发展。在血液淤滞情况下，血栓即可在静脉瓣膜尖部和肌肉静脉窦形成，如果再伴有膜损伤或高凝状态，血栓就发展。手术后发生LDVT与手术的种类，创伤程度，手术时间及术后卧床时间密切相关。

Agnelli[17]报道未采取预防措施的普外科手术的DVT发生率约为15％~30％；妇科大手术后DVT发生率与普外科相当；而髋关节骨折、髋关节成形术、膝关节成形术的DVT发生率分别达48％、51％和61％。Nicolaides等[18]将外科手术患者分为三类：（1）低危：大手术—40岁以下，无其他易发危险因素者；小手术—40至60岁以下，无其他易发危险因素者；（2）中危：大手术—40至60岁，无其他易发部位因素者，小手术—60岁以止或40至60岁以上或40至60岁做小手术，伴有DVT或PE过去史或用雌激素药物者；（3）高危：大手术—60岁以上或40至60岁伴有恶性肿瘤或有DV升PE过去史者或凝血机制异常者。

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显示，看起来健康的正常人在乘坐汽车、火车（硬座或软座）、飞机（尤其是经济舱）超过6-8小时以上，发生LDVT的机率为4％~5％，称为经济舱综合征[19]（economy class syndrome，ECS），患有心血管疾病，卒中病史者发生率更高。英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研究人员曾对无心血管疾病，无特殊服药史（如雌激素等）的低风险人群和有高风险因素的人群，进行长途飞行的对比研究，所有对象都是乘坐经济舱，平均飞行时间12.4小时，在飞行前后24小时接受彩色超声检查，以确定是否有LDVT。结果低风险组355人中无1例发生DVT，而高风险者389人中有19人发生DVT[14]。至于发生DVT的原因与长途飞行下肢缺乏运动，腓肠肌泵的作用减弱，低气压、饮水较少，甚至轻度脱水有关。

恶性肿瘤与DVT发生的关系密切而复杂，佰根等[20]报道在DVT病人中，19％~30％患有恶性肿瘤，而恶性肿瘤中有15％发生DVT，肿瘤病人体一些凝血物质的激活释放，肿瘤组织中癌细胞的脱落至使静脉阻塞或肿瘤组织压迫静脉，机体对肿瘤的应激反应，肿瘤化疗药物引起的细胞毒性及高凝状态等均是导致DVT的高危因素。

某些血管相关性疾病，如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腹主动脉瘤、下肢静脉曲等与DVT的相关性也逐渐被流行病学资料所证实[21]，这可能与这些相关的血管疾病在Virchow三大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