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

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来新夏本文认为北洋军阀集团具有如下六个特点：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二、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

三、割据称雄，拥兵争霸。

四、各树派系，荣损与俱。

五、纵横捭阖，制造政潮。

六、卖国媚外，残民以逞。

文章在深入分析这些特点的同时，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 （2000）02—0055—08 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的个人和集团。

从上述的军阀共性出发，本文对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作出如下分析：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但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

）。

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我认为这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

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

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

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

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

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

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

”（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

）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还有一种意见是通过对45个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认为“军阀官僚中的一部分人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这是与他以前的统治阶级很大的不同点。

”而且这些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性质，亦应“属于民族资本”（注：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2月。

）。

这一意见似乎过于强调了资产阶级性质方面而忽略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封建性，对于“军阀官僚私人资本”的来源也没给予应有的注意。

近年来，更有人认为清朝被推翻后，旧地主已不是军阀割据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真正的社会基础乃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因为“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注：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见《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

这是比较新颖的见解；但是，一则辛亥革命以后农村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旧地主在易朝换代之际究竟受到多少冲击值得考虑；二则有不少遗老遗少，沐猴而冠，与袁世凯积极合作；三则即使旧地主被新兴军阀官僚所取代，那对地主阶级是一种强化，而不是削弱；四则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只是军阀利用和驱使作为炮灰的无辜牺牲者，难以成为社会基础。

我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的社会基础。

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大致在1914年以后。

北洋军阀的大小军阀普遍地霸占土地、广置田产房舍，进行封建性的榨取和剥削。

它的总首脑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400顷左右，其家族占有彰德全县田产的三分之一。

奉系军阀张作霖依恃权势攫夺了大量土质肥沃、交通便利的良田美产，他的部属则“按特别低廉的价格把有前途的地点买进，再慢慢吞并四邻。

”（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5、19页。

）直系军阀李纯因历年在江苏、江西等地搜刮民脂民膏而拥有巨额财富，他除储存了黄金、珠宝和股票外，还把大量财富投放到土地和房产上，其中仅天津地区的地产就近百顷，值银近30万银元；在津出租的房屋有6000余间，值银127万余银元。

另有家存现金达300余万银元。

（注：窦守镛等：《李纯一生的聚敛》，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北洋军阀集团的大小军阀早期由于大多出自农村，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进行封建性剥削的手段比较熟悉。

对于近代工业，一方面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尚不显著引人；另一方面这些军阀对近代工业缺乏充分的了解，还不大熟悉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段，所以多数军阀基本上仍是霸占土地的大小地主，因而北洋军阀集团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社会基础。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业利润成倍地增长，大大地超过了地租剥削所得，从而吸引了他们的贪欲，于是纷纷向工业投资。

这种投资活动特别显著地表现在天津地区，从1914年至1925年天津新建工厂26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有11家，占新建工厂的42.3％。

这11家工厂的资本总额是1520万元，占26家资本总额2926万元的53.7％。

如1918年开业的裕元纱厂实际上就是安福系军阀官僚所办，该厂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有：国务总理段祺瑞、安徽督军倪嗣冲、陆军次长徐树铮、外交总长曹汝霖、交通总长朱启钤、众院议长王揖唐、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和安福议员王郅隆等。

全部股本200万元，仅倪嗣冲一人就占有110万元（注：《天津早期民族近代工业发展简况及黄金时期资本来源的特点》，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

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一带有倪嗣冲、冯国璋的三处金矿。

山东的中兴煤矿则是徐世昌、朱启钤等人用私人名义创办的。

号称“北四行”的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北洋军阀的投资——他们有倪嗣冲、徐树铮、徐世昌、王占元、吴佩孚、孙传芳和冯国璋等人。

北洋军阀的要人在各企业中的投资数都很惊人。

据一种不完全的统计：徐树铮800万元、徐世昌1000万元、靳云鹏2000万元、倪嗣冲2500万元、梁士诒3000万元、王占元3000万元、曹锟5000万元（注：《近代史资料》，1926年第4期。

）。

因此，北洋军阀集团的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军阀们通过土地榨取地租，通过投资获得利润，又以所得进行高利贷剥削和购置土地。

这三者的资金相互转化、增值，使这批人物既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一定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带有某些资产阶级色彩。

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与旧的封建性军阀的主要分界点。

第二，它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思想为指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权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

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

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

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民国以后，北洋军阀集团掌握了政权。

它面临的是一个新旧并存，中西杂陈的过渡性社会。

它把“中体西用”思想推演到政治范畴。

所强调的“中体”，虽然不能公然宣扬“君权”，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伦常关系；而所谓“西用”，已不仅采用西方的军事操典、器械、营规，还增加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宪法、议会、选举等等。

所以，北洋军阀控制下的民国政府只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撞击下，体现“中体西用”的军阀政权而已。

所谓国会选举、府院之争及历次阁潮等等，无一不是北洋军阀集团利用西方民主形式来达到其封建性目标的所作所为。

各种民主机构甚至宪法都被北洋军阀集团用来作为封建性统治的装饰品和工具，一旦不合于“中体”，那“西用”就会成为牺牲品，如解散国会、缴销议员证书、暗杀政党领袖，终而要埋葬民国，实行帝制。

北洋军阀集团的“西用”内容比较明显，而“中体”内容究何所指？我们认为：它基本上是儒家的封建伦常关系。

有人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是儒学之士。

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受过教育的军阀不过占全部军阀的30％，而其余的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注：《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册1，第68页。

）。

这些人当然不可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儒家文化，但不能认为他们没有受到从封建制度下因袭而来的传统儒家文化所给予的影响（如思想观念、礼俗、习惯、传说等等），而且他们确在实际生活中利用了儒家文化。

陈志让讲了很好的意见说：“北京政府自1912年建立到1928年倒台，控制它的军阀始终固守着儒家思想，同时更试图借着儒家政治原则来统治这个儒家体制已经解体的国家。

”（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2页。

）所以，北洋军阀集团的“中体”可以作如下的概括，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封建伦常为纽带，维护一种异常明显的层次性宝塔式的统治系统和等级隶属关系，以延续甚至恢复封建体制和封建行为规范。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中的“中体西用”思想的典型。

他一方面以“儒将”自命，崇尚关岳，标榜维护华夏尊严，排斥外来事物，以此所谓“中体”，适应封建守旧的口味；另一方面又改革军事，聘请洋顾问，接受西方文化，以此所谓“西用”，博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赞誉。

吴佩孚按照半封建半殖民地“中体西用”的思想要求，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学贯中西”而为中外人士都能接受的人物。

他机智地利用民主舆论，高唱救国爱民以粉饰自己，而实际上却制造二七惨案，怂恿曹锟贿选，组织直奉联盟等等以维护封建主义之体。

1929年，吴佩孚全盘失败退出政治舞台后，似乎经过自省反思，发表了《循分新书》，明确地阐述其“中体”思想。

他说要“奉行礼教以达圣人境界”；并认为“共和是现今社会道德的衰微”，要“振衰起敝，唯一之道是要振兴文化”（注：《吴佩孚先生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印本，第3页。

）。

这就是北洋军阀集团主流思想的代表。

遗憾的是事与愿违。

他们由于无知、少知和悖于时代要求，宣扬和利用儒家文化中过时的糟粕，即那些难以为时代所接受，甚至令人发噱的丑陋内容。

他们的所谓“振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践踏儒家文化和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次大破坏。

儒家文化中应该扬弃的陈腐部分和弱点被他们“提倡”得暴露无遗。

以至“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类近乎绝对化的口号与此不无关系。

具有“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又是北洋军阀与前此军阀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