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

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Newly compiled on November 23, 2020中国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地位2009年12月09日15:05世界知识关键词四：外交博弈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无法形成言之有理的理论反驳，那么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

气候/环境议题关涉各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技巧与成效，关涉它们在新的国际协定制定过程中将自身利益关切投射其中的能力，以及对新的全球政治时期的国际话语权和外交主导权的掌控水平。

在全球气候政治舞台上，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国际行为体及其联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立场集团，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已经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谓“南北鸿沟”或“两个世界”的简单二分法。

它们包括：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欧盟及其成员国，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印两国以外的“77国集团”，已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发展中国家(新加坡、墨西哥、韩国)，小岛国家联盟，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除此之外，还有出口石油、煤炭、铁矿石等的能源供应国及各类大型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和科学家、环保主义者等一些担忧人类发展的团体和个人。

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博弈焦点是以美、欧为代表的传统大国与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之间关于减排与技术转让等问题的谈判。

它们一方是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国内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的全球最发达国家，另一方是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之中，国内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大国。

一定程度上，有关减排承诺／碳排放权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两大博弈集团间交锋的新的前沿。

面对复杂的博弈局面，对于已经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熟悉、掌握一定的博弈技巧显然非常重要。

西方大国在气候变化有关中国的议题部分指责中国的巨大碳排放量，要求中国承担定量减排义务。

西方的指责听上去非常有道理：当前中国单位GDP耗能是美国的两倍、是瑞士等低耗能国的6～7倍；中国拥有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的15～16个；2008年，仅中国三大电力集团的碳排放总量就超过了英国的全国总排放；总而言之，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制造者。

所以，“中国威胁论”在经历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即“中国环境威胁论”。

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无法形成言之有理的理论反驳，那么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

基于当前的谈判进程，中国在制定自身的谈判战略时要掌握好一种原则性平衡，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一方面，中国承认减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强调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仍处于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各自应负有的不同责任和所需承担的不同角色。

中国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以发达国家继续率先量化减排为先导，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因此，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日程逐步推进减排目标，争取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碳排放权。

在各种国际气候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与发达国家间达成某种碳排放贸易协议，即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碳排放权，发展中国家则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在国内推广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投入新技术的研发与实施。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都期待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能够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上拿出一个有诚意的资金、技术计划，建立起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体系，但这一期待能否最终实现还有待观察。

综上所述，根据我的观察，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协议，如气候协议，是在与所谓传统的“高政治”领域不同的“低政治”领域达成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外交和战略能力，过去主要考察其领土、统一等问题，现在这些方面的内容虽然仍然存在，但却越来越偏向于体现在气候、能源、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关内容中。

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能够下先手棋，则既能满足自身的发展所需，也顺应了新时期国际政治进步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五：经济技术作为整个“低碳”体系的核心，“低碳经济”是指对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进行有效、量化控制的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技术领域的博弈是目前国际气候/环境议题最直接的发展方向，它关涉一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把握新经济、开发新能源、应用新技术、拓展新商机的灵敏度和捕捉力。

其中，低碳经济被公认为未来发展的最新增长点，大量有关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的研发都从“低碳”这个概念出发，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框架转变。

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在技术与能源革新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时至今日，伴随人类生产力水平与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的是煤炭和石油等高污染、高排放能源动力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与生态恶化的现状。

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思维应运而生。

作为整个“低碳”体系的核心，“低碳经济”是指对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进行有效、量化控制的经济发展方式。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清洁与绿色”的长远经济目标，呼吁全球企业在新一轮增长竞争中化危机为机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确保地球的生态环境平衡。

他指出，当前的气候/环境议题实际上是一个更清洁、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新起点。

它开启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商机，有希望、有预见的国家会把握机遇、率先投入，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新技术领域抢占先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世界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由蒸汽机、电力和电子计算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由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

对中国来说，欧美发达国家间已悄然打响的新能源、新技术、新经济争夺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作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新兴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一个庞大的、旨在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结构的低碳经济产业群，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跨越机遇，中国就有可能在已初见端倪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拔得头筹。

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就曾经说过，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

但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初级的工业生产水平、严重不足的资源能源条件和低下的科技创新能力等不利因素，决定中国在“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把握契机，做好国内功课；另一方面，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技术开发与转让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而且相关公约与计划也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承担向发展中国家将要采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帮助的义务，但十多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些具体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谈判中，发达国家一直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回避讨论建立技术转让的具体机制。

作为气候政治中发展中国家阵营的重要代表，中国应在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中发挥领头羊作用，推动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方面做出实质性安排。

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围绕“低碳经济”、“绿色能源”、“清洁技术”等可持续发展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最富竞争力又最富市场商机的产业链条。

新兴经济技术的竞争与合作是气候/环境议题成为国际政治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六：文明形态中国要改变迄今仍被世界视为“经济怪兽”的负面形象，既需要国内经济发展观念的更新和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建立，又要在全球气候/环境博弈中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出合理的利益诉求，使中国在全球新一轮文明形态塑造中扮演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塑造者、建设者，而非“无语者”的形象。

在最为深远的意义上，气候/环境议题还涉及人类文明与全球价值的时代变迁，昭示着人类更高阶段的生存理念。

1648年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它以具有平等主权权利的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以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行为准则。

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体系一直占据着现实政治形态的核心位置，并有效地垄断着人们根本的认同取向。

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日益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对传统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人们的根本认同取向开始出现由主权国家向更高的全球价值和更低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价值转移的趋势。

而且愈发明显的是，这一过程孕育着一种更高形态的全球文明、价值、规范与制度，引导着国际关系进步的一种新力量，虽然这种新力量现在还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角，还远没有达到与主权国家体系相抗衡的水平，但它无可置疑地改变着无数个“平行四边形”的方向，影响着全球政治体系中新的谈判、公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某种新的政治价值、伦理、制度、规范的形成过程中，能够顺应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力量将在新一轮的政治博弈中占据先机。

20世纪之所以成为美国的世纪，既是因为美国的一些重大发展举措为其自身带来了好处，也是因为它在某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转折点为许多具有全球意义的价值、观念与制度的出现提供了一些基本条件。

例如，“威尔逊主义”、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气候与生态、核裁军与军控、新的发展模式及新能源、文明的新生态及其对话已成为全球价值增长中的新的制高点，初成体系的奥巴马“新政”显示出试图占据其中若干领域的态势。

奥巴马重新树立起威尔逊和罗斯福时期的国际主义旗帜，提出“无核世界”倡议，公开宣传其积极、开放的气候政策并向不同的传统敌手做出缓和姿态，虽然要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取得实质成果还需克服一定的困难，但他试图赢得全球道义支持的考虑显而易见。

正是在此意义上，诺贝尔基金会第一次以面向未来的方式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上任不足一年的在任国家领导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奥巴马“新政”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期待。

历史与现实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当全球文明形态在经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后、新的生态文明形态初露端倪的新阶段中，中国应该在日益完善的全球政治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做出怎样的贡献。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遵循的经济发展模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需要，使中国经济体在全球GDP增长中扮演了一个后者居上且蒸蒸日上的积极角色。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中国国内产业结构仍处于鼓励夕阳产业的粗放型的量的扩张阶段，在新兴的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竞争中仍是一个被动的、相对落后的初级参与者。

在新的文明形态逐渐形成、新的全球价值理念日益发展的国际政治新阶段，中国要改变迄今仍被世界视为“经济怪兽”的负面形象，既需要国内经济发展观念的更新和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建立，又要在全球气候/环境博弈中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出合理的利益诉求，使中国在全球新一轮文明形态塑造中扮演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塑造者、建设者，而非“无语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