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官修史学》

论《唐代官修史学》

摘要：

设官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官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官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官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官建置、史官运行机制、设官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官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官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官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官为纽结，以史官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官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史官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中国古代独立的史官形成于唐代。对史官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官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官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官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1]。

《唐代官修史学》（崔瑞德）著，崔瑞德美国普林斯頓大学执教的中国学教授，该书于1992年作为“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张国刚教授《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了解到该书的出版，以及《通报》的评论称其“在考证作者和讨论史料的起源问题时，使人感到像在读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不忍释卷[1]”。

一、本论：

据作者自序（3页），该书的著述缘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开始从事唐史研究之时。以后，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一课题的论文。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毓铨教授访问普林斯頓期间，作者系统地谈了关于唐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构想，得到王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可见本书是作者研治唐史40余年的结晶，其构思创稿也经历了10年之久。读这本新著，感到作者在从事中国断代史研究时，紧紧把握住这一时代史学发展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成就，作出系统考察，并将其作为自己从事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很值得我们深思。进行历史研究，须得以同时代的史学成就为基础，发现其提供史料的种种局限；而对同时代史学成就及得失的考察，又将成为这一断代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内容，这是该书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自序中，作者明确指出东西方史学的差异是由于各自的文化及其所处时代造成的，应当相互了解彼此不同的历史理论、观点、方法以及不同的选题、取材方式等等。作者特别强调：要向中国过去的成文记载进行历史调查，就必须理解中国史家、史著的观点、方法及其局限等。写作时力求详尽、客观、明了，以使读者对唐代的史学有一个全面、完整、准确的了解。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是网罗齐全。

第一部分“官方机构”一节，尽其所知网罗了唐朝与修史有关的“官僚政权机构”，简要地介绍了它们的概况，包括起居注官、著作局、史馆、秘书内省、东宫起居官、相关的其它机构（如乾元院、丽正修书院、集贤院等）。最后是各行政部门报送史馆的文书，即《唐会要》卷六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的内容。与此前国内外同类的研究相比较，书中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齐备。

第二部分考察史料的纂集，以八节的篇幅分别考述了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

传记、典志、类书与文翰、实录、国史等史籍的纂集情况，差不多囊括了当时出自官方（或官员）的所有文字记载形式（或体裁）。其中，“内起居注”一节为以往的研究所无，主要是根据《松窗杂录》的一则记载写成的，说玄宗即位之初幸宁王宅叙家人礼，史官不得入内记载，宁王便率歧、薛诸王奏请轮流载笔记录天子闺中言动，玄宗欣然悉允，于是自开元二年至天宝十载冬，陆续修成《内起居注》三百卷[3]。这一节还附论宫中女史及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先后掌注记簿事，先前也少有人涉及。“典志、类书与文翰”一节，专门为几部官修巨著立目，依次考述《唐六典》、《政典》、《通典》、《续通典》、《会要》、《续会要》、《唐会要》。

第三部分分三节考察《旧唐书》的纂修经过、本纪的史源、志的史源，与第二部分的内容紧相照应。全书从史官、修史机构说到形形色色的史料汇集，再论述《旧唐书》的纂修及其史源，一环扣一环。

<2>.是考述细密。

第二部分的八节当中，“传记”、“典志、类书与文翰”、“实录”、“国史”四节着墨最重。“传记”一节，在交代了人物传的一般特点之后，着重考察了史官作传的史料依据，如何确定和评论入传人物以及最后怎样写进官方史书等问题。作者以行状为当时史官传写人物的基本素材，详细考察了唐代行状的撰写情况和吏部考功司的定谥制度。同时，提出墓志铭、神道碑作为取材依据的问题。书中还注意到行状、墓碑存在的弊端，因而征引了李翱的大段文字论行状的得失。更为难得的是，在谈到如何确定入传人物时，作者举出路随监修《宪宗实录》不为河阳节度使元韶立传的实例，已经接触到中唐以后传写人物的标准问题了。“国史”一节的考述，亦见其精细处。先前对于《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的几部唐史众说纷纭，又缺乏细致考察。这一节以今天所能见到的各种记载，追述出中唐以前各家“国史”的线索：自姚思廉粗成纪传三十卷到令狐德棻《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和许敬宗、李仁实的续修，再到牛凤及《唐书》一百卷、武三思监修《唐史》八十卷，以及吴兢《唐书》八十九卷、韦述《唐书》一百一十三卷、柳芳《国史》一百三十卷（包括于休烈、令狐峘所续）。同时，列表以示其间的承传源流。第三部分《旧唐书》“本纪的史源”、“志的史源”，加上附录《旧唐书》本纪的渊源，对《旧唐书》二十本纪、十一志的史料来源第一次作出逐卷、逐篇的考察。<3>.是重点突出。

第三部分《旧唐书》“本纪的史源”一节虽然文字不长（8页），却提纲絜领，为全书的精要所在。作者以《旧唐书》的记事与《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等相关的记载文字完全相同，肯定《旧唐书》保存原始资料非常完整，认为这是唐史史源的最突出特点。书中，还分析了造成某些记载失实的原因，诸如史料征集重中央轻地方，史官的取舍标准、态度和兴趣不一等等。崔瑞德教授提醒现在的史学工作者，要学会从极其细微的记事当中，从旧史家的偏见里，找出历史事件的真实来。具体到本纪编年的问题，作者认为它虽然为年代学或编制大事年表提供了准确的史料，却难于清晰地说明事件的线索，也不能夠使人们洞悉事件的原委。对于《旧唐书》本纪的史源的考察，作者不再是用举例的方法对照本纪记事与今天所见各类相关记载的异同以判定其史源，而是列出图表，分别对二十本纪逐卷、逐篇排比其史料系统。附录的图表，清楚地以各帝本纪对应于第二部分所考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史源。如《太宗本纪上》的史源，图表于起居注、时政记之上，列出自姚思廉纪传、《今上实录》、《太宗实录》，到令狐徳棻《武德贞观两朝史》及许敬宗、李仁实的续修，再到牛凤及、吴兢、韦述、柳芳接续修成的《国史》。《太宗本纪下》起贞观四年（630），而姚思廉纪传止于贞观三年，故图表不再列姚史，其余则与《本纪上》全同。又如《顺宗本纪》的史源，图表所列有起居注、韦处厚《顺宗实录》（813年以前）、韩愈《顺宗实录》（815）、韩愈《顺宗实录》（略本）、路随监修韩愈《顺宗实录》（详本）。图表不仅仅排列史源的书名，还勾画出它们之间的承传源流，直至最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