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轻与重

生命的轻与重——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有感合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脑子里充斥的是书中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最后一个乐章的那句“Es muss sein.Es muss sein”。

这场奇妙的关于米兰·昆德拉的哲学宇宙的精神之旅，其过程就好像是在太阳炙烤的地面上躺下，让自己的灵魂在阳光下暴晒、扭动。

这本书非一些人扣以的政治小说，更不是一部庸俗的性爱小说，而是以关于尼采永恒轮回的论述为开篇之下的一篇扣问人类存在意义的哲学小说。

正如昆德拉在书中所说的“文化在大批的制造、言语的泛滥、数量的失控中逐渐消亡。

”现有知识水平的我，无法对这部小说作出“学者式”的专业评价，而只能以一个谦卑的读者角色阐述我对这本书的看法和由此书引发的思考。

全书是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展开的“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由这个问题拉出了四个人物的命运轨迹。

托马斯在人生的道路上选择轻装上阵。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兼备着社会地位、金钱等世俗社会所认为“重”的物质条件，然而他过度开放的性道德和滥交的生活状态又使他在传统和世俗道德的标准上轻如鸿毛。

与妻子离婚、放弃抚养儿子的权利，在与情人的交欢中追寻每个人身上百万分之一的独特性。

他是一个放浪形骸的浪子形象，他卸下了男性角色应该承受的包括丈夫、父亲等责任之“重”，追求爱欲之“轻”。

在正常人的眼里，托马斯的人生是最轻浮的，其实，托马斯只是坚持着自己的一份处世哲学，他反感大众所谓的道德和权威，坚守自己的道德观，他在爱欲之海里尽情沉浮和享乐，这既是一种堕落，也同时是一种软性的反抗。

当他面对苏共当局对他提出的收回反动文章的威胁时，朋友同事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当个懦夫而对他报以微笑，然而他却通过拒绝的选择狠狠打了众人的耳光。

这是一种对轻和重的戏谑，在世俗眼中的“轻浮”之人，其实有着倔强沉重的灵魂，他是权威的背叛者，崇高的反叛者。

他认为每个女人都是组成世界整体的一个独特元素，他探索不同女人的肉体并非为了沉迷肉欲，而是执着于发现每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

托马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剖、征服世界，在征服世界的同时获得额外的感官享受。

而当他与特蕾莎相爱之后，他渐渐厌倦机械的肉体快乐，他无法再躲避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无论与他人肉体的多少次轮回和结合，他也逃脱不了这份真挚的感情。

当爱情这一沉重的主题压在他身上，他便遭受了灵与肉的拷问。

肉体之爱与灵魂之爱究竟是不是可以被拆分的个体？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结局告诉我们，在感官的轻和爱情的中之间，爱情战胜了肉体而存在。

但爱情使托马斯的人失去了征服的血性，放弃了自己挚爱的医生职业，在乡野小镇“头发花白；精疲力尽，指头僵硬，再也握不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的平庸状态下泯为众人。

托马斯对特蕾莎的爱情在这么多的牺牲和退让面前是毋庸置疑的真，生命一旦有了无法割舍的重量，也意味着自由便走向了尽头，这让我深深觉得人生是“以一物抵一物”的过程，一个人的人生随着生命的终结是无法再次轮回的，在面临痛苦的人生的选择之后，你势必有所得也有所失，而选择的关键在于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而死亡时必然是同时带着遗憾和满足结束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吸。

与托马斯相类似的萨比娜也同样是追求生命之轻的存在。

然而萨比娜却是在“重”中出生成长的：祖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对她的思想压迫，父亲对她的控制等等反方向导致了了萨比娜逃避一切、向往自由的灵魂。

萨比娜的轻是不停地背叛，背叛自己的父母，背叛丈夫，背叛故国，背叛弗兰茨，她同托马斯一样轻视世俗传统的价值观，将媚俗和随大流视为人生最大的敌人。

她一路撕开了政治、世俗等等的伪装，道出了其意义至轻的真相。

但这样彻底反叛的女子，却是孑然一身，在世界上失去了其存在的“重心”，于是剩下的人生只能在不断地流浪寻找度过。

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

托马斯在背叛之后尚有爱情之重压在他漂浮的灵魂之上，而萨比娜无疑是走向了背叛的极端，灵魂到达了绝对的孤独和忧伤。

她的存在无疑是作者向人的存在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当绝对的反媚俗反传统之下，孤独的灵魂如何在世俗的社会安息？然而她从自然得到的安慰和纽约老者带给她的亲情的温情之后，作家告诉我们即使叛逆如萨比娜也终究难免世俗，那是亲情的火光，是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感情，而这种最本真的存在将人类灵魂和肉体紧紧联系，在荒诞的世界之下，让虚无的人生是有“锚”存在的，“轻”的灵魂之下是有生命的“重量”存在的。

而在托马斯和萨比娜绝对之轻的对面是特蕾莎和弗兰茨的生命之重。

特蕾莎的母亲是真正从灵魂到肉体“轻”的存在，她为自己年轻时错误的意外选择而厌弃终生，她抛弃了丈夫、自尊、羞耻感，甚至是女性最重要的母性，她视自己的女儿为绝对的奴隶——一个剥夺了她青春美丽的人生的存在而不断想她索取。

她赤身裸体在家中随意走动，并对女儿在继父面前遮挡自己的身体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和责骂。

生命至轻在此体现：当一个人毫无羞耻地展示自己的丑陋和罪恶，进行自我放逐的时候，其存在的意义便由此消亡，她只是一具代表纯肉体的行尸走肉。

母亲的阴影使萨比娜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她极度想脱离自己如地狱般的家庭而“出人头地”，找到人生可以依赖、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她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的自我肯定的方法，来试图覆盖与生俱来的生命的自我否定。

知识是她第一个想用来摆脱家庭的方式，但母亲对她受教育权的剥夺使她成为了最底层的女招待，本来她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沉沦，但是“偶然的命运之鸟一齐飞落在她的肩头”为她带来了意外的命运改变——托马斯。

她爱托马斯，因为托马斯是带她离开第一个否定之世界的车票，是不顾她大声喊叫和咕噜直叫的肚子而全心接纳她的第一个肯定的世界，托马斯于她无疑是上帝显示的最后一抹圣光。

但在不断忍受托马斯肉体的不忠，忍受无休止的噩梦，忍受青春热情的凋零和世事如空的变迁的过程中又让特蕾莎经历了幻灭的绝望——在托马斯面前，她是一种“轻”的存在，她通过歇斯底里的嫉妒和不断出走来证明托马斯对自己的忠诚。

她渴望爱情之重来找到人生的唯一意义，但是在不断证明的过程中，她把他们的爱情变轻了——她一直免于成为托马斯的负担，但又在一次次的出走之后让托马斯放弃原本的生活追随她的脚步；她一直认为自己对于托马斯是全盘托出，毫无保留的忠诚，但这份忠诚却要通过对托马斯不停地考验来证明，其实特蕾莎对于托马斯才是终其一生不断索取的存在，她在本质上和她的母亲没有什么区别，这份道理在她人生的终点才终于明白。

换句话说，她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尝试发现肯定，却又不可避免的一步步走向否定，走向生命最初形态的回溯过程。

理想主义的弗兰茨终身都在循规蹈矩的人生中向往着激情和革命，萨比娜便是“自由女神”的象征。

他是终身追求世界的真理和知识的大学教授，却觉得自己与现实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他有着健美的身体，然而却在萨比娜面前极度缺乏男性的野性与魅力；他深爱甚至崇拜着萨比娜，然而却听从于庸俗的妻子，在妻子面前不敢表现对萨比娜的爱意，甚至受着女儿的掌控。

生命本是有着重量的人物，却连说出自己内心想法的勇气都没有而走向了生命至轻的存在。

萨比娜给了他突破生活之网的契机，他向妻子坦白情人的存在，与家庭决裂之后和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大学生同居。

弗兰茨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想要追寻历史伟大进军的脚步，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

在背离原本的生活之前他乐于在大规模的政治游行中找寻革命的快感，然而在他自我发现之后，他毅然走向了战争的前线。

当他以为自己要成为面向柬埔寨的伟大进军的行动中光荣一员时，却发现这场进军只是以媒体和明星的噱头包装之下当局可笑滑稽的宣传之旅。

当理想幻灭之后，当崇高背后媚俗的真相在他面前显露之时，现实带给他的是庞大的虚无感和无力感，他终于明白他与萨比娜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之处——萨比娜已经看透生活背后荒谬的现实，而他还在幻想和理想之中麻醉。

最终在面对当地的强盗面前，他第一次展示了他最为男性或者说是一个人的反抗力量，他放弃了逃避，却最终走向了死亡。

作者本应该在此处结束他的人生，然而米兰昆德拉却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更为冷酷的一笔：在弗兰茨生命弥留之际，他不能说话，他怀着无穷的仇恨盯向自己代表着世俗的妻子，然而肉体的残缺无法使他转过头向妻子表示决裂，于是他闭上了双眼，企图用生命最后一个动作来传达他灵魂深处对媚俗的反叛，然而这次闭眼却被妻子视为请求她宽恕和感激的假象，而他人生终路的伟大反叛最终成为妻子口中荒唐的“中年危机”，并成为塑造自己宽容的妻子形象的谈资。

这一荒诞的情感错位显示了从生起始，媚俗蛰伏每个人的生命之中，直至黄泉，“媚俗”消解了伟大，消融了了存在的意义，并最终蚕食了一个人的生命。

托马斯、特蕾莎和萨比娜、弗兰茨这四个人，形成了对人生拆解的四角，作者在书中用前五部分的严格对称结构：轻与重、灵与肉、不解之词、灵与肉、轻与重阐释了主题。

昆德拉从托马斯起始，提出生命之轻重的议题，暴露每个人物的灵肉分离本质，最终再回至托马斯，让他彻底否认生命的轻盈之美，告别“世界的手术台”，走向一个不断重复重复的，枯燥而偏远的末路。

贯穿这前五部分的，除了以这四个人物为中心的四角，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促使每个人物为各自的人生做出正确或者错误选择的捷克历史。

但即使是以布拉格为主要舞台的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也是以否定之姿出现的。

1618年，波西米亚贵族为了捍卫宗教自由，充满勇气地对抗维也纳皇帝，从而引发了三十年战争，捷克几近毁灭；三百二十年后的1938年，为避免战争，英法采取绥靖政策把捷克割让给了德意志，却更加助长法西斯的硝烟，捷克亡国。

小说背景的1986年，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国内实施民主化改革，引起了苏联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的不满。

8月20日深夜们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入侵布拉格，杜布切克被囚，改革失败，导致了之后二十年的政治压迫与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

正因为人生命的无法重复，历史的无法重演，即使有1618年和1938年两次的经验，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历史也还是走向不明的未知数。

正因为历史的不可重复，一切等于不曾存在，其中的罪恶与丑陋便也因为转瞬即逝变得轻盈而不值得一提，于是“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对捷克历史的瓦解与否定交织在托马斯、特蕾莎和萨比娜这三位流亡之人对各自人生的意义的探索与思考之中。

特蕾莎年轻时出于爱国拍摄的年轻人慷慨激昂抵抗苏联入侵的照片，在几年后竟然成了当局用来实施人身压迫的证据；而萨比娜被官方视为毫无价值的画作却在战乱中视为爱国的证明被海外大量收入而使萨比娜大赚一笔；托马斯质疑当局所发的“俄狄浦斯”的尖锐思考，却最终成为迫害他人生、将他逼入绝境的污点。

昆德拉在用偶然否定人生的既定意义与归宿的同时，也用相同的思路否定了历史的沉重和变迁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