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景观发展史

《园林景观发展史》

摘要：文章主要是介绍中国古典园林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对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价值。各个朝代的园林特点和发展趋势，隐逸文化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和对中国古典园林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封建社会；隐逸文化；私家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上古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中国古典园林完成了一个高度的发展，虽然我们很难找到明清以前完整的园林作品，但我们仍可以举出无数记述来证明它历史的悠久。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甚至包括寺院园林、书院园林、陵墓园林等等，都深受封建社会形态的影响。

上古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开端，我国园林起源时间很早，而那时还没有形成封建社会，但它仍具有当时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先人有着对原始的崇拜，他们筑灵台以观天象；建灵沼，类似于现在园林中的池；建灵囿、苑林，来养禽兽、植物。但所谓上古园林”实际上还很勉强，因为在当时的文化中，还没单独辟出园林这一枝，以后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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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代中期开始，建筑技术和建筑规划出现了明显的进步，所以进入封建社会后的园林的发展可以从这里谈起。原始崇拜的观念直到秦汉园林中仍时有显著的表现，然而另一方面，上古灵台灵沼之际那种沉郁神秘的原始压迫感却不再起主导作用。因为从这以前很久的周代开始，人们对鬼神的信仰程度就已有了不小的变化。艺术当然也要体现出殷周之际人们对鬼神态度的变化。所以，园林的性质由重在娱神转变到重在娱人。

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大局面既然对当时整个思想、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园林当然也不例外。各国诸侯竞修宫室苑台，以奢丽逸乐相高的时尚得以风靡。台榭苑囿的性质规模美学标准等与不久前相比，已大不相同了，几乎完成了享乐的手段。

春秋以后，园林以娱人为目的更成了基本的原则，此时园林与辟雍之类礼制建筑可能尚未分立，故仍在举行献囚、献功等国家重大仪式。但即使如此，这里仍时时充满了愜心的笑语和尽情的欢宴，而这些又无不是与宜人的宫苑景致联系在一起的。

不同时代园林中建筑的风格总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当时掌权人的宇宙观审美观的趋向，而这些在艺术中总要通过具体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园林这种三维空间的艺术对物质手段的要求则更为具体。在中国文化初级阶段，很难发现它在后世具有的那种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内涵。

秦汉宫苑之兴盛，这样大规模的造园活动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宫苑巨大的平面空间象征着帝国辽阔的版图，风格各异的宫苑集于咸阳象征着始皇囊括四海的气度，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建筑园林的象征性无疑是最辉煌的，而这正是秦代园林的特点。

在武帝刘彻时，汉代造园活动与汉代的国力同时达到极盛，西汉宫苑的代表——上林苑就是此时在秦旧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长安城的宫殿，仅长乐未央两宫就占了全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宫殿所占的面积可能在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

汉武帝时代的园林以其空前巨大的规模和新的建筑格局、山水组合形式，成为统一大帝国的

艺术象征。这为以后皇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时的帝王们虽然在尽力模仿着西汉苑囿的格局，但心里却都明白汉武帝的时代早已过去。规模上的窘迫并不是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全部内容。各式天然水体与人工水体组合相济关系之复杂，也与汉园质拙的风格迥然有别。这类手法对以后园林中山水体系千变万化的艺术技巧有着显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关键的矛盾关系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变得成熟起来，只有在这个背景上，才能真正认识此时园林的发展。

隋帝国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为封建文化的全面繁荣和成熟准备了条件。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遂使隋代宫苑出现了新的面貌。洛阳宫苑较文帝宫室更为壮丽；随东都园苑改变了文帝仁寿宫以建筑和原隰景观为主的面目，充分利用洛阳优越的水利条件和隋运河之便，大大发展了宫苑理水艺术，并在此基础上使皇家园林景观体系的格局趋于成熟。唐长安城除内苑和禁外苑，还有一处著名的园林区，即城东南的乐游原曲江池一带。其间建有“芙蓉园”“杏园”等皇家禁苑和青龙寺慈恩寺等大型寺院园林。曲江池园林在盛唐长安文化中是一个充满欢愉和骄傲的地方，“曲江畅游”“雁塔题名”“杏园赐宴”之类刘芳百代的盛举就都发生在这里。这一切都表现出盛唐文化特有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气质。

盛唐到中唐转变之迅速有些出人意料，但这转变又是那样折绝。中唐以后“壶中天地”的境界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了士人园林最普遍最基本的艺术追求。宋代以后的园林境界与中晚唐园林又有很大区别，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在于为了适应传统文化后期的发展趋势，满足它对意识形态新的要求。

宋代，特别是南宋，延续了中唐时期显露出的古典园林后期发展趋势，园林艺术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每一细部景观，都达到了极精美的程度。中晚唐以来的叠石造山之风至宋代达到高潮，宋人对艮岳的构山艺术有详尽的描述，艮岳以主峰为核心，以万松岭、南山等为从属的复杂峰峦群体。园林小品包括庭园和建筑中的小附属艺术品，宋代园林小品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其精美程度则为后世望尘莫及。

中国古典园林在明清时步入发展的末期，尽管明清园林中，北方园林与江南岭南园林气质不同，明代园林与清代特别是清乾隆以后园林风格的相异，但所有这些丝毫不能改变明清园林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基本位置及其总的发展趋势。如果把圆明园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皇家园林的代表，那么它的主旨也就可以用乾隆所题的四十一景之一“九州清宴”来概括，这四个字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皇家园林对大帝国的象征意义。然而，皇家园林在清代回光返照并不能最终改变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园林发展的趋向；但不论清代皇家大规模的建园活动与明代士人在“拙政园”中以高仅盈尺的小土丘象征海中三山相比，表面积上有多大差别，他们都同样表现着中国古典园林晚期的发展趋势，艺术上穷极变化的努力终于使园林面目日益猥琐不堪；“壶天”中的百般变幻本身亦走向反面，造园艺术被自己丰富的艺术程式所支配窒息。而日趋僵化；园林艺术体系的高度和谐完美走向反面，日益为急遽增多的庸俗与不和谐因素所充塞。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清代园林中出现了许多西式景观和装饰艺术，园林建筑艺术中的时尚是需素崛起的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施以普遍影响的组成部分之一。

每个朝代的园林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然而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在被人们所普遍认识与赞赏的私家园林，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其中联系两者之间的就是隐逸文化。

中国古代士大夫园林自魏晋兴起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对皇家园林寺院园林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中国士大夫园林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盛行不衰，还有田园山水诗与山水画在士人文化中长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构成“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知识分子的田园生活及其相关的艺术创作并非个别，但像中国古代士人园林在整个社会文化中长期地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则是十分罕见的，园林与那样众多的文化门类共同构成一个结构高度完整，内涵极其丰富的“隐逸文化”体系则更是绝无仅有。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就是统一的宗法大帝国和君主集权制度在秦以后的两千余年中始终延续不替，社会形态中的所有因素，都被始终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绝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这些特点是植根与经济基础这社会生活最深厚的土壤中。中国封建制度很早就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它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严密复杂的，无所不包的封建规范——“王制”，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中每一最细微部分，都只能作为整个集权制度所严格制约的一个环节而存在。正是因为在整个封建社会关系的链条中，士大夫阶层是连接皇权与“溥天之下”“率土之滨”的关键环节，离开了这个环节的控制，大一统宗法制度也就不复存在。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只有士大夫阶层因与皇权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体系都保持深厚广泛的联系，而可以同时兼备这两者代表的身份以调节它们的关系。因而荀子在《君道》之后紧接着有著《臣道》一篇，专讲士大夫“从道不从君”对于集权制度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合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臣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

这里所提到的“谏”者，即为那些“不用则去”的隐士，他们在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众多私家园林的主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对士大夫是绝对制约的，士大夫则有相对独立的意志、道德、人跟、情感、审美等。

园林既是士大夫隐逸的基本条件，也是隐逸文化全面发展的基础。明白了隐逸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古典园林高度发达的原因。

不断趋于完善乃至高度完善，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自我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局部的完善与体系的完善两部分，前者是指士大夫的宇宙观或人格观，不断趋于自身能量和条件所允许的尽善尽美；后者则是指宗法体系中的君、臣、父、子，思想体系中的儒、释、道，理学体系中的宇宙观、人格观、审美观、思维方式，城市建设体系中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庭院间一斋半亭的体量、风格，一座石桥偏转的角度，一段游廊萦回的缓急，甚至一件家具中的每一细小构件的比例、曲线等等。

中国的园林、山水诗、文人画、书法、宗教等众多的文化艺术，就其具体内容或技法来说，虽然有各自辉煌的时代，但就其思想和美学渊源来说，却无不要追溯到东晋。王羲之、谢安、顾恺之、陶渊明等人的名字甚至被无数后人视为人格和艺术上不可企及的思想境界，而园林艺术在东晋时期的巨大发展，就正是当时隐逸文化全面繁荣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离开了对整个中国封建文化发展脉络的把握，也就很难真正认识东晋园林和东晋文化的这一切现

象。隐士自觉地将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普遍融注到文化艺术各个领域中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领域与园林艺术的情况一样，其代表人物仍然是士人阶层的领袖们。

我们曾从许多角度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在盛唐实现了全面的成熟，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所决定，中唐以后士大夫的精神和生活越来越远地离开了汉唐恢弘的境界，这一根本性变化竟是如此不依人的意愿为转移，所有不论对世事的态度如何积极或者如何消极，都绝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它的制约。

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它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而中国古典园林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处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下，因此受封建社会形态的影响非常大。中国封建社会皇权至上，君主对园林甚至任何一个艺术文化领域都有着决定的作用。而正是由于封建社会的这种专制制度，使得许多在朝为官的士人选择了隐逸生活；中国古典园林中私家园林占主要地位，因此隐逸文化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虽然寺院园林、陵墓园林未提及其中，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典园林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

中国造园艺术以追求自然精神境界为最终和最高目的，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涵，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