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民主主义思潮

革命民主主义思潮

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是２０世纪初年中国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它产生、形成，进而走向高涨的历程给中国社会留下的印记是深刻的，影响是深远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

（一）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政治思想，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自甲午战后开始初步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在２０世纪初年又出现了发展高潮。与此相适应，中国民族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也随之成长起来，他们虽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但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他又有着要求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和解除封建束缚，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海外华侨资产阶级由于在外饱受欺凌而又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容易同情革命。这些均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提供了阶级基础。尤有必要指出，随着新式教育的推广，形成了新型知识分子群，他们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民族危亡和封建专制毒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对社会变革的情绪更为强烈。他们的出现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勃兴提供了主要载体。

其次，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直接刺激了这一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有增无减，侵略步伐大大加快，瓜分中国之议甚嚣尘上。他们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强行输入资本和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的灾难空前严重。在“保全主义”的名义下，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争夺，中华民族处在危急之中。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历史任务。它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起来进行斗争，“天下爱国志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亡，思有以挽回补救之策。”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腐朽设落的清政府为了自己的私利，对国内人民的压迫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对外则出卖利权，妥协投降，尤其在２０世纪之后，它更成了“洋人的朝廷”。清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它也就成了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为了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在２０世纪改弦易辙，进行维新新政和“仿行宪政”的改革，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进步势力的成长，刺激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二）中国近代革命民主义思想的产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的革命思想形成为起点的。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后，孙中山开始萌生反清革命思想，到１８９４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深受刺激，终于建立了兴中会，确立了反清革命思想。同时孙中山的战友邓荫南、杨鹤龄、陆皓东、杨忂云、谢赞泰、郑士良等人也初步具备了这种思想。此时出现的革命思想还不完善，而且只是存在于少数几个革命者的头脑中。但兴中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使它具有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这一思想显然不同于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维新变法思想，表明一种政治思想——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在中国产生。

这一思想在２０世纪初年发展成为一股强劲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

１９００年自立军起立失败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促使更多的人产生革命思想，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转机。一些维新派人士转变立场走向革命，这其中尤以郑贯一、秦力山、沈云翔为代表，此外还有早先转变过来的章太炎等。他们创办报刊发表文章大力倡导革命，鼓吹颠覆满清政府，宣传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并开始批判保皇派。１９０１年后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而出现的新知识分子群，思想也处于变动之中，由于接受西式教育，他们内心的理想已不再是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盛世。虽然此时只有少数人思想中萌发民主革命意识、绝大多数人把中国资本主义希望寄托在康梁一派的“君主立宪”方案上，但由于对满清专制的痛恨，他们都很容易同情革命。因此这股力量为孙中山等革命人士推行革命提供了潜在的动力。这一时期国外留学生和国内学生界都掀起了广泛的爱国运动，

并出现了带有革命倾向的爱国团体和刊物。如国外的留学生运动，和在国内掀起的“学界风潮”；国外东京留学生成立的国民会、各种同乡会，国内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国内外知识界创办了《国民报》、《湖北学生界》、《直说》、《游学译编》等刊物，等等。这一系列的爱国活动对当时的知识青年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为他们接受民主革命思想打下了基础。

１９０３年，紧接着拒法运动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这次运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勃兴的转折点。通过拒俄运动，相当一部分激进的留日学生从基于爱国而追随康梁改良派的思想倾向中走向革命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在国内处于专制高压的新型知识阶层深受《苏报》案的刺激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由此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

革命宣传阵地大大扩大。海外用港澳等地革命刊物急剧增加。除了学生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说》、《世界公益报》、《二十世纪之支那》等等外，孙中山等革命派在美洲、南洋等地也创办了一批革命刊物如《檀香山新报》、《大同日报》、《仰光新报》等。国内在《苏报》案后又涌现了一批传播革命的新刊物如《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黄帝魂》、《觉民》、《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学生世界》、《俄事警闻》等等。革命传宣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资产阶级民革命宣传家，如章炳麟、邹容、陈天华、杨笃生、郑贯一、章士钊、刘光汉、秦力山、马君武、柳亚子、吴弱男等。他们之中如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先后发表了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訄书》、《最近政见之评决》、《警世钟》、《猛回头》，等著名革命书籍和文章。随着革命思潮的勃兴，革命团体也不断涌现如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江西自强会、安徽岳王会、贵州的科学会、云南的誓死会。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更推动了革命民主主义这股思潮的发展。

这个时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理论探讨和思想宣传方面，与早期相比有了巨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号召“革命排满”。在这一时期的革命书刊和革命团体的宗旨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派对“革命排满”思想的阐述比以前要大胆明白，他们对清政府的攻击从“务为蕴籍”而到“辞多姿肆而无所回避，”明确号召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他们深刻认识到民族危亡已到严重关头，揭露帝国主义是不顾天理，不讲文明，不依公理的强盗主义。同时他们不相信腐朽的清政府有承担挽救民族危机的能力，认为清政府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处处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的“洋人的朝廷”。特别是俄国入侵东北，清政府对俄妥协一事，使广大中国人认识到清政府连一向奉为神明的发祥地“都不可保”而“望其保人，已不可得。”正如《新湖南》说：“日日安坐而望满政府，则亦日日安坐而就屠割。”为了改变这种危局，他们一般认为只有建立民族民主的国家，给人民权利，才能使国民起来抵抗外国侵略，而这就不能不倾覆满政府。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这一时期革命宣传家对革命事业作了激动人心的赞美。如邹容在《革命军》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议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革命者，废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对于中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也对革命赞美备至，写道：“……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对革命寄予厚望，指出中国的出路在革命，只有流血革命，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二是倡言民权，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纲领。“民主共和”是这一时期革命派的另一个中心口号，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广泛译介了西方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