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考研复试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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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航天行业工作了十三个年头。原本以为做些自己喜爱的事、做些对集体有贡献的事、做些对国家有价值的事，是自己人生理想的完美体现，也是自身价值的具体实现。然而，在经历了多年走南闯北的坎坷与磨难后，终于悟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做事实在不易、做人大不相同。为了对得起自己往日的付出，为了唤起人们更多的思考，在这里，我将真实地记述我那充满曲折而又有些悲凉的航天经历。

一场彻底败诉的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终止了我的航天事业。作为仲裁的申请人，我在二○○七年九月，向江苏省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出了人事争议仲裁申请，目的是维护我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南航）工作期间的合法劳动权益。

我是在二○○五年九月到南航工作的，经过短时间的工作磨合，开始负责学校微小卫星项目的技术工作。

时至今日，尽管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仍然认为这是南航做出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正确决策，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相对较小的代价，促进学校航天学科和专业的发展，拓展学校与国内外航天部门的合作，使学校尽快具备参与国家航天科研活动的能力。

卫星研制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相关科研单位的积极配合，也更需要领导的直接参与和正确决策，否则一切美好愿望也只能是付之东流。

也许工作的进展实在不如人意，南航负责卫星项目组织实施的高新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高新院）的副院长在二○○四年底辗转与我取得了联系，表达了希望我参加卫星项目的愿望。研制卫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名利双收，学校内部已得先天之利者不会轻言放弃，垂涎三尺者也会跃跃欲试，研制工作不陷入山穷水尽，实难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我这样的局外人。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寻求发展机遇的技术人员，尽管面临极大的风险和压力，我还是欣然决定接受人生的又一次挑战。不过，一直经过了九个月的漫长等待，我才真正开始在南航的工作。

时间在等待中过去，工作在等待中延误，卫星项目也在等待中陷入了被动。在中国，这样的责任很少有人言及，这样的责任人更是无从追究。

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曾三次接受邀请自费来到南航，介绍我过往的卫星工作，座谈对微小卫星的技术看法，还为南京军区干部培训班做了《空间技术的军事应用与实例分析》的专题讲座。虽然每一次这样的交流都有助于增进了解，但也隐含着潜在的职业风险，随时都在考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工作伊始，我接

手的唯一资料是由南航六、七位教授，历时一年半，花费了三十万元研究经费完成的一份卫星项目校内立项建议书。总计二十九页的报告，版式混乱、文法不通、语义含糊，除了对项目意义和任务做了些不着边际地空洞描述外，非但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参考价值，反而给后续工作带来了不尽的干扰。

由于中国航天行业特有的封闭性，在当时，我或许是南航改变卫星研制状况的唯一人选，但我却从未想到利用这种有利形势谋取任何非分利益。相反地，在等待的过程中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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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的工程研制必须依靠航天系统相关协作单位的鼎力支持。

项目初期，南航有过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一个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研究院，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决定共同投资，联合开展微小卫星的工程研制。在我负责项目技术工作后，为了使合作从原则落到实处，曾经先后七次专程前往北京向合作方汇报项目的进展情况，协调方案的设计细节，双方技术文件的往来多达十余次。即便在明确得知对方合作经费不会到位、合作内容无法落实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维系这种形式上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只是因为高新院领导对合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直采取回避和推诿的态度，而损害双方高层领导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又是我个人无力承担的责任。经过一年多的无谓消耗，这种务虚形式的合作自然地解体了，但已经给卫星研制工作造成了太多的负面影响。

卫星项目的另外一个合作单位是江苏省内的一所大学，在南航的经费支持下，负责卫星有效载荷的研制任务。虽然这所大学具有一些专项技术储备，但缺乏研制卫星产品的工程经验。南航原本在航天领域就是一片空白，本应通过与行业内相关单位的技术合作缓解卫星研制的压力，但选择的两个合作单位不仅没有为卫星研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反而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南航卫星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的精力和时间。

如果说与北京方面的合作还是出于校企联合的良好愿望，那么与江苏方面的合作完全是基于高新院领导的个人意愿，既没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也无助于推动项目的开展，其中原由连我这个局内人也不甚明了。

我在南航持续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卫星技术方案中采用的产品落实研制单位，协调产品的技术要求。事实上，没有产品支持的卫星方案不过是纸上谈兵，尤如无根浮萍虚无缥缈。一年多来，我带领项目组的技术人员先后与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洛阳、哈尔滨、济南等地十二个在行业内有资质、有信誉的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与

每一个合作单位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的技术协调，基本确定了卫星的技术状态。考虑到这些工作都是在南航没有向合作方支付任何经费情况下完成的，取得的这些进展实在是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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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前期准备工作，在二○○六年七月，南航正式决定投入三千万元经费开展微小卫星的工程研制，并组建了卫星项目的行政指挥系统和技术队伍，南航校长担任项目的总指挥、一位副校长担任项目的常务副总指挥，高新院的两位领导担任了项目的副总指挥，具体负责项目的管理工作。我被任命为项目的总设计师，全面负责卫星的技术工作。
由于卫星研制工作的特点是系统组成复杂、专业门类齐全、协调内容细微，对于一个人才储备贫乏、技术基础薄弱、没有任何卫星研制经验的大学，研制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为了推动卫星项目的顺利开展，经过学校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学校特别颁布了《关于加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微小卫星研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在原则上明确了参研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关系。令人失望地是，由于高新院领导狭隘心理的作祟，《若干意见》中没有任何一项内容得到了落实，明文规定的项目总设计师负责制也是形同虚设。 技术队伍从最初几位教授组成的课题组，到学校正式任命项目的总设计师和四名副总设计师，再到由我带领几位年轻教师和提前留校工作的博士研究生承担主要工作，组建的过程历尽了波折。几位副总设计师，原来都是课题组里的核心成员，参与意识很强，责任意识极差。有的公开声称不做任何具体工作，有的私下表示不做无利之事。这些人的存在不仅没有为项目做出丝毫贡献，反而妨碍了项目组里年轻同志的工作自主性。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不正常工作状态，高新院领导却是熟视无睹、袖手旁观。为了推动工作的开展，我只有下决心摆脱教授们对项目的干扰，义无返顾地发挥起年轻同志的作用。这种做法无疑把教授们排除在了项目运作之外，不可避免地招惹了教授们的众怒。
对于卫星研制而言，项目的规范管理极其重要。为此，我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高新院领导要求，制定一些必要的项目管理制度。也许制度的存在会限制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妨碍领导随心所欲的言行，就是这些对科研活动进行自我约束的合理建议也从未得到领导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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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南航的工作极其艰难，但仍然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绩。
在二○○五年三月，学校为了赢得国内航天工业部门对南航卫星项目的理解和支持，安排我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领导们汇报南航卫星的任务定位、

设计思想、技术指标、总体方案及研制进展情况。虽然我无从知晓会后领导们的意见，但通过间接渠道得知，领导们在返回北京后立即召集会议，明确要求下属相关单位，尽快开展相应的卫星研制工作。这种侧面的快速回应也算是对南航卫星工作的正面肯定吧！
为了实现卫星工作从方案设计转入工程研制，发现、修正和完善方案工作的不足之处，在二○○七年初，我书面建议项目指挥系统，正式委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对南航微小卫星的方案设计工作进行全面的技术评审。二○○七年四月初，南航微小卫星的十五份、总计六百余页的方案设计报告在北京接受了来自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单位二十五位卫星技术专家的开放式技术评议。评议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也许可以用来衡量南航卫星工作的成效，那就是南航卫星的方案设计工作已经全面超过了国内一所重点航天院校卫星项目的同期水平。有一点值得特别强调，除了项目组人员的常规工资支出外，在一年半时间里，南航卫星方案设计工作的直接经费开支约为十五万元，主要用于支付项目组大约一百五十人次的出差费用。
在安排评审过程中，高新院的领导曾经三番两次地请求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派出专家到南航讲学。在卫星项目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的现实面前，讲课这样一种缺乏针对性，耗费时间的学习方式必然会严重干扰项目的工作安排，影响卫星的研制进度。好在作为一项重要的评议结论，专家们一致表示，南航已经基本掌握了卫星设计的原理和方法，无须再以讲课方式推动卫星工作的开展。尽管如此，就在我脱离卫星项目工作之后，讲课与听课还是热热闹闹地成了项目组一段时间的工作主题，极度紧迫的卫星研制工作被完全搁置到了一边。
按照计划，南航微小卫星将于二○○八年六月搭载发射。这就意味着，在评议工作结束后，南航毫无退路地必须在十五个月内完成卫星的工程研制，否则不仅功亏一篑，而且名利两空。就是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高新院的领导仍然不顾项目技术系统和合作单位的强烈要求，顽固地拒绝开展实质性的商务洽谈，不仅丧失了对外合作的主动性，更导致研制工作陷入了绝境。对于动辄数百万元的卫星产品研制合同，谨慎从事当属必要，但在毫无原由的回避、毫不作为的拖延面前，实难窥视高新院领导的真实用意。
有鉴于此，尽管卫星方案设计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我最终还是主动提出辞去卫星总设计师的职务。就我个人而言，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只是无奈的，也是面对责任时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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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做人之道不尽相同，但为了做

好一件事、做好一件困难的事、做好一件困难重重的事走到一起的人们，在做事的态度上总该有些一致之处吧？为了宣扬自己，也为了剖析他人，更为了揭示社会一个角落的现实，我再以人为本，追忆一些在南航工作期间的人与事。

在我刚到南航的时候，学校人事处为我准备了一份为期三年、年薪八万元的聘用合同，由于合同的内容远不能反映我将要付出的劳动，被我当即回绝了。终究是经过了半年多等待的煎熬，也为了避免落入斤斤计较的俗套，我主动提议，先与学校签一个半年的短期工作合同，待合同到期后，双方再不受约束地协商后续的聘用合同。这项对学校不无益处的建议被采纳了，但我的月工资却改定在了四千八百元，据说这是南航副高职人员最高档次的工资标准（以后再谈我的职称问题）。想不到，就是这么一个临时性建议，还开创了南航人才引进的一个先例。现实社会中，人们多是在谋取最大限度的直接利益，但我出于自负的本性，不仅继续承担了不确定的职业风险，而且还失去了眼见到的经济利益，实在有些愚不可及。
半年过后，学校人事处会同高新院开始与我协商后续的工作合同了。或许是工作效率的低下、或许是繁杂事务的干扰、或许是在等待学校相关人事政策的出台，又过了半年时间，才终于形成了各方一致认可的《×××聘用备忘录》（以下简称《聘用备忘录》）。又是由于我的工作繁忙，一直到了二○○六年底，我的人事档案才按照学校人事处的要求转到了南航。接着又是几个月不知原由的拖延，最终，我在南航这种不确定的工作关系引发了一场人事争议仲裁。
两年来，我到西安不曾目睹过兵马俑、到洛阳不曾拜访过白马寺、到苏州不曾欣赏过拙政园，每一次出差不曾有半日的闲暇，每一次协调不曾有片刻的安宁。人云，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又有几人知晓，我也曾有过三次回沪而未入自家门的经历？出差补贴全无、加班时间不计、手机费用自理，这些就是我在南航作为卫星总设计师的真实生存状态。选择这一切、接受这一切、忍受这一切，也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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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在南航的工作，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南航高新院的院长、卫星项目的副总指挥。为了便于叙述，在这里姑且称其为L院长吧。
L院长在南航是个风云人物，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得者，江苏省的劳动模范。虽然我无从知晓在这些光鲜外表下有多少真实的内涵，但从两年来的工作接触看，L院长不过是时下庞大学术官僚群体中的一员，不学无术、无所作为、好出风头、利欲熏心。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对我的尖刻言

词嗤之以鼻，甚至冷嘲热讽，但实话就是这么令人沮丧。
实际上，南航微小卫星项目一直是由L院长主管的。也就是说，那份被我视为无物的立项建议书就是在L院长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这就难怪在我刚到南航的时候，L院长居然还不知道在卫星研制中还有卫星总体这么一项非常重要的专业工作，晕得我几欲拂袖而去。
每周一次的工作例会是我在负责项目技术工作后形成的一项工作制度，既是项目组唯一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研制工作的重要手段。这样的会议本该由L院长亲自主持，结果却演变为由我主导的工作协调会，只能关注于事务，难于做出决策。每逢开会，L院长有时是有请才来，更多时是有请也不来，来则泛泛而谈，实实在在地成了高高在上的领导者。
每逢项目需要做出决策的关键时候，L 院长总是对下拖延、对上推诿，回避承担任何直接责任。按照卫星研制的正常程序，当卫星方案确定、技术要求清晰、合作意向明确以后，只有签订了研制合同，相关单位才会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产品的研制。L院长一方面把合作谈判的权利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另一方面却又毫不作为的拖延，致使原本极其紧张的卫星研制进度变得雪上加霜。也正是因为L院长的无所作为，在学校《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及的急需科研人员的聘用政策和条件待遇一直没有任何体现。项目组里硕士毕业的年轻教师每月平均只有二千元的收入，何谈敬业与献身，又怎样保证卫星研制的质量与进度。
L院长好出风头的本性简直有些愚不可及。记得有一次，我和L院长等几个人一起到一个单位。我在明确表达了合作的意向之后，婉转地表示了学校自筹资金开展卫星研制的特殊性。对方单位的领导立刻领悟了我的用意，立即表示与南航的合作不在于谋取经济上的利益。没成想，L院长在随后的讲话里，却有意透露项目组正在北京申请一个经费总额一千万元的科研项目，这个连我都不甚知晓的消息立即把我置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在很多场合L院长都表示要亲自到每一个合作单位看一下。这样的想法不管是出于对项目本身的负责，还是为了展示手中的权利，都还无可厚非，但时机选择不当却会妨碍工作的开展。有一次，我和两个技术人员刚从一个单位出差回来，L院长就急迫地要去这家单位拜访，几经联系、几度周折，L院长终于如愿成行了。在连个空心汤团都不曾给对方留下后，项目后续的协调工作又该怎样维系呢？实际上，在南航开展卫星的对外协调工作是极其艰难的，不仅是由于南航在航天行业尚无资信可言，还因为南航从未向合作单位支付过任何形式的研

究经费。在我看来，这些单位都是义务地帮学校的忙，帮卫星项目的忙、帮我自己的忙。
回头想来，促成我不得不离开南航的每一桩事情后面都能看到L院长的影子。倘若利欲熏心不是我的无端猜测，那就一定是L院长屡试不爽的发家手段了。当卫星的方案设计基本完成、研制工作基本落实、方案评审基本通过的时候，也就到了L院长应该出手的时机。就在我把辞去卫星总设计师职务的报告交到高新院的当天，L 院长就急匆匆地飞赴北京向南航校长请示旨意去了。没过多久，L 院长如愿以偿地兼任起了卫星的总设计师职务，手里又多了一块可以任其分割的蛋糕。
不学无术也好、无所作为也罢，好出风头也行、利欲熏心亦然，不过都是个人的不端品行，也还不足挂齿。倘若这样的言行影响到了一个集体的前途、影响到了一个项目命运，影响到了一个学校的声誉，总会有所顾忌、也该有所追究吧？事实正好相反，就在二○○七年五月，想必是由于在卫星项目上的卓越贡献吧，L 院长被提拔为南航的校长助理了。不知L院长还能一路走向何方？
我的离去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L院长本应从我在南航的两年工作中寻找推卸责任的托词，但却非法地利用了我转到南航个人档案中的不实之词（以后还会谈及这个问题），不择手段地扩散损害我个人名誉的言论。对于这种违反党纪国法的丑恶行经，我已严正要求，也正在期待南航领导做出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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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博士是L院长为国家培养的上百名硕士和博士中的一个，在二○○六年底通过论文答辩，来到高新院参加卫星项目。Z博士的工作热情很高，只要项目中有需要开展而又无人负责的工作总会抢着承担。由于项目组人员的突然变动，Z 博士开始负责卫星的结构设计工作。为了确保方案设计工作的进度要求，我曾经耗费了不少时间、想了不少办法，协助Z博士完成了卫星结构的方案设计报告。可以说，在踏上人生舞台的第一个台阶时，我是有恩于Z博士的。
事与愿违，Z博士竟是我在南航工作期间唯一公开交恶的人，也成了我离开南航的直接诱因。就在卫星方案经过评议后，Z博士提出前往北京做技术调研。原本只要一天的工作，Z博士却耗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是一个在项目工作中从未发生的严重事件，项目指挥系统本应对此进行严肃处理，结果却是无人问津。接下来，Z博士又继续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在北京滞留了一个星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在每周工作例会上对Z博士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会后，当我在L院长办公室商量其它工作时，Z博士竟然冲了进来，对我进行了歇斯底里地言语攻击，并在我欲

转身离去时对我进行了直接的身体攻击。尽管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做出针对Z博士的任何言行。
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后，我当即要求高新院领导做出严肃处理，此时L 院长却声称没有看清发生在自己办公室里的事情，需要调查后再做决定，并煞有介事地立即要求高新院的副院长了解整个过程。幸运地是，当时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两位老师，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最后，L院长竟然试图以Z博士向我私下道歉这样轻描淡写的方式了结此事，被我理所当然地断然拒绝了。一个由南航培养的博士，留校工作的年轻教师，工作见习期未满，就有章不循，还公然撒野耍横，却能被领导姑息和包容，足见一个大学在育人之策、用人之道上已经沉沦到了怎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