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政治讲座

时事政策与教育政策的讲座稿

——我国中学教育政策百年历程

尊敬各位老师们、同学们：

你们好！今天我主讲的内容是我国中学教育政策百年历程。

我国从夏朝起就有了学校,从宏观教育管理的角度看,西周时期,始设专职教育行政官员。到了汉代,中央主要是太学,由太常统管;地方是郡县学,由地方行政长官主管,逐步设置学官,形成了一整套教育管理制度,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政策。隋唐以后,设国子监统管中央直属学校,最高长官称“祭酒”。地方府州和县两级学校,则由长史统管。宋、元、明、清各朝,中央主管学校的部门,基本承袭隋唐,而地方各级主管学校部门的名称及治理方式,则有渐变。其中,中学作为教育的一种组织形态却只有百年的历程。本次讲座稿从五个时期,即产生与草创时期、重建与发展时期、“文革”时期、拨乱反正时期和深化改革时期对普通中学教育政策的回顾,侧重以回顾普通中学的办学政策为脉胳,反思20世纪后半期我国普通中学的办学体制改革政策的得与失。

一、中国中学教育政策百年历程回顾

(一)产生与草创时期(清末—1949年)的教育政策

我国古代历史上没有中学的名称。自清末随着我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才出现中学名称。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上海南洋公学,分设四院,其中中院则相当于中学堂。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中学办学组织机构。1898年在奏定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规定了学堂为三学段,分别称为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这就是我国正式使用中学名称的开始。

1902年清朝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以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对我国近代教育体制和办学模式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学校制度方面,把学校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分别制定了各级学校的目标、年限、入学条件以及相衔接关系。辛亥革命后,教育部陆续公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在学校制度和办学模式上主要是仿效日本,“五四运动”以后又仿效美国。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改中学堂为中学校,修业年限改为四年。1922年又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实行新学制(即壬戌学制),规定中学学制为六年,初、高中各三年。高中分设农、工、商、师范等科。西学渐进,我国也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私立学校。据1931年教育部编《全国公私立中学名称及分布情况》统计,当年全国中学中,私立学校占36. 88%,公立学校占63. 12%。这说明我国在中学办学体制上,已初步形成公私并立的格局。

在这一时期里,首先是清政府建立了系统衔接的学制,其中也确立了普通中学的办学模式,同时还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通中学的管理机构,如学务大臣下分设普通司,在普通司下又专设了中学科。其次,民国时期,注重教育政策推行,如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学校令》等一系列政策。这些在我国教育行政史上具有重大开创意义。

(二)重建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教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开始接管并逐步改造了旧中国留下的学校。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规定普通中学学制为六年,初、

高中修业年限各为三年。在改造旧教育、公布新学制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52年颁布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学由省、市文教厅局遵照中央和大行政区的规定实行统一领导,其设立、变更、停办要报大行政区文教部备案,并转报中央教育部备查;省文教厅于必要时得委托学校所在地的专员公署、省属市或县政府领导。各级政府业务部门所办中学的设立、变更、停办,要分别报中央教育部备案,或由同级文教行政部门转报中央教育部备案。其日常行政由各主管业务部门领导,有关方针、政策、学制、教育计划、教导工作等事项受所在省、市文教局领导。1954年,政务院在《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的指示》中规定,中学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即省辖市内的中学由省辖市管理,县(市)内的中学逐步做到由县(市)管理。1963年,中共中央转发《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总结研究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对中学的领导和管理体制作出了“全日制初级中学一般由县、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管理,也可以委托所在专区(市)或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全日制高级中学和完全中学一般由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管理,也可以委托所在专区(市)或县(市)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全日制中学的设置、停办或迁移,由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批准。”由此可以看到,这一阶段主要加强了条条的领导。我国解放初期逐步形成单一的普通中学的办学体制,首先是受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变革的影响,因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校教育体制,进而决定了必然要实行由国家大包大揽,统一办学的单一的办学体制;其次,新中国刚刚从旧中国脱胎而出,为了割断学校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党和政府必须加强对旧教育的彻底改造,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政策,积极采取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政策,并对政治上反动的私立学校进行接管、代管乃至整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重大积极作用的;其三,由于解放后在教育上片面强调向苏联学习,照抄照搬苏联的办学模式,也是导致我国普通中学的办学体制单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时期的教育政策

从整个教育政策上分析,一是党和国家正确的教育政策被严重扭曲,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极大偏差;二是同时在极“左”路线指导下,也出台了一些极左的教育政策。“文革”完全歪曲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教育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1966年5月7日,毛泽东主席审阅了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林彪,信中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即为《五七指示》。此后,各地大、中、小学全面展开军训工作。军训团进驻学校,进而开展革命大批判,成立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将学校教导、总务等机构,改为政工、教育革命、后勤等组。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将师生统一按班、排、连、营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兴起“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等做法。1971年4月,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编造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对“文革”前17年的教育做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即教育路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