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

李埏

【内容提要】《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季年，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载。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关键词】《史记》；中国古代；时代特征；商品经济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记述商品经济者极为鲜见。《史记》有《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它的产生当然首应归功于太史公的天才卓识，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时代的赐予。没有时代提供素材，那么太史公的如椽大笔也不可能写出《货殖列传》那样的瑰玮篇章。因此很有必要参看一下它的时代背景。

一、《货殖列传》所覆盖的年代

《货殖列传》是一篇列叙人物的传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明说，《货殖列传》写的是“布衣匹夫之人”，因此，其所列叙人物从事货殖之年就是它覆盖的时代。它列叙人物又是以那些人物的时间先后为序的，所以它的始、末年就是最早和最后见于“传”中者。

这样说来，最早见于《货殖列传》中之人是齐国的太公望，那么《货殖列传》是不是始于西周之初呢？不是的。上引《太史公自序》就已明言选取人物的标准和范围是“布衣匹夫之人”，太公望不属于此。依此标准，不唯太公望不是首选的，管仲也不是。他们是统治者，他们曾制定有关货殖的政策和法规，但不是亲操货殖之业的人。计然也不是第一人。“计然”是一个人，还是一部书，尚未能决。（注：先师钱宾四先生所著：《先秦诸子系年》据晋人蔡谟之说，谓“计然”为范蠡所著书名。孙开泰君则力辩其为人名而非书名。）即令是一个人，那也只是个市场管理的理论家，而不是从事货殖之人。正式选取而为之立传的第一人是陶朱公，即范蠡。他曾为越王勾践的谋臣，但他从事货殖之始即已彻底抛弃官僚身份，“变名易姓”，转变为一“布衣匹夫之人”。此人当是《货殖列传》中太史公为之立传的第一位货殖者。他离开勾践始事货殖之年，为公元前473年。

《货殖列传》中名次亚于范蠡者为子贡。子贡为孔门高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少孔子31岁。假若依照《礼记》“二十而冠，始学礼”之说，那么他师事孔子之时，孔子已年逾知命，进入暮年了。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即勾践灭吴前6年，年73岁。这样，孔子说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初年，可能略早于范蠡去吴适齐之年。子贡和范蠡实为并世的货殖者。《货殖列传》的时代当是自他们始，模糊一点说，那就是公元前5世纪初叶。

至于《货殖列传》时代止于何时，那是很明确的，止于汉武帝朝。太史公大约卒于

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注：据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史记》成书当然在此之前。至于《货殖列传》于何年搁笔，不可考。鄙意以为它的内容可能止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杨可告缗之时，说详后。杨可告缗结束了《货殖列传》的时代，要写已无可写的了。

如此说来，《货殖列传》的时代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初的春秋季年，讫于前2世纪末的武帝元鼎年间，历时约四百载。

二、《货殖列传》时代的特征

这四百载作为一个时代，一个经济史上的时代，有些什么特征？下面试略述之。

第一，这是一个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工具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充当革命的中军主力的是铁器，所以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恩格斯指出，“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它“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3页。）他又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9页。）我国自来以农立国，就更是如此。铁器的革命作用当然表现于各行各业中，不只是农业，但以农业中为最大，影响最为深远。何兹全著《中国古代社会》说：“铁农具的出现，是农具史上的革命，也是耒、耜形制和使用上的革命。铁，使耒耜合一，由两种农具合为一种农具。”那就是犁。我在农活实践中认识到，铁犁质坚而重，能深入土中，人力小，难于牵引，必须配以更大的动力，乃便运作。牛，力大而驯顺，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最佳的役畜。因此，铁犁牛耕配套出现于史。上引何著第121页指出，“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力的一个飞跃发展。这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就是春秋战国之际。铁器的使用，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春秋战国之际，很多森林、池沼地带被开发出来变成良田，各国人口大量迅速增加，所有这些都和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铁农具的使用、耕牛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论断与实际相符，是完全正确的。

上述农业生产工具的革命有待于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为之先驱。不言而喻，铁犁之类的铁农具，农民是不能耕且为的，必须手工业提供，所以手工业的进步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这个时期的手工业进步情况，治先秦史的学者多有共识。例如杨宽教授的《战国史》便言之綦详。秦汉，较之战国又更进一步，出现了许多民营手工业的大企业家，如《史记·货殖列传》所选载的猗顿、郭纵、寡妇清、程郑……诸人便是。

总而言之，这样一个时代不唯前古所无，即汉武帝以后千年之久也是不曾有的，因此可以说，上述农业、手工业的飞跃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第二，这是一个社会大分工突飞猛进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使分工发展。依照恩格斯的理论，人类社会在早期的历史上有过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第一次是农业和牧业的分工；第二次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第三次是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1页，第163页。）这三次社会分工，在我国古代都已经发生。第一次的农牧分工，很早就已出现，后来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分工：北边主要为牧区，黄河、长江等流域则为农业地区。第二次的农业和

手工业分工也早已出现了。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千年左右，今甘肃的广河县齐家坪已有冶铜手工业。（注：参看《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降及商周时代，青铜冶铸高精的技术令人惊叹。这样的手工业不和农业分工，不专业化，是无从进行的。不宁唯是，他如制漆、髤染、刺绣、陶冶……，也是有待于社会分工，方能善其事的。这些情况说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古人早已有之。但是为什么农业一直逗留在使用耒耜之类的木石工具阶段，迟迟未能同步发展呢？这是因为生产关系的阻滞，政治制度的束缚。古代的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叫做工匠。工匠是完全由官府控制使用，没有人身的自由。奴隶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都与外界隔绝。官府的作坊实质是一些牢狱。因此，他们以及他们掌握的生产技术几乎与外部世界绝缘，对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未能起到巨大影响。到了西周末造，王纲解纽，统治松驰，工匠及其技术才稍稍流入民间。民间蕴蓄的潜力是巨大的。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出现“百工居肆”的局面。铁，也能冶铸了。从冶铸青铜器进到冶铸铁器要突破升高炉温的瓶颈难关，工匠也把它突破了。进入春秋以后，铁器逐渐流入农村，使农业生产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农业生产发展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深化而扩大了。于是不能不导致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城市手工业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帛”，农民也有了用以“易械器”和手工业品的商品。交换日益扩大，农工之间，百工之间，都需要交换，所以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正如恩格斯说的，“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66页。）这个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春秋时代已经有所发展，到战国，也即是到《史记·货殖列传》所述时代之初，达到了完成的阶段?。商人，亦于此时形成一个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货殖列传》的“货殖”一词不仅指专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也包括从事手工业生产而兼售自己产品的企业家。以现今划分阶级的准则来说，那就是工商业者。《货殖列传》对我国古代第二、第三两次社会大分工及分工后产生的代表人物作了很好的反映。

《货殖列传》一开篇就对当时的社会大分工有所论列。它首先指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各有特产，钢铁则山出棋置。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但人民只有“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方能获得。更引《周书》以明其重要，“《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屡不出收财匮少。’财匮少则而山泽不辟矣。”太史公最后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些话言简意赅，把三次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功能都包含进去了。“商而通之”就是说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没有这一分工，没有商人任交换之事，那么农便不出，工虞商便乏其食；虞不出，则工无原料而乏其事；工不出则，农商虞无械器、无舟车而三宝绝了。在以上引文里，太史公用了一个“通”字和一个“绝”字，最能说明因分工而发生商品交换的关系。“通”是商品流通，“绝”是商品不流通。我们知道，产品一经交换就成为商品；商品交换须货币，货币一旦作为交换之媒介，就成为商品流通。《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太史公自序》说：“维